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社记者综合报导／杜蕾斯的各地性调查引起争论，已非首次。在中国，其调查报告引起的激烈反响，主要是针对那个“19.3”人均性伴侣的数字。有人质疑，2001年，杜蕾斯的报告显示中国人均性伴侣是2.1人，怎么三年下来就离奇地升至峰顶？

联合早报的报导说，最近，来自世界知名安全套生产商的一项全球性调查报告让中国人大吃一惊：中国人的平均性伴侣为“世界之最”，达19.3人，远远高于全球的平均数10.5人！该消息一经发布，舆论一片哗然，人们纷纷质疑这个调查报告的真实性。

中国性学界泰斗史成礼教授表示，调查报告在操作上有问题，中国人均拥有19.3名性伴侣完全不可能。不过，中国人的性伴侣在增加却是不争的事实。中国人正在体验“性福”给他们带来的快乐。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性”在中国进行得非常顺利，从过去的“非性化”，到文革时期的性压抑，再到目前的勇于追求“性福”生活，显示着中国人生活品质的提高。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储兆瑞教授认为，受传统礼教的影响，中国女性一向是沉默容忍的典范，女性“性权”意识的提高，是社会全方位的进步。

深圳新闻网报导说，中国性学泰斗潘绥铭教授提出，“性化”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之后开始盛行，将成为21世纪中国性问题的挑战和机遇。主要表现为性现象的公开化、给更多的事物现象赋予性的含义、更加突出性别差异中性的方面、性的词汇增加、成为社会的时尚至少是很少受到反对等。

潘绥铭认为，性化在中国进行得非常顺利，从过去的“非性化”，到文革时期的压抑，再到性化的巅峰。当前中国由一个威权社会变成了一个自由社会，个人自由度甚至超过了许多发达国家。他表示，在性现象的公开化中，最为突出的是在电视广告上，卫生巾广告再也不遮遮掩掩，而是公然在黄金时段播出。这在1994年还是不可想象的。

对于近年来一些最新的性话语如性感、性福、一夜情、网恋、泡妞等逐渐被人们所熟知，潘绥铭认为，这些新话语并不是新出现的，而是随着性化过程演变而出的新命名，是性化的一种现象。它们所对应的旧词分别是风骚、幸福、露水夫妻、鸿雁传情、死磨硬缠等，都是针对青年和爱情。

这些词语并不是实践者们自己创造的，而是传媒加以定义与扩散，迫使人们去接受它，而丧失了自己的思考，政府已经无法控制新话语的传播。

分析人士认为，“19.3”的由来，有两种可能：

一、参与网上调查的10万名中国人，根本没有那么多的性伴侣，有人在吹牛或恶作剧，夸大数字，扭曲了平均数据。杜蕾斯中国合资公司有关负责人受访时已经承认，如果有受访者自称有100万名性伴侣，电脑操作的“统计程序也排除不了”。

二、参与调查的10万名中国人，确实有那么多的性伴侣。但这个样本（80％是男性，以25至34岁年龄段的人为主）能否代表全体中国人，首先就成疑问。中国有13亿人口，但其中的8亿农民恐怕基本不上网。调查结果顶多只能说明了部分城市年轻男网民的情况。

话虽如此，如果我们参考其他近年由中国学者、世界卫生组织进行的调查研究，说中国人的性观念已经越来越开放，却是不争的事实。中国舆论、专家对杜蕾斯调查的激烈讨伐，甚至要求调查有关调查是否含有欺诈成分，恰好也让外界看到，中国人对待性的态度，虽比过去开放，道德感还是十分强的。至于这家卖安全套的英国公司的调查有多科学、严谨，大概就不在考虑范围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