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海到延安的特殊“介绍信”

1937年7月下旬，一辆黄包车从西安钟楼前驶过，向北拐去。车上坐着一位穿蓝布旗袍的小姐，一双乌亮的大眼睛格外动人。她的脚旁，放着一只小皮箱，看得出是从外地来到西安。黄包车在陕西省立西安北大街幼稚园门口停下。这位小姐下车后，跟幼稚园主任见面时，显得异常兴奋。“一冰！”她搂着幼稚园主任的脖子。“李鹤，你怎么来了？！”主任颇为惊讶。这位主任――徐一冰，迄今仍清晰地记得半个多世纪前那难忘的一幕，向笔者讲述着往事。徐一冰，后来进入延安，改名徐明。由于中共中央党校有个同名同姓的学员徐明，于是她加了个“清”字。李鹤，也就是本文主角――江青。

江青原名李云鹤，1933年夏，19岁的她从山东前来上海，改名李鹤，在徐明清领导下的晨更工学团当教员，同住在上海北新泾镇陈更村的小阁楼里。尽管后来李鹤进入上海影剧界，成了“明星”，改名蓝苹，但是徐明清跟她一直以“李鹤”、“一冰”相称。江青向徐明清说明了来意：她要奔赴延安，请求徐明清介绍她前往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她身边末带任何组织介绍信，在她看来，徐明清是她最好的“介绍信”……

江青奔赴延安，是她一生的重要转折点。她为什么要离开“大上海”奔赴延安？她究竟是怎么知道徐明清的秘密地址的？说来话长，这要从引导江青走上革命之路，她的入党介绍人俞启威说起……

俞启威是江青最初的爱侣。他，也就是后来改名黄敬的中共高干――1949年初天津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时，他被任命为第一任天津市市长，兼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江青初识黄敬时，黄敬是青岛大学物理系学生，尚不是中共党员。“九・一八”事变后，黄敬成了学生运动中的活跃分子，他领导青岛大学的学生罢课，抢占火车，去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经过这番实际考察，中共青岛大学地下党支部决定批准黄敬加入中共，举行了秘密的入党仪式。

黄敬加入中共，也就影响了江青。江青的思想，也逐渐激进。那时，江青和黄敬从热恋而同居。经黄敬介绍，江青于1933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19岁。就在这年7月，因为叛徒出卖，黄敬被秘密逮捕。江青仓皇出逃，拎着一只小皮箱奔向上海，失了党的组织关系。

本来，江青可以住到上海俞宅。只是俞家并不承认她这个未经明媒正娶的儿媳妇，所以她不能不在魏鹤龄家暂祝她提出要求，希望拜见田汉。江青在田汉家借住了些日子，田汉派他的弟弟田沅照料江青。田沅向田汉建议，把江青安排到“晨更工学团”去工作。江青同意了。于是，田沅陪着江青，来到上海西郊的小镇――北新泾镇，把江青介绍给“晨更工学团”的负责人徐明清。这样，江青就在僻远的北新泾镇住了下来，在徐明清领导之下工作……

据徐明清回忆，“小俞”(亦即黄敬)曾几度秘密来沪，会晤江青。后来，“小俞”虽然在北平工作，但跟江青一直保持着联系。就在江青去延安前3个月，“小俞”从北平到延安去了一趟……

黄敬的延安之行，给了江青以影响。黄敬促使江青下定了奔赴延安的决心。江青得知徐明清在西安，使她的决心化为实际行动。徐明清说，她陪着江青前往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徐明清跟那里的危拱之很熟，危拱之是叶剑英的夫人。危拱之听了徐明清的介绍，带着江青去见邓颖超。

邓颖超很有兴味地翻阅了江青带来的“介绍信”――一本相册，上面贴着许多剧照。相册的剧照，表明江青确实是来自上海的演员，而且所演的大都是左翼影剧。邓颖超看毕，笑道：“嗬，上海的大明星嘛！”不过，邓颖超说，办理赴延手续，是由博古主管的，需要约定时间，跟博古见面。过了些天，江青独自从北大街幼稚园前往“八办”。博古跟她做了谈话，了解她的一些情况。当时延安欢迎进步文化人投奔那里。博古同意江青的请求。

