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2年-1875年，在曾国藩、李鸿章、容闳等洋务派的主持下，清政府先后派出四批共120名幼童赴美国留学。其中50多人，进入哈佛、耶鲁、哥伦比亚、麻省理工等著名学府深造。这原本是清政府设立的一个长达15年的留学计划，进行到第10年时，遭到强烈反对，“留美幼童”被强行提前召回。

晚清民初的历史舞台上，从此出现了“留美幼童”的身影。他们有的在中法海战、中日海战中为国捐躯；有的成为中国铁路、电报、矿山事业的开创者；有的成为清朝大臣；中华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也出自他们中间……

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除了中国铁路工程开拓者詹天佑的事迹为人熟知外，120名大清幼童赴美留学的故事，却风流云散、湮没无闻了。钱钢与胡劲草合著的《留美幼童：中国最早的官派留学生》(文汇出版社2004年2月)一书，详细披露了清政府派遣幼童赴美留学的不平凡历程。

**把这份奏折载入史册吧

派遣幼童到美国留学，“中华创始之举，古今未有之事”。这两句话是曾国藩和李鸿章在给朝廷的奏折里说的。这一计划的决定，采取了极其郑重的方式：1871年8月5日，先由曾国藩李鸿章联名，向同治皇帝(实际上是向垂帘听政的慈禧、慈安两位皇太后)会奏；太后批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复议；总理衙门和曾国藩、李鸿章对奏稿进行商议修订，9月5日，再将“议奏”呈太后；9月9日，获得批准办理的圣旨。

在奏折里，曾国藩和李鸿章这样评价外国的科学技术：西洋军事实力的背后，有地理、数学、天文、制造等多种知识；他们重视引入外国的先进技术，把学有所成的“游学”者请到学校，教授各门科学；他们把陆军和海军的建设看作“身心性命”……今天我们中国要仿效他们的成功之道，最紧迫的，是应当选拔聪颖子弟到海外留学，努力钻研，以实现皇上逐步自强的夙愿……

他们的规划是：访选各省聪颖幼童，每年30名，四年共120名，分批搭船赴洋，在外国留学，15年后，按年分批回国。“计回华之日，各幼童不过三十上下，年方力强，正可及时报效”。

奏折对幼童留美的具体事宜作了规定：赴洋幼童学习一年，如气性顽劣，或不服水土，将来难望成就，就应由驻洋委员随时撤回。幼童入学之初，读什么书，学什么专业，应由驻洋委员列册登注，每四个月检查一次，年终汇总报告。驻洋正副委员，每人每月薪水银450两，翻译一人，每月薪水160两。每年驻洋委员将一年花费开单报告。当时的币值，每4两银约合美金5.5元，所以驻洋委员的月薪等于618美元，翻译的月薪220美元；留学事务局每年预算为8.25万美元。

曾国藩和李鸿章决定，由翰林陈兰彬担任留学事务局正委员，留学计划的积极倡议者容闳为副委员。

**开足马力的年轻国家

第一批“留美幼童”于1872年8月11日起程赴美。前后四批，共120名“留美幼童”，都是乘坐轮船，跨海三万二千里，横渡太平洋去美国的。有一个叫祁兆熙的人，是奉命护送第三批“留美幼童”的小官。他留下了一部《游美洲日记》，绘声绘色地描绘了一个多世纪前的跨海旅途。

30天航行终于结束，在旧金山上岸之前，祁兆熙打开衣箱，让幼童换好上岸的服装，那是一套崭新的衣服：“蓝绉夹衫，酱色绉长褂，缎靴”。“为到金山上岸光辉。”――祁兆熙想到的是大清的形象。

1872年9月15日，《纽约时报》旧金山报道：昨天到达的30位中国学生都非常年轻。他们都是优秀的有才智的淑女和绅士，并且外表比从前到访美国的同胞更加整洁。3位满清官吏阶层的监护人和他们同行。中国政府拨出100万美元作为他们的教育经费。中国政府计划每年选派30名学生前往这个国家。

