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3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终审判决：李钟洵因犯组织他人偷越国境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浙江省高院一位法官说：“李钟洵不是个一般的蛇头！”其意有三：第一，李钟洵在两年时间里先后4次偷渡了541人出境，其中298人已经滞留国外，人数之多实属罕见；第二，李钟洵及其同伙在其中牟利620万法郎和3000余万元人民币；第三，李钟洵的身份比较特殊，他是曾经留学法国的医学博士后，现年60岁。

据南京周末报道，事情得追溯到两年多前。2002年6月5日，一辆载着几十名偷渡人员的大巴车在温州市区不停地绕着大圈。几圈以后，大巴车迅速开上了高速公路，径直向上海方向驶去。没料到，还没有走出温州地界，就被警察拦住了，车上的乘客被全部叫下了车。他们中的大多数显得垂头丧气，但仍然有一些人“理直气壮”地嚷嚷着说自己是去法国度夏令营，要赶飞机。但警方早已将他们的“底细”调查清楚，这些夏令营营员以及带团老师的身份都是假的，他们很可能与警方注意了两年的偷渡集团有关。

两年前的夏天，一封由法国寄往温州的国际邮件引起了温州海关的注意，邮件里装着17本已经过法国领事馆签证的合法护照，护照的持有人都是温州瑞安市一些学校的学生，但是奇怪的是，这些护照都只有出境记录，没有回国记录。难道这些学生出国后就没回来？

可疑护照引起了温州海关和公安局的注意。经过初步侦查，这些护照的持有人都在2000年7月同时参加了法国的一个夏令营活动，签证到期后至今未归。公安机关怀疑这是一起有组织的集团偷渡案。由于寄信人在法国，真实身份不明，许多直接证据一时难以查获，惟一的办法就是等待时机，放长线钓大鱼。

这一等就是两年。警方获悉，瑞安市有233名学生要去法国参加夏令营，人数众多非常可疑。于是，有了上述的行动。在这次行动中，警方的收获颇丰，不仅抓获了偷渡组织参与者金文汉，而且牵出了大蛇头李钟洵，解开了两年前17本护照的疑团。

从2000年夏天开始到现在，关注、破获以及审理该案前后一共历时四年。对此，浙江省高院工作人员的解释是：“案情复杂，涉众诸多”。本案审判长丁卫强法官告诉记者，单审理报告就有8万来字，判决书更是长达几十页。“李钟洵在组织偷渡过程中使了一些手段，以至于案件的审理过程变得非常艰难。”他如是说。

为了能够“合法偷渡”，李钟洵成立了交流中心掩人耳目。1999年，李钟洵的中法教育、社会、经济和文化交流中心在法国成立，中心宣称的主要业务是为到法国学习的中国留学生提供留学移民及其他学习生活上的帮助。然而事实上，这个中心是一个以组织学生夏(冬)令营为幌子组织偷渡的公司。

一年以后，“偷渡公司”基本成形，李钟洵伙同他人着手在浙江瑞安市组织了21人偷渡。这21人中大都是学生，少数的几个成年人便装作教师“随团护送”。靠着交流中心的名头以及组织夏令营的噱头，李钟洵顺利地在相关出入境管理部门以及法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办妥了证件。2000年7月22日，他们从上海浦东机场乘坐CCA949航班顺利出境，全部滞留在西欧国家。这次偷渡，李钟洵向每个偷渡者的家属收取了约10万元法郎或13万元人民币不等的偷渡费用。2001年1月16日，又有41人参加了李钟洵组织的冬令营，然后不知所终。

人都弄出来了，钱也进了口袋，但是李钟洵还有一个“苦恼”的问题，那就是如何核销护照。按照有关规定，出国旅游人员的护照必须交回有关机关核销。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如果护照没有核销，那么偷渡的事实必将败露，交流中心的长远生意也会断了路子。但是，被核销的护照都必须要有回国记录。人都散落到欧洲各个国家去了，何来回国记录？

李钟洵一时想不出什么好方法，就把偷渡中17人的护照直接寄回国，试图等待时机“钻空子”把护照核销了。但是，因为正中了没有回国记录的“死穴”，这批护照一直没能核销。而这批护照最后成为了李钟洵偷渡集团落网的突破口。

凭着高智商，不久以后李钟洵便想出了应对的绝妙办法。“有人把这个方法称作是‘二次出境法’。”浙江省高院丁卫强说，李钟洵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此。“学生参加夏令营一般获得的签证时间是45天，可以多次签证。李钟洵先让学生出境几天，然后马上回国，这样护照就有了出入境的往返记录。然后，只要依然在45天的签证时间之内，学生完全可以凭借多次签证的机会，再次出国侍机偷渡。而从表面看来，这第二次出境就与他组织的夏令营完全没有关系了……”

