30年的分离，终于迎来了海外游子。我们是在北京相见的，在那45天里，我们和其他恩爱的老夫妻一样，手挽着手，游遍北京和天津的名胜古迹，夕阳西下，我们也在微风中散步……我总想，有这么一段美的日子，再苦再累也值得。其实，我是早知道他的不忠的，但是……

采访对象：李王毓瑛
性别：女
个人档案：现年83岁，因为丈夫的遗产纠纷，于2003年10月6日从天津抵达多伦多进行诉讼。
记者：薇尘
采访时间：2003年11月4日

关于这起老移民李道能过身引发的中加两妻室遗产争端，本报曾在第85期头条刊登。当时，李王毓瑛的两个儿子正在极力争取母亲赴加应诉，其间颇费周折，最后希望总算从渺茫中探出头来，在枫叶烂漫的季节，83岁的老人终于踏上了丈夫生活了几十年的这块国土。

在地铁站附近的一个MALL里，我见到了由儿子陪同来的她。我的第一感觉是很吃惊，真的，我没有想到这是位风度极好的老人，可见年轻时的美丽。她满头鹤发，面目祥和，很难想象曾经饱经50多年的沧桑。她握着我的手，温热的感觉，像位慈祥的老奶奶。

踏上加国的老人李王毓瑛和儿子李光绪在尼亚加拉瀑布

还是先从我自己说起吧。我是在日本出生长大的，父亲经商，家道殷实。由于受过良好的教育，再加上在父母的爱护下，那时候天真浪漫的我

对自己未来的爱人充满了美好想象。1937年，17岁的我随父亲回国参加一位远方亲戚的婚礼，在山东烟台。没有想到，竟然喜上加喜，我的姻缘也因此缘定。

在一个亲戚的介绍下，我认识了丈夫李道能，他那时还在读大学，比我大5岁。他英俊诚恳，我们几乎是一见钟情，认定对方是可以终身厮守的伴侣。看到我们两情相悦，父母帮我做了一个最大的人生决定，留在中国，成为李家的媳妇。1938年秋天，我和李道能正式拜堂成亲，结为秦晋之好。按照当地习俗，我们的婚礼由当地德高望重的长老亲自主持，并将我们的婚姻记载入册于当地日志，同时自然也登记在李家祠堂的家谱上。那年我18岁。

1949年前的李道能和王毓瑛在天津

于是，一夜之间，我从一个在日本过着悠闲生活的少女，转变为人媳、人妻。说实话，在此之前，我就是一个娇小姐，连自己的生活都要父母照顾，几乎没干过家务。不过，我虽然是受的日本教育，但和中国女人一样有坚忍的性格，而且因为爱丈夫，我宁愿过艰辛的生活，愿意伺候公婆、服侍丈夫的饮食起居。

那时候生活很艰苦，我还记得那年的冬天，大雪不断，冰冷刺骨，但是家里的取暖方式又根本不足以御寒。举个小例子，那时候洗碗，用冻得红肿的手把刚洗过的碗放到石板饭桌上时，碗就会迅速滑到桌边，并立刻被冻住了。那种苦是我之前难以想象的，其实经常在背地里偷偷哭，但是从没在丈夫和家人面前流露过一丝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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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结婚当年，丈夫就携全家迁居到天津，因为考虑到大城市的环境会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可以发挥丈夫的才能。他确实很能干，在经商方面很有头脑，所以很快就找到了一份很好的工作。于是，从1938年到1945年，虽然正处日本侵华战争，但是我们一家人的生活还是很其乐融融、幸福美满的。我们还在1939年和1942年有了两个爱情结晶――两个活泼可爱的儿子。

在国内照料老人和养育儿女的王毓瑛

变故是在1945年发生了。那年我又生下了一个女儿，可是她出生不久就染上了重病，不幸夭折了。这个打击实在太大了，我们的心里都很悲痛，每次想到女儿，坚强的丈夫都要落泪，我更是经常以泪洗面。再加上那时候战争形势越来越激烈，我和丈夫就商议决定，为了保护家中的公婆和两个幼子，由我带着他们先期返回老家烟台，但丈夫因为要继续工作养家，只能留在天津。不过我们也说好，如果战事再激烈，他也会随后返回。

在之前的法庭辩论中，李道能在加国的妻子一直提出，李王毓瑛和李道能的婚姻早在1946年已经结束，理由是自己那时候已经和李道能生活在一起，并于1947年有了他们的大女儿。我当时还心存疑惑，现在看来，可能就是在妻子返回老家期间，李道能先生有了这次婚外越轨，从而导致了如今的局面。不过这一点，李王毓瑛当时并不知情。

当我小心翼翼地提到这个问题时，老人默然了一会，那种痛楚似乎还是那么清晰可见，以至于我很后悔勾起了她的伤心往事。她抬起头再看我，声音有点哽咽，：“原谅，我早就原谅了他……”）