新大陆让幼童睁大了双眼。最让幼童感兴趣的莫过于“火车”。要问19世纪70年代的美国是什么样的，“火车时代”无疑是最好的概括。第一批幼童抵达美国时，这个年轻的国家刚刚修筑了横跨大陆的火车干线。十几年前还处在田园牧歌时代的土地，一夜之间从东到西冒起了滚滚浓烟。这个建国不足百年的国家轻装上阵，朝气蓬勃，一种称作“美国精神”的东西，吸引着来自全世界的新移民。

“留美幼童”乘火车到达的终点站，是康涅狄格河畔的春田（Springfield）。大作家马克・吐温一家居住在此。不但他的两个女儿日后成为留美幼童的同学，作家自己，也与留学事务局结下了不解之缘。为了让这批年纪尚小的中国幼童尽快学习语言，并得到家庭的关怀，在容闳的积极奔走下，康州当局决定，将幼童三五一组，分散到康涅狄格河谷的美国人家中。

康州教育局局长诺索布专门写了一封信。他要求家长们掌握孩子的作息时间，孩子们还很幼小，在慈爱的同时也要严格要求，注意道德培养，注意中文的温习。他还特别提到了幼童的健康：要让中国学生知道卫生之道，要让他们经常洗澡。遇到天气有变，必须躲避风寒，尤其在出汗后要特别谨慎，以免发生意外！

**大学生

有多少“留美幼童”曾经考入美国的大学？他们曾进入哪些大学？当我们开始追寻这一历史时，有关的资料不够翔实和确切。虽然仍有空白和疑点，但查明至少有50名“留美幼童”进入大学。

有22位幼童进入容闳的母校耶鲁大学。他们是：詹天佑、欧阳庚、容揆、黄开甲、梁敦彦、张康仁、钟文耀、蔡绍基、唐国安、谭耀勋、李恩富、容星桥、曾溥、陈佩瑚、刘家照、陈巨溶、陆永泉、祁祖彝、卢祖华、徐振鹏、钟俊成、钱文魁。

容揆和谭耀勋是抗拒“召回”，在大批幼童回国后，留在美国完成耶鲁大学学业的。李恩富、陆永泉则是被召回后，重新回到美国，读完了耶鲁。

在位于波士顿的麻省理工学院，曾有8名中国“留美幼童”就读：邝咏钟、方伯梁、邝贤俦、薛有福、邝景扬、邓士聪、杨兆楠。

在哈佛大学档案馆，我们查到了中国“留美幼童”丁崇吉的入学登记卡。

3位进入了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唐绍仪、周寿臣、吴仰曾。

5位“留美幼童”进入了纽约州瑞萨莱尔理工学院：吴应科、吴敬荣、苏锐钊、罗国瑞、潘铭钟。潘铭钟15岁就进入大学，被称为“天才少年”，却因过度刻苦，在入校一年后病逝。潘铭钟的墓在哈特福德，草丛中，小小的墓碑已经开裂……

可以肯定，这决不是“留美幼童”进入大学的完整记录。

**马克・吐温和格兰特的斡旋

李鸿章原计划把留学幼童送入军事学院和海军学院，但当若干幼童从美国的高中毕业，准备到大学读书时，美国政府却没有接受中国政府的请求。他们允许日本学生在军校学习，却未给中国幼童同样的权利。同时，美国西海岸出现了“排华”浪潮，给中美关系蒙上了阴影。

在容闳和陈兰彬、吴子登为留学生的洋化问题发生争执的情况下，皇帝此时也在一份奏折上批示，要求对留洋事务局严加整顿。在这种形势下，李鸿章感觉到出洋留学事务局大势已去。1881年2月20日他在给陈兰彬的电报中说，“如真无功效，弗如及早撤局省费”。但几天后他接到美国的大学校长和前总统格兰特的两封来信，又对“裁撤”深深犹豫了。

容闳感到吴子登威胁留学事务局生存时，立刻向密友、当地教堂牧师推切尔求助。推切尔首先联络美国若干所著名大学的校长，联名致信清廷的总理衙门。各位校长严正批驳“中国学生在学校学习，未得其益反受其损”的传言，认为这种传言使美国教育和美国的形象都蒙上恶名。他们批评中国政府，对两国政府当年有正式协议的留学计划，不加详细调查，没有正式照会，突然将学生从校中召回国内，这种举动，只能损害中国的国体。