1937年8月底，江青到达延安，被安排在延安的第3招待所(又称“西北旅社”)暂祝登记旅客名字时，她不再写“蓝苹”，而是用“江青”。对于劝江青”这名字，她是花了一番心血的。据云，含义有二：其一，“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蓝”，蓝苹也。也就是说，虽然江青“出于”蓝苹，却立志要干出一番“胜于”蓝苹的事业来。其二，“江青”出典于唐朝诗人钱起的《省试湘灵鼓瑟》一诗：“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江青的党籍问题受到了审查

江青来到延安之后，就受到了审查。当时，负责审查江青党籍问题的，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的郭潜。他在抗日战争之后，被国民党军队俘虏，到了台湾，改名郭华伦，担任台湾“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笔名陈然。据郭潜1974年10月22日在台北接受日本作家伊原吉之助的采访时，回忆道：“江青于七七事变刚发生之后，单身来到延安。9月10日发生党籍问题。“江青的党籍恢复申请，因‘无证据’”被批驳。

江青于是在招待所空过了9、10两月。在此期间，好像巴结了同乡康生。她以前的情人黄敬于10月来到延安，找到了证人，乃平安地恢复党籍，立即进了‘党校’受训6个月。陈然（郭潜）的太太，曾在‘党校’教过江青。”郭潜作为当事人，把审查江青的党籍问题谈得十分清楚。

起初，江青十分焦急。新来乍到，人地生疏，一时又找不到证人。可是，党籍问题不解决又不行。在上海、在话剧界、电影界，党籍问题不那么重要，而进了延安，这是至关重要的“政治生命”。就在江青成天价等待之际，徐明清由西安来到延安，使她欢欣鼓舞。但是，徐明清只能证明江青在上海、临海、西安的经历，只能证明她曾参加中共领导下的一些进步活动，只能证明她加入过共青团，但无法证明她是中共党员――因为如果确实她是中共党员的话，那何必在晨更工学团发展加入团呢？只有先入团、后入党的，哪有入了党再入团的？徐明清无法为江青恢复党籍提供证明，这使江青十分沮丧。

据郭潜回忆，“黄敬于10月来到延安，找到了证人”。黄敬作为江青入党的介绍人来证明江青确实曾经在1933年2月加入中共，是最权威的证人，况且那时的黄敬已是中共高级干部。据徐明清回忆，江青进入延安之后，曾在关于自己入党经过的材料上，写明介绍人是黄敬。组织部门于是通过地下交通，去函向黄敬了解，黄敬写了证明材料，证明江青是由他介绍入党。

比较郭潜和徐明清的回忆，似乎徐明清的回忆更可信些。不过，他们的回忆都一致表明，是由黄敬证实江青的中共党员身份的。徐明清还说，由于组织上向他调查江青入党问题，他得知江青进入延安，曾给江青写过一封信。不过，这时的黄敬，已和范瑾相爱。范瑾，原名范元贞，湖北汉口人，一位能干的女记者。大抵是江青在上海跟唐纳、跟章泯同居，闹得满城风雨，使黄敬的心冷了，于是另择伴侣。

至于郭潜所说的江青“在此期间，好像巴结了同乡康生”，事情是有的，但不在9、10两月――因为那时康生不在延安。经过两个来月的审查，江青的党籍问题由于黄敬的证明终于得到解决。这样，她在1937年11月进入了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成为第12班学员。

据郭潜1976年8月16日在台北回忆：“江青的知识水准和政治水准都很低。内人曾在党校教过江青。关于江青，她曾经说过：江青在党的会议上简直不敢发言。理解浅陋，不能发言。偶尔发言，一开口就说：‘我不太明白，请诸位指教。’惹人耻笑。当时的女党员，都看不起她。当时的女党员很多是长征参加者，学历高深者，党历或活动时期长久者，她们都看不起江青。”

**“他乡遇故知”――康生

就在江青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不久，1937年11月29日，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的康生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康生的突然出现，使陷于孤寂之中的江青，存在中共高层找到了“靠山”。江青和康生，在“文革”中一个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一个是“顾问”，一配搭一档，干尽坏事。由此，人们追溯江、康之间的关系史，追到延安时期是恰如其分。也有人追溯到山东诸城，似乎早年便有“勾结”，那就显得牵强、过分了。