1945年秋天，日本战败，中国又恢复了和平生活的曙光。于是，1946年，我和婆婆以及两个儿子又回到了天津，和丈夫继续重温起美好时光。

转年，我们又迎来了爱情的结晶，一个可爱的女儿。

不久，解放战争爆发，新中国成立。

建国后，丈夫的工作也出现了好的发展趋势，那时他所在的公司还未公私合营，还属私人所有。1951年，丈夫被公司派往香港出差，当时我们谁也没想到，此次的分别，竟然一别就是几十年。那年我31岁，最大的孩子12岁，最小的只有两岁多，而婆婆已经70多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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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走前，他把婆婆和孩子们郑重托付给我，说一定会很快回来一家团聚，一定会更好地爱护我们。我当然坚信不疑，也让他放心，我一定不会让他有后顾之忧，再说照顾婆婆和孩子也是我的责任。

但是，他走了后，国内的形势有了变化。由于丈夫出身地主家庭，在五十年代，是被镇压的对象。而且那时所有在香港和海外的华人都被当作是特务、怀疑对象。所以，如果他回来，恐怕性命都难保。于是，丈夫出于谨慎考虑，不得不逾期滞留香港。

从此，我们之间便拉开了漫长的爱情马拉松。

但是，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即使在文革期间，我们也利用各种条件，相互传递着爱的信心。可以说，他一直都在给我承诺，他的信里满是“你是我永远的妻子，我永远不变心”这样的话语。

相思很苦，我知道丈夫同样思念着我们。1957年10月，由于强烈的思念之情，丈夫冒着生命危险，从香港秘密返回广州，然后我带着大儿子赶去和他相见，几天的相聚我们都感到对彼此的爱依然还是那么炙热。

但是，下一次什么时候再相聚，我们都痛苦地意识到这是个未知数。

说着说着，老人似乎是想起了什么，从包里取出一张残旧泛黄的纸片，仔细一看，才发现原来是当年李道能先生去香港时中国政府出具的首次往返香港通行证，老人说，这么多年，这张纸片后来丈夫寄给了她，就一直伴随着她，成为思念丈夫的物件之一。

需要补充的一个背景是，后来李道能先生在国内的情人也办理了去香港的手续，两人在香港再次同居，然后又一起来到加拿大，成为他在加拿大的妻子。

后来的数十年怎么熬过来的，真的是一言难尽啊。经历过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人们都知道，这样一个地主、特务、海外关系的“大帽子”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意味着多大的冲击和磨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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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在学校受到歧视和排挤，因此没能接受到更多的教育，这一点我现在想想还心痛，觉得对不起他们。而婆婆经常要被通知去接受改造，她年纪大怎么可以吃苦，我自然要替她去。那真是一段灰暗的时光，无论精神上还是身体上都经受着痛苦。

年幼时的儿女

同时，我也不得不早早辞去工作，因为我根本没有时间精力工作。我婆婆的身体一直很不好，在她最后的十年更是瘫痪在床，我每天日夜看护，还要抠大便、接小便、洗尿布、喂水喂饭、按摩擦身等等，每天忙得几乎连头都抬不起来了。瘫痪的婆婆全身从来没一丝一毫的褥疮和异味，连医生和护士都说太少见了。1972年，老太太以93岁的高龄辞世，我的身体却已经百病缠身了。

不过，丈夫深深的内疚我能感受到。他总是说自己没有尽到一个儿子的孝道，一个丈夫的责任，一个父亲的职责。他承诺会给我们一个满意的交代，给我们经济补偿。事实上，他也一直坚持每个月寄给我们100美元家用，并且报销我的医药费，直到他去世。

第一次回国探亲的李道能和妻儿在广州

1979年，中国的改革开放，给我们的团聚带来了希冀。10月，丈夫在祖国大门还未完全开启之时，就迫不及待地登上了飞往中国的航班。30年的分离，终于迎来了海外游子。我们是在北京相见的，在那45天里，我们和其他恩爱的老夫妻一样，手挽着手，游遍北京和天津的名胜古迹，夕阳西下，我们也在微风中散步……我总想，有这么一段美的日子，再苦再累也值得。

其实，我是早知道他的不忠的，但是我默认了。我觉得他多年在外，身边有个人照顾总是好的，我也一直在孩子们面前维护他的形象。由于种种原因，他对家庭的真正团聚已经不抱希望了。我也可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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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向我保证过，他从来没有第二次踏入真正的婚姻，还说自己之所以会成功，是因为有我的支持和后盾。在亲朋好友面前和家书中，他也多次说为了免除我的晚年之忧，会在其身后给我和孩子们留下100万美元。他说的时候我就笑，很多东西是补偿不来的，不过我相信他的话，相信他对我的感情没变。另外我也知道他很为难很尴尬，我体谅他。

1979年李道能第二次回国探亲，在颐和园门前的全家福

我很难过的是，在他最后的日子里我没有在他身边照顾，而且还是在他去后1年多才得知这个噩耗。然后的这一段时间，我自己也好像垮了，住了很长时间的医院。

我问她，李道能先生在遗嘱里连她的名字都没有提到，会不会有点怨他。老人笑了笑，摇摇头：“我不会怨他，我做的一切都是心甘情愿的。”在现在的这个时代，这种无怨无悔的爱我不知道还有多少，我只能心情复杂地感叹，说不清是羡慕还是遗憾。

老人说，这次来就是为了给自己一个交待，讨一个说法，争不争得到遗产是次要的。采访的最后，她第一次叹了口气，说很想到丈夫墓前去看看，有些心里话要告诉他，但是那个墓碑上没有自己的名字，她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然后她又重重地握了握我的手，眼圈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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