推切尔牧师和他的好友马克・吐温还决定到纽约见前总统格兰特先生，请求他的帮助。格兰特立刻表态，“我会给总督大人写一封信，单独写一封，给他施加一些更有力的证据，我很了解他，我的话对他会有分量的。我立刻就写。”

1881年2月24日，李鸿章致电陈兰彬：格兰特来函，幼童在美颇有进益，如修路、开矿、筑炮台、制机器各艺，可期学成，若裁撤极为可惜。

李鸿章在信中没有挺身保护容闳，而是说，多年来，容闳偏重西学，使幼童中学荒疏，他曾一再去信诫勉。又说，学生大半出生于广东，幼年出洋，沾染洋习在所难免；吴子登绳之过严，导致冲突，以至于要“全撤”，未免近于固执。他说，容闳不愿裁撤，是意料中的；陈兰彬坚持全裁，也不是没有原因。倒是吴子登后来提出的是“半撤半留”的办法值得考虑。

李鸿章的意见：进入大学的学生应当继续读完，其余学生中选择聪颖可成才者酌留若干，此外逐渐撤回；留学事务局的人员可酌裁省费。由于当时已有近60名幼童进入大学，加上“酌留若干”，这一方案，真正撤回的只是少数。李鸿章的苦心，由此可见一斑。然而，他没有想到，总理衙门正好借题发挥，称李鸿章有“不撤而撤之意”，1881年6月8日向皇帝呈递了“奏请将出洋学生一律调回”的奏折。

**归来

耶鲁大学学生黄开甲，曾写信给他的美国“家长”巴特拉夫人。这封1882年1月28日发自上海的信，让后人仿佛身临其境，看到了“留美幼童”回国后的景况：

当我们乘坐的“日本号”溯江而上，我们第一次看见上海……曾经幻想有热烈的欢迎等着我们，也有熟悉的人潮，和祖国伸出的温暖的手臂来拥抱我们。可当靠近码头时，那船舷碰岸的巨响，才惊醒我们“乌托邦式”的幻梦。

人潮环绕，但却不见一个亲友。没有微笑来迎接我们这失望的一群。只有一个人上船来接我们――管理我们信件的陆先生。他不雇用马车或船将我们载往目的地――中国海关道台衙门，却雇用独轮车来装载我们。……到达海关道台衙门……点过名后，我们享用了一份简单的晚餐。为防我们脱逃，一队中国水兵，押送我们去上海道台衙门后面的“求知书院”。

“求知书院”已关闭十年了，……大门十年未开启，墙壁剥落，地板肮脏，石阶满布青苔，门窗均已潮湿腐烂。一跨进门坎，立刻霉气熏鼻，这些阴暗似乎象征我们的命运。入夜，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那潮气由地上砖缝冉冉升起，使我们衣衫尽湿。一种昏沉笼罩着我们，这种侮辱刺痛着每个人的心。而最令人可怖的，是那引起留学监督头脑中荒诞不经的思想，使我们学未成而强返华。……

6天以后，黄开甲搭上英国轮船“露西塔”号去了香港。经香港，他回到他的故乡汕头。到达汕头那天，父母都未得到消息，因为邮政不佳，一周前寄的信与他本人同船抵达。

黄开甲能找到他家的住处，是件不容易的事，因为他已完全生疏了当地的方言。他的父亲在汕头海关任通译，是政府商务上的重要职位。经由一位英国商人的协助，才使海关人员知道他找谁。几经周折，他被带到一座深宅大院前，那里住着他分别9年的父母：

仆人态度不佳，他认为我是来求情的可怜人，而且不许我进去。我用尽一切语句，甚至以指手画脚的哑语向他求情，他仍无动于衷。当一切失败后，我突然忆起世界上无论野蛮人、文明人、无论男女老幼，都叫双亲“爸”、“妈”，因此我开始大叫起来。“爸！――”“妈！――”

这是黄开甲的呼喊，也是所有“留美幼童”面对故乡亲人时的呼喊。所有的思念，所有的倾吐，所有的委屈和无告，都在这呼喊中宣泄！

**转机

庚子事变，慈禧挟光绪逃出北京，跑到西安。在经历了濒临亡国的巨大灾难后，为了维持摇摇欲坠的统治，修补千疮百孔的国家机器，也迫于外国列强的压力，慈禧不得不考虑实行“新政”。西逃途中，慈禧曾对光绪说：“我是历来主张变法的，同治初年，我就采纳曾国藩他们的建议，派子弟出洋留学。我支持造船，造机器，不就是为了国家富强吗！”