江言和康生都是诸城人，江青之母曾在康生家帮佣，两家相距不远，而且康生当过江青的母校――诸城高等小学校长。不过，江、康那时未必相识。因为康生生于1898年，比江青年长16岁。康生当诸城高等小学校长时20岁，即1918年，那时江青不过4岁。康生1924年夏离开诸城，那时康生26岁，而江青只有10岁。即便相识，也谈不上有什么交情……

当江青从山东来到上海时，康生早已在莫斯科。然而，事情却是那么的凑巧：当江青从上海进入延安3个月之际，康生从莫斯科飞来延安。江青正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而康生恰恰被中共中央派往中央党校，接替李维汉，出任校长！一个是中央党校的校长，一个是党校的学员，这时“同乡之谊”起作用了，两人大有“他乡遇故知”的感触。江青正在中共高层寻找“靠山”，康生也就成了她的“靠山”。

**“约法三章”

毛泽东毕竟是中共最高领袖，而江青又是那么一个在上海曾闹得满城风雨的影星，何况那时毛泽东和贺子珍并未办理离婚手续。因此，江青和毛泽东恋爱的消息传出，反对者大有人在。当中，最为激烈的反对者是张闻天。他认为，贺子珍是一位优秀的中共党员，有着光荣的斗争历史，又经过长征的艰苦考验，多次负伤，应该受到尊重。

但是，也有人以为，毛泽东要跟谁结婚，纯属于毛泽东个人私事，他人不必多加干涉。爱情不等于“干部鉴定”，无法勉强，支持者中最为激烈的是康生。据传，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毛泽东的婚事，同意了毛泽东的意愿，但对江青作出限制性的规定：“江青只能以一个家庭主妇和事务助手的身份，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生活与健康，将不在党内机关担任职务，或干涉政治。”

这一规定，后来又被传为“约法三章”。这“约法三章”流传甚广，却因没有原始文件为据，那“三章”的内容也就有着许多不同的“版本”。版本之一：“(一)，不准参政；(二)，不准出头露面；(三)，要好好照顾毛泽东同志的生活。”版本之二：“(一)江青不得利用她和毛泽东的关系作为政治资本；(二)她只能成为毛泽东的事务助手，不得干预政策及政治路线的决定；(三)她不得担任党内机关的重要职务。”版本之三：“(一)只此一次，不准再娶；(二)毛与贺子珍的婚约一天没有解除，只能称‘江青同志’，不能称‘毛泽东夫人’；(三)除照顾毛的私人生活外，不得过问党的内外一切人事和事务。”

不过，毛泽东的卫士李银桥，否认曾有过“约法三章”。他如此说：“还流传什么‘约法三章’？江青打倒了十几年，真有这个约法三章，约法人早就出来证明了。没人证明嘛。”李银桥的意见，可以作为“一家之见”。值得一提的是，那位美国的维特克在《江青同志》一书中，没有说“约法三章”，但提及了：今后　20年或一生之间，江青只能专心家事，不准干预公事。

另一值得注意的是，台湾方面前些日子公布的资料中，提及国民党军队攻下延安时，曾查获王若飞的日记本，内中记述了“约法三章”的内容。王若飞当年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他记下“约法三章”是可能的：“第一，毛、贺的夫妇关系尚存在，而没有正式解除时，江青同志不能以毛泽东夫人自居。第二，江青同志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生活起居与健康，今后谁也无权向党中央提出类似的要求；第三，江青同志只管毛泽东的私人生活与事务，20年内禁止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并不得干预过问党内人事及参加政治生活。”

台湾方面公布的王若飞所记“约法三章”，文字较严谨，内容也比较准确。只是尚未见到公布原件手迹。这一“版本”的“约法三章”，是当时的原始文字记录。其余种种“版本”，是凭记忆回忆或口头传说，所以彼此有出入。根据王若飞所记“约法三章”，第一条规定了毛、贺、江三人的关系，第二条规定了江青的任务，第三条规定了对江青所作的限制。这三条，条理清楚，用词稳妥，是种种“版本”中最为可信的。

