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掉电视之后，我呆坐著，面对黑黝黝的屏幕，心中百味杂陈，堵得我几乎喘不过气来。60分钟的纪录片，没有故事，没有情节，没有背景音乐，没有字正腔圆的叙述，没有宏大的场面，整部影片就是在肃杀的气氛里，向观众展示一个艾滋病家庭粗砾的日常人生。这样一部简单的记录片，竟然从1,100个参选作品中脱颖而出，获得2004年第63届美国广播电视成就奖（Peabody Award）。同时获奖的，还有美国传媒届大大有名的人物如汤姆“布鲁克和比尔”麦雅斯。

这部电影记录了居住在中国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的一个普通家庭。这个五口之家中，四人感染了艾滋病毒，三个孩子中，有两个一出生就带HIV病毒。

电影开始时，三个孩子的母亲雷妹已经病入膏肓。电影以她一声“娘啊!”的惨叫开始，然后，在整个过程中，我跟随著陈为军的镜头，眼睁睁地看著她一点一点地衰弱，直到电影快要结束时，她的牌位被贴在她曾经焚香求神的那面空荡荡的墙上。

一贫如洗，病入膏肓，天天生活在绝望中，但是日子还得一天一天过下去。出生于92年之前的大女儿马妞，是这个家庭唯一没有感染HIV病毒的。她每天仍然上学放学，她的父亲仍然关心她的功课。小男孩马占槽出生时就是HIV阳性，尽管瘦弱，仍然一天天长大。中秋夜，濒死的母亲躺在平板车里，平板车停在院子里，清冷的月光照著只剩下一口气的母亲，家徒四壁的孩子们仍然得到一块月饼。灾难深重之时，更彰显出一个只读过三年书的农民心底的本真。这个家庭，尽管一无所有，仍然有淳朴的温情；尽管知道没有孩子没有未来，当父亲的仍然在尽力尽责。

不到一岁的马占槽有一双亮晶晶的眼睛。片子拍摄了一年，也记录了这个不到一岁的小人儿生命的最初一年。我特别注意这个小人儿，我看著他，这个有一双亮晶晶的圆眼睛的小人儿，他光著屁股在院子里爬，他在玩一个小板凳，他把一个大塑料盆举起来放到嘴巴旁边，试图把它当碗来喝水，他坐在地上啃一块馍，他的两只小手抓著奶瓶急切地喝奶喝水，他含糊不清地叫“妈妈”，口齿清晰地叫“爸爸”，他坐在小板凳上，同样感染了HIV病毒的小姐姐喂他吃面条，他推著破破烂烂的小车学走路，他扎在爸爸的怀里撒娇，他小小的嘴亲吻爸爸的脸，他哭，他笑，他闹，他淘气，他仰著头，亮晶晶的眼睛盯著摄影机的镜头。这小人儿的脸蛋总是脏兮兮的，但那双黑黑的圆眼睛总是亮晶晶的。小人儿就用那双纯净的，亮晶晶的眼睛看著镜头，看著我，看得我的心一阵阵地抽搐，一阵阵地颤抖。

自从做了母亲之后，原本并不喜欢小孩子的我突然有了“娃娃缘”。走在街上，看到坐在小车里的胖娃娃，总是忍不住对他们微笑，娃娃们通常会用亮晶晶的黑眼睛，蓝眼睛或棕色眼睛望著我，然后咧开小嘴，回我一个微笑。孩子们甜甜的微笑总是给我带来极大的喜悦，他们是那样纯真无邪，他们的微笑象一道道阳光，是人间的希望。我常常想，光是为了这些小人儿的微笑，我们这些成年人，也应该为他们留下一个美好的世界，给他们一个美好的明天。

可是，表面看来与其他小人儿一样的马占槽没有明天。在这个世界里，这匹顽皮的小马驹儿注定了占不到槽。他生来就注定了他活不长，只有几年的生命，还要承受许多许多的痛苦。

大人们在院子里忙著，小人儿独自在院子里爬。他爬向一架平板车，小小的手抓住车轮，一用力，把自己拉起来，扶著车轮站稳了。小人儿的黑眼睛往上望，他浑然不知车里躺著他濒死的母亲，她已经灯尽油枯，连驱走脸上苍蝇的力气都没有了。