慈禧回到京城后，清政府连续颁发了一系列“新政”上谕，主要内容包括筹饷练兵、振兴商务、育才兴学、改革官制等。当时中国的教育制度，就是官员选拔制度。因此在政治风浪影响下的教育制度变迁，对“留美幼童”的影响至深。慈禧的变法，把奖游学与改学堂、停科举并提，在世纪初年的中国教育领域刮起了一阵弃旧图新旋风。

1905年9月12日，光绪皇帝诏准袁世凯、张之洞奏请停止科举。这是一个惊天动地的事件：在中国实行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宣告废除了。历史在这里急转弯。原定在1906年举行的乡试被取消，取代它的是对归国留学生的考试。举人、进士等古老的功名，将授给考试合格的洋学生。

“留美幼童”唐绍仪被任命为主考官，“留美幼童”詹天佑和曾经留英的严复被任命为副考官。这次考试，在被唐绍仪、詹天佑和严复所赏识的学生中，有日后成为民国政府财政总长的陈锦涛、外交部长的施肇基，和曾代理国务总理的颜惠庆。

**袁世凯与“留美幼童”

1901年11月，弥留之际的李鸿章在病榻上口述遗嘱，称“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力保袁世凯继任。42岁的袁世凯接过李鸿章的衣钵，顺理成章地起用李鸿章栽培的这一批留洋人才。

袁世凯在天津大展他的“新政”宏图：从兴办新式学堂到派学生留学，从整理财政税收到发展铁路电话，从训练新式军队到建立现代警察制度。为在军中普及教育，他派人以北京话为基础“创造切音新字”，这是最早的汉字拼音。

1901年底，唐绍仪出任津海关道，一直到1904年。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下，他参与了从八国联军手中接收被占的天津，处理涉外事务，以及督察税务、清理金融等工作。在天津，他还创办了电报学堂，招收15岁左右的“幼童”前来学习。

唐绍仪的继任者是梁敦彦。当年从美国回国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成为张之洞的译电员，得到张之洞赏识，被升为“江汉关道”，1904年改任津海关道。不久，又兼任京奉铁路总办。

曾就读美国斯蒂芬工学院的梁如浩，曾和唐绍仪一同去朝鲜海关，后同在袁世凯幕府。袁世凯担任直隶总督后，梁如浩担任北宁铁路总办和牛庄海关道，后又接替梁敦彦任津海关道。他的继任还是“留美幼童”，曾就读耶鲁大学的蔡绍基。

蔡绍基曾在维新时期参加天津中西学堂的创办。1903年4月，天津中西学堂改为北洋大学，蔡绍基先为帮办，后为总办，他是“留美幼童”中出现的第一位大学校长。

曾担任“镇远”舰枪炮大副的曹嘉祥，被袁世凯任命为天津巡警道，成为中国新式警察的创办人之一，因他的努力，“新政”时期的“北洋警政”闻名全国。

袁世凯权倾一时，就任直隶总督不久，他就被清廷任命为督办铁路大臣、督办商务大臣和督办电政大臣，铁路、电信等要害部门都在他的管辖之下。一时间，一批学习铁路、电报的“留美幼童”成为袁世凯的骨干力量，其中有詹天佑。为了得到这位杰出的铁路工程师，袁世凯和张之洞还曾发生争执。

“留美幼童”忽然成为被争夺的宝贝，他们的命运出现戏剧性的转折。

一百年后，人们到天津，还可以看到至今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清代会馆建筑――1907年落成的“广东会馆”。那是一座具有潮州风格的大院落，内有旧时的客栈，巨大的戏楼，可容纳七八百人的室内剧场。你在广东会馆内可以看到一块石碑，镌刻着捐款修建人的姓名。其中有唐绍仪、梁敦彦、梁如浩、蔡绍基、周寿臣等一批“留美幼童”。20世纪初年，这些中年人在天津已经是官职显赫的名流。

（选摘自《南方周末》，作者：钱钢 胡劲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