**终于和毛泽东结婚

24岁的江青，终于和45岁的毛泽东结婚了。结婚的时间，一般笼统地说是“1938年秋”。朱仲丽说是1938年11月。倒是徐明清的回忆更具体，她记得是1938年11月里的一天――那一天日本飞机第一次轰炸了延安。

这么一来，江青和毛泽东结婚的日子，可以考证出来，即1938年11月19日。徐明清说是“日本飞机第一次轰炸延安那一天”，应是“前一天”――因为日本飞机那天一早就来轰炸，并炸坍了毛泽东在凤凰山下的窑洞，当天是不可能举行婚宴的，因此必定是“前一天”。

结婚以后，江青名义上仍是中共中央军委档案秘书，实际上就在毛泽东身边，照料他的生活。江青完全成了一位家庭主妇。这时的她，收敛了，检点了，跟在上海时那段罗曼谛克，判若两人。特别是在夫人们之中，她深知自己革命资历的浅薄：周恩来夫人邓颖超是资深革命家；朱德夫人康克清上过井岗山、经过长征；任弼时夫人陈琮英在上海做过多年地下工作；博古夫人刘群先去过苏联、经过长征；张闻天夫人刘英在长征中是中央队的秘书长……

在这样的夫人群中，只有具有贺子珍那样革命资历才能匹配。正因为如此，江青初入毛泽东的窑洞，不能不小心翼翼，见到谁都微微一笑，点一点头，极少言语。这时的她，尚是“新媳妇”、“小媳妇”。

新婚之初的日子是平静的。她跟毛泽东相处不错。她给毛泽东结了新毛衣，给他做了充满辣味的菜。闲暇时，那架老式的留声机就在窑洞里唱了起来。这架留声机是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进入延安时，带来送给毛泽东的。江青动作熟练地给留声机换上一张张78转的唱片。知道毛泽东喜欢京剧，投其所好，她在延安搜集一批京剧唱片。毛泽东听得入神，有时用脚蹭打着砖地，打着节拍，有时嘴里也哼哼几句。

毛泽东的窑洞，常常高朋满座。来了毛泽东的战友，她很少露面，要么递支烟，要么倒杯茶，马上就走开。来了外国记者，她不能不露面，不过，她也只是握握手，点个头，递上一盆花生米，就走开了。她显得很腼腆，如同个大姑娘。正因为这样，一位外国记者记述对江青印象时：“她直率而客气，很像一位通情达理的贤妻良母。”这表明，这位曾经成功地扮演走出家庭的反叛女性的演员，此刻又成功地扮演着跟娜拉截然相反的“贤妻良母”型的东方女性。

不过，据陈荒煤回忆，有一回他前来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江青在里面的窑洞里不时插嘴……在和毛泽东结合之前，江青曾有过4次婚姻，她却未曾生育过一个孩子。她曾怀孕。那是在她第2次来上海前，跟黄敬同居，使她怀孕。她在上海做了人工流产手术。那时的她，不想要孩子。因为她四处为生活而奔波，孩子是个累赘。跟毛泽东结婚之后，江青却盼望着早生孩子。虽说当时在延安，女干部们都不大愿意生孩子。因为生了孩子，就得自己在家抚养，意味着不能参加工作。

江青却跟一般的女干部不同，她的工作本身就在家中――照料毛泽东的起居和健康。毛泽东工作异常忙碌，她就显得格外清闲。有个孩子，她就可以多一份“工作”。更重要的是，一旦有了孩子，她作为“毛泽东夫人”的地位也巩固了――那“约法三章”一直使她耿耿于怀。

1939年冬，她怀孕了。那是她和毛泽东结婚整整一年之后。　1940年8月，她分娩了，生下一个女儿。这时，她26岁，毛泽东47岁。女儿的降生，使毛泽东异常高兴，为女儿取名“李讷”，李讷长得活泼可爱，使毛泽东的窑洞里充满了笑声，使得江青的“夫人”地位日渐巩固。

本文节选自新疆人民出版社《江青传》一书，叶永烈著。2000年10月第1版。部分内容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