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生活特稿 作者：徐程）（接上期）和几年前相比，贫富的差距越来越大。我不说私人业主和贪官污吏，就是国营企业的老总也“名至实归”了。几年前我回国邀请一位国内企业的老总来加，我陪老总在The Bay买东西时发现他精打细算、缩手缩脚。当时他每月的工资是5000元人民币，即年薪六万。在上海时有一次吃完晚饭，他派驾驶员送我回家，我问那驾驶员的工资，驾驶员说七七八八加起来两千多。

这次回去老总请我吃饭，席间告诉我他现在的收入加起来一年要近一百万。并说出国可以刷金卡。他也感叹那次在加拿大不敢用钱的往事，但那往事如烟，一去不返。现在他在浦东有别墅，在市中心有三套公寓，已是千万身价。他说：”公司每年利润一个多亿，给我这点不算什么。”还是那位司机送我回家，车已经换了，原来是旧的皇冠，现在是最新的大奔。司机与我相熟，我便打探他的收入，结果还是两千多。

过去有句话叫共产党不怕你凶就怕你穷，现在还是这样。

有次坐车路过淞南地区，见人头涌动，脏乱异常，便问起一位在宝山当公务员的朋友。朋友说，这里的居民都是从著名的穷街“虹镇老街”拆迁过来的，这一片住宅区的人都拒交水电煤。据说淞南镇每年要拿出4000万来弥补这个缺口，像这样的例子在共康地区也有。因为共康地区都是从原来是著名的滚地弄、药水弄拆迁过来的，现在那儿是寸土寸金的新客站不夜城地区。为了稳定，当地政府只得代付Hydro。朋友说这是个教训，以后动迁一定要把这类地区的居民打散。我听了不置可否。

这次回去看到很多骑自行车的“警察”，他们穿灰制服，三五一群巡街漫游。后来一打听才知道，他们都是下岗工人，协管治安的。但他们的名声很不好，据说路边的洗脚店要孝敬他们才得以营业。所以小区来收治安费和扫街费我拒交了。我的理由很简单，我说管理费应该包括治安费和扫街费。我房子常年空关的却主动补交了几年的管理费，我觉得那是合理的。但我没理由交其他的杂费，特别是治安费。如果保证我空关的房子不被偷盗绝撬窃，那我可以像买保险一样地交些治安费。

说实在的，我不情愿去分担造成大量国企职工下岗的玩忽职守，损公肥私的贪官墨吏的罪责。我在公园跑步时遇到一个中学里的同学，20年不见，他已谢了顶落了牙。但他仍在国营厂干，他说他们有些同事去洗脚店偷欢，被公安局抓到，拘留14天。厂里装着不知道，等他出来便以连续无故旷工七天以上开除之。这被开除就意味着损失至少十几万，还不包括其他福利。因为你如果提出买断，根据工龄和工资可以得到十几万的买断费，开除就什么没有。所以一般国企工人是不敢斗胆朝哪种场所去的。

而那些有权或有钱的人，可以包这包那，可以在有保安护驾的高级会所里为所欲为。更有甚者，有些官员对包养情妇的事也不隐讳了，甚至带到公开的场合。我还露了次怯。有次在朋友的宴席见到了一位官员，他负责单位的三产，身边有位漂亮的女人，大家管她叫老板娘，我还以为是他的太太。谈话间一直把她当“孩子他妈”，后来大家笑了，说她是“老板的娘”而不是老板娘，即可以当老板家的人。

我心想中文系算白读了，这明明是个偏正结构的词组而不是一个词嘛。

一俊遮百丑，只要你把经济搞上去了，生活问题自是小节，可以忽略不计。所以有人说现在大陆是男人最幸福的时代。

对祖国爱之尤烈忧之尤深。朋友聚一起坐而论道时难免谈及中国什么问题最严重的话题，有说贫富差别，有说贪污腐败，我认为环境问题最为严重，且很难逆转，而其他问题都可以解决。

中国城市化的速度非常快，这次回去看到几乎每个城市都在日夜向外推展。城市生活垃圾、空气严重污染和热岛效应已经使人们遍尝苦头，但这还是表面的。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其深层次方面恐怕与体制以及人的素质有关。

先看体制方面，我有个好朋友与上海市环卫局合资搞了家环保公司，应该说发展前景会很好，但这几年一直徘徊不前，最大的问题是应收款收不回来。都知道环保重要，但政府没有投资，或投资比重较小，而发展商往往只顾眼前的利益，有些小区据说根本没有粪便处理设施，污水直接排放到附近的河里。我父母住的别墅区很漂亮，但附近一条大河不时散发着腥臭味，大煞风景。这几年上海自来水厂的取水口离长江口越来越远，因为越靠岸的取水口污染越严重。到面临咸涩的海水时那上海人只能全部喝净化水了。（现在已经有不少人家喝昂贵的桶装水了）。

这位朋友给我讲了件事，使我深省。某跨国集团专门销售汽车废轮胎处理的设备。先与上海谈，环保局有关领导一听，好啊。每年大众出租就有6000条废轮胎要处理，全华东地区一年起码几十万条废轮胎要处理。而过去除了深埋就是火烧，对环境的破坏空气的污染实在太严重了，那黑烟卫星看得清清楚楚。投资四个亿人民币，不算大。经处理的轮胎可以做最好的铺路材料以及肥料。收回投资并不需要很长的时间。但同时他们也与其他地方谈，后来这家公司得到了全国各地30家单位的购买意向，都是各省市的省市长工程。

中国这么大，那么多车，每个省，每个大城市要一个不算多吧。于是精明的上海人一算认为不能上马。尽管后来外商答应对上海保证每年从国外进口大量的废轮胎以防开工不足，但到时等米下锅，让人牵着鼻子走的日子肯定不好过。后来那外商坦白地对我朋友说，没想到中国的生意这么好做，事实上中国的东南西北只要四五家厂就能消化全中国的废轮胎。造30家厂的话全世界的废轮胎运来也不够。

“这样的工程为什么国家不能统筹安排呢，”我问。他说，现在是”诸侯经济”，国家的权威越来越小。各地的自主权越来越大。凭什么给你上海不给我。我经济上不去向中央伸手要钱你给不给。要不是这次宏观调控，江苏的大钢厂一定会建成开工，到时原料不足，产量过剩就会造成巨大的浪费。（现在停了也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什么事情都喜欢一窝蜂，恐怕是国人缺乏想象力的具体表现吧。”我自言自语。朋友说这是体制造成的，现在除了在政治上必须和中央保持一致，经济上可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各村有各村的高招，各自为战，人自为战。我们都笑了，这是《地道战》的经典对白。所以你在中国的街头再也找不到过去那种井然有序情景了。”浮躁”一词是目前中国使用最高的几个次之一，自己在上海本想写点东西，结果一个字也没写出来，忙啊，但不知道在忙什么，还是回来写了这些杂感。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