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生活特稿 作者林丘）国家安全是关系到国家前途的重大问题，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国家安全立法，并把它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传统的国家安全主要涉及政治和军事领域。随著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一些国家已经将环境安全纳入本国的包括外交政策在内的国家安全政策范畴。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起,随著国际冲突的加剧，原以为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主题的大陆，开始关注国家安全问题，但是，中国政治家们在思考国家安全问题的同时很少考虑环境问题。近年来大陆学术界对环境安全的认识正在逐步提高和深化，特别值得注意的，现任大陆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在其新文章《环境文化与民族复兴》中，提出『环境文化与国家安全』的观念，从国家安全的角度阐述环境问题，这是一个颇值得关注的大陆安全理念的变化。

潘岳在文章中提到，『环境保护在全球的兴起，使环境文化构成了国际经济与政治 关系中新的因素，成为国家安全战略不得不考虑的重大问题。』『环境全是国家安全 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危机是短暂的，往往影响于一时，而生态危机则是长期的，一旦形成大范围不可逆转的破坏，民族生存就会受到根本威胁。』这一阐述，实际上已经涉 及到了环境安全的概念。可惜，由于大陆环境安全理论发展的滞后，潘岳没有能够针对这一问题作出深入的阐释。

在国际学术界，环境安全包含著三层涵义：

第一层涵义指的技术性环境安全，这一层面的环境 安全主要指的是因环境污染和破坏所引起的对人的健康的有害影响。这种环境安全实际 上是指对人的健康的安全，而不是指对环境的安全，环境只不过是对人传递不安全影响 的中间物即介质。随著环境资源问题的日益严重和人们对环境资源的认识的深化，一些环境科学专家、环境保护组织开始将环境安全问题首先视为对环境或大自然的有害影响，同时也确认环境安全问题也是对人的健康的有害影响。这一层面的环境安全与劳动安全，卫生安全安全概念既有联系也有区别。

第二层涵义指的是社会政治性的环境安全，主要是指因环境污染和破坏所引起的对国际和平、国家安全的有害影响，即因环境问题所引起的对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安全问题。这种环境安全仍然是指对国际和平、国家独立完整和社会管理秩序的安全，而不是指对环境的安全，环境只不过是对国际和平、国家独立完整和国家社会管理秩序传递不安全影响的中间物即介质。随著环境资源问题的政治化和社会化以及人们对环境资源的态度的转变，一些社会科学专家、环境保护组织开始赋予环境安全以新的含义，将环境安全问题首先视为对地球环境或大自然的有害影响，同时确认环境不安全也是对国家安全和国际和平的有害影响。这样，环境安全就成了一种与原有的国家安全、国际安全既有联系也有区别的新的安全概念。这种环境安全从总体上看仍然属于政治性安全的范畴。

第三层涵义指的是兼顾上述两种安全的综合性安全，也就是广义的环境安全。是指人类和国家赖以生存发展的环境处于一种不受环境污染和破坏的安全状态，或者说国家和世界处于一种不受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的危害的良好状态。由于这种环境安全概念泛指对环境、人的健康、社会治安、国家安全和国际和平都没有受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的有害影响，也称作社会政治性的国家环境安全。当前国际学术界所讨论的环境安全，通常都是指社会政治性的国家环境安全。

环境安全的理念，是随著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也是在国际政治实际中不断完善的。

将全球环境问题与国际安全问题联系起来、将国际环境保护提高到国际安全的高度、将解决全球环境问题列入国际安全的议程，是当代国际社会的一种发展趋势和进步。近年来，有关政治性环境安全的呼声越来越高、研究逐步深入，已有越来越多的国际政策和法律文件提到或论及环境安全问题。环境安全观的形成，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主权、国家安全、国际和平和国际政治的含义，不但政治在绿化、政党在绿化，国家安全和外交也在绿化。

全球的公共资源不能由任何一个国家单独管理，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足够的力量独自对付整个生态系统受到的威胁并解决环境安全问题。例如，据1994年10月13日《中国环境报》消息，肯尼亚、南非、斯威士兰、坦桑尼亚、乌乾达和赞比亚等6个东非和南非国家，于1994年10月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签署了《卢萨卡协议》。该协议规定，由各签字国组成一个具有国际执法机构性质的管理委员会，在这个管理委员会领导下建立一支国际野生生物特别武装部队，负责追捕在这些国家内进行非法贸易的偷猎者。这是世界上第一支国际环境警察部队，签署协议的上述6个国家将为这支野生生物特遣部队提供人员，加拿大、丹麦、挪威、英国和美国等国家将为这项新方案的实施提供财政支持。对国际环境安全重视的一个标志是国际法院于1993年设立了一个新的环境法庭，用来处理环境事务。

在环境安全的观念下，环境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人与自然的冲突，更多的表现为人与人的冲突。环境安全不仅改变了国际政治行为，也改变了国际政治中传统的国家意识形态。特别值得主义的，就是冷战结束后，『环境冲突』取代了传统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冲突，成为国际意识形态冲突的新表达形式。

从历史上看，环境安全的观念在冷战结束后重建国际秩序的背景下获得广泛传播的。当前，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优先问题，并且促进了国际法的成熟；与此同时，日本已经提出『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已成为国际政治焦点之一』的观点；俄罗斯已将『和平、生态、裁军、经济问题通盘考虑』；美国已将其环境考虑纳入其外交政策之中。在国际上，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是旨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要机构，也是处理环境安全问题的机构，《禁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环境致变技术公约》（1977年）第5条明确规定：『关于任何一个缔约国破坏行动的控诉，可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提出，安理会必须进行调查。』近几年来，因战争、军事行为造成大规模的环境污染和破坏而引起的国际环境外交问题已相继出现，该理事会做出的有关海湾战争和对伊拉克制裁的决议中，已经涉及环境安全问题。正如潘岳在文章中所指出的：『「环境无国界」是与「人权高于主权」同时出现的重要的国际政治概念。』『未来生态工业文明领先的国家，将主导世界的格局。谁完成了由传统工业文明向生态工业文明的转型，谁就将取得道义、经
济、技术和文化上的全面优势。谁的环境问题日趋恶化，谁就在国际关系上日趋被动。发展中国的环境文化，不仅仅是对大陆面临的环境危机的反应，也是对世界格局和国际关系变化做出的积极应对。』

由于环境观念引入大陆学术界的视野较晚，因此，大陆环境安全领域的学术研究，目前落后于世界水平。但尽管如此，近年来大陆政府和学术界对环境安全的认识正在逐步提高和深化。在政府方面，有关部门已经制定与维护国家环境安全有关的环境外交政策，并已开展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环境外交活动；在军队方面，解放军已经将军队环境保护工作提高到相当的高度；在学术界，有关环境安全和环境外交的学术论文日益增多。潘岳的『环境文化』，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提出的。因此，尽管潘岳的理论探索刚开始，但可以想见，环境安全成为大陆国家安全理念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