小人儿总是拉肚子，他总是在吃药，他总是饿，好几次，那双小小的手伸向笸箩抓馍馍，可是爸爸不让他吃，他一吃东西就拉肚子，那是艾滋病的早期症状。

黯淡的灯光里，小人儿被爸爸抱著，地上铺著干草，干草上躺著死去的妈妈。小人儿太小了，不懂生死，他只需要一点点吃的，一点点喝的，几件衣服，一点点照料，基本上，他会自己长大。

没有妈妈的小人儿，自己扶著墙，扶著车，扶著门，站起来了。跌跌撞撞的，他会走了；趔趔趄趄的，他会跑了。通常这时候，父母该操心送他去哪家托儿所，哪家幼儿园了，父母开始为他编织各种梦想了，可是，马深义的一句话却道出了小人儿生命的全部真相：

“听说，”父亲抱著有一双亮晶晶的黑眼睛的儿子对摄制者陈为军说，“得爱滋病的小孩只能活到四岁。”

在他的自述里，身为人父的陈为军说：“当时我就觉得，一个爸爸在给自己子女的生命划一条界限的时候，他的脑子里对死只有过了上万遍的时候才能平静地说出这句话。”

而此时，身为人母的我，坐在电视机前，泪流满面。

看完这部记录片后，我立刻抓起电话，问我和陈为军的一位共同朋友：“那家人现在怎么样了？”我想问那小人儿，可我不敢，我怕听到那个消息，虽然我知道，小人儿的成长，同时也就是长向夭亡。

那位朋友告诉我，现在，小女孩马荣和小男孩马占槽都发病了。马荣已经退学在家，因为她没有力气走十分钟的路去上学。她在家里等待，等待著与她母亲相同的结局。那小人儿……算了，我不想知道。我不忍知道。虽然我已经是经历过生离死别的成年人了，可我也是母亲啊！

还有马家的大女儿马妞，她来到世界上，仿佛就是为了把自己的父母弟妹一个一个地送走，然后自己成为一个“爱滋孤儿”，孤零零活著。我无法想象，这个女孩要有多么坚韧的毅力，才能度过如此苦难的人生。

艾滋病不是一个符号，不是一个象征。艾滋病也不是一场幻觉和恶梦。艾滋病吞噬人的生命，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包括无辜的，纯真的孩子。这样真实的苦难，使所谓的“苦旅”变为矫情，使“生存权”贬为空话，使“自由平等”的高谈阔论淡化成一片苍白。如果我见到独自拍摄这部记录片的陈为军，我不知道应该感谢他向世人展现了真实的苦难，还是应该埋怨他使我从不得不直面这样的苦难。

这部记录片的名字叫《好死不如赖活著》。“好死不如赖活”可能是每个中国人都熟知的一句世代流传的俗话。可是，仔细想想，这句话表现出我们民族多么沉重的选择！为什么我们只能在“好死”和“赖活”中选择？为什么我们不能“好活”，然后也“好死”?

那双亮晶晶的黑眼睛望著镜头，好像在向每一个看著他的人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他只能“赖活”？为什么？！

在这个高楼大厦代表了“现代化”，豪华奢侈成为时尚的时代里，“压倒一切”的主流价值把生命蜕变成为一个个抽象符号，鲁迅那声“救救孩子”的呼喊也不过是空谷回声，我还能说什么呢？

为了拍这部纪录片几次被抓的陈为军在自述的最后说：“我最希望的，是有那么一个好心人，为以后有可能成为爱滋孤儿的孩子，设立一个成长基金，让他们能够长大。”

我想为那个有一双亮晶晶的黑眼睛的孩子再加上一句：如果我们无法让感染了爱滋病的无辜儿童“赖活”，我们这些为人父母者，能否做点什么来减轻他们的痛苦，至少让他们能“好死”吧。

陈为军获美国广播电视成就奖

陈为军独立制作的纪录片《好死不如赖活著》今年获得第63届美国广播电视文化成就奖(PEABODY)。美国广播电视文化成就奖(PEABODY)奖项1940年建立，专门奖励在公共服务领域作出卓越贡献的电视台、纪录片制作人等，PEABODY颁奖仪式5月17日在纽约Waldorf Astoria饭店举行，由NBC主持人Katie Couric主持。陈为军是今年PEABODY奖29位获奖者之一，《好死不如赖活著》是部有关反映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爱滋病患家庭生活的的纪录片。

《好死不如赖活著》

编导：陈为军
剪辑：范立欣
片长：80分钟
设备：佳能XL1
制作时间：2001年5月－2002年5月

（多维周刊 作者：晓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