虽然规定有空子可钻，但一开始李钟洵并不能确定自己的主意是否能行得通。在案件审理中，有证人证实，李钟洵曾经派一名已经出境的“老师”往返一次，以此试探。证人说，当时李钟洵考虑，成年人应付检查的把握大一些，而且即使这个人的尝试失败，那他也只是损失一笔经纪费而已，绝对不会牵扯到他的“偷渡大业”。然而，事情非常顺利，回国试探的“老师”成功地再次出境。

李钟洵喜出望外，这使得他更加放心大胆地组织偷渡。2001年6月9日，83名瑞安学生从浦东机场出境。6月24日，这些学生“夏令营结束”从法国返回了中国。7月6日，李钟洵再次组织其中的70名学生从北京首都机场出境，之后便滞留西欧国家。根据多方证言，这一次李钟洵轻松赚进了一千余万元人民币。

在这以后，李钟洵变本加厉了，他组织的旅游队伍惊人地扩大。2002年1月，李钟洵连同金文汉等人，从瑞安组织了一个163人的冬令营团队。他们在1月25日、26日分别从北京首都机场和上海浦东机场出境。2月7日，这些人全部返回中国。之后，在李钟洵的策划下，这些人再次分批出国。2月10日，其中的88人再次顺利出境，剩下的人员则被分成两批，在2月14日分乘不同的航班到达欧洲。

2002年6月，李钟洵组织的夏令营人数又翻了倍，达到了233人。6月5日，金文汉在送学生去上海的途中被警方扣留。但在金钱的诱惑面前，利欲熏心的李钟洵仍然敢顶风作案，试图把其中的109人送出国去。6月12日，他在上海浦东机场被警方抓获。

60岁的李钟洵已经到了安度晚年的年龄，但他的晚年注定要在监狱中度过。这样的结局，在组织偷渡时他并没有料到。李钟洵生于西安，父母对其寄予厚望，他也不负家人，发奋读书。但当他跨入大学时却遇上了文化大革命，求学之路受阻。十年浩劫过后，他重新考入国内一所知名医科大学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年届不惑时，李钟洵漂洋过海到法国攻读博士后。

“1981年，我到法国留学，是中国驻法国大使馆管理的第一个自费公派生。据说我还是亚洲第一个在法国取得医学博士后的人。那个时候我很骄傲，我认为我给祖国、给母校都争了光。”在说起一度的光荣时，他的言语中不无自豪感，但随着讲述的深入，语调越来越低沉。“于是，我一直不愿意申请加入法国国籍，所以也一直没有能申请到医生执业资格。既然在法国做不成医生，我便希望学成回国后能有更大的发展。

1988年7月，我回国了。我联系了当时国内最好的12家医学院，当时我的条件是院方必须购买先进医疗设备，供我发挥专长。但这在当时根本不可能实现，甚至有人认为我是在瞎搞，最后没有一个医院敢接收我。我心里很失望，也很不平衡，于是重返法国，并定居下来。在法国，我没有医生执业资格，只能背着药箱，偷偷摸摸地给一些华人提供上门诊治。我这样的学历，居然像普通打工者一样清苦，想想没什么出路，我只好彻底放弃了医学事业。”

根据李钟洵的自述，2000年，他通过妻子认识了她所在公司的老板── 一个来自温州的商人，名叫戴维光。两人相见恨晚，在李钟洵的提议下，合伙在巴黎创办了一家有限公司性质的中法教育、社会、经济文化交流中心。他们打算以这间皮包公司的名义，出面为到法国学习的中国留学生提供留学移民及其他学习生活上的帮助，以从中获利。但第一笔生意获利甚少，令李钟洵大失所望。于是，他便想到了组织学生参加夏令营，以此来提高收益。

但无论对谁，李钟洵始终坚持自己组织的是夏令营，称自己对偷渡的事情并不清楚。本案主诉检察官程建忠对李钟洵的一番“抢白”记忆犹新：“他对我说：‘你们懂不懂什么叫偷渡？偷渡是秘密的行为。我这是公开的组织活动，是获得两国政府批准的行为，我们是明渡，不是暗渡。你们还懂不懂法律？……’态度十分嚣张。”

“在浙江省高院审理案件的时候，李钟洵一直都说自己是被想偷渡的人利用了，他总说他和偷渡的事情无关。他的理由是，他经办的所有手续都是合法的。”审判长丁卫强说，“他显然在钻法律的空子。从表面上来看，所有偷渡者的护照、邀请函都是通过正当途径得来的。

他发明的‘二次出境法’也能让他觉得自己能全身而退。但经过深入取证后，发现他以组织偷渡赚钱为目的。所有证据都显示，他所做的种种计划的前提都是如何把人不留痕迹地偷渡出去。而根据法国方面的证词，他根本没有组织过什么夏令营，学生一到法国全部都被在欧洲的亲友接走了。”（沈梅、詹小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