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美国报记者近期走访上海，对上海绚丽的城市生活发出由衷赞叹。今日美国报记者文章说， 在这个艺术气息浓厚的大都市里，几乎每家高级餐厅的休息区内都能看到中国的雅皮士以及他们四重奏的身影。

国际金融报报道，上海平地而起，就像有着高大形象，备受群众欢迎的休斯顿火箭队明星姚明的发展历程一样。十年间，黄浦江两岸有近3000栋18层以上的高楼拔地而起，它们高耸入云的身姿被列入世界顶尖艺术建筑的橱窗之中。如今，仍有2000栋新楼正在筹划和兴建中（这个城市曾一度积聚了世界四分之一多的起重机），连上海本地人都会一不小心就迷失方向。

不仅如此，最新的时尚潮流源源不断地涌进南京路等地，随处可见的星巴克咖啡更是被誉为“无孔不入”的星巴克。书报亭也紧随国际流行趋势引进 Harper’s Bazaar，Cosmopolitan，Elle，Marie Claire，Bride’s和Good Housekeeping中文版本书刊。

“上海人热衷于接受新事物。”作为建设发展上海的新生力量，约翰.孙说，“上海的发展如此飞速是因为她不再仅仅是中国的上海，而且也是世界的上海。”

http://www.coppercanyonadventures.com/Bustling%20Shanghai.JPG

文章说，为了成为东方最璀璨的一颗明珠，她凡事要求最好。不但拥有世界最高的金茂大厦，还有线路最长的轻轨，最快的磁悬浮列车，它可以每小时270英里的速度将乘客从浦东机场送至经济开发区。而在市博物馆里陈列着一个100英尺见方的城市模型（当然也是世界最大的），那是2010年上海的样子。

“所有的事物都处在萌发状态，一切尽显欣欣向荣的景象。”Hertz在中国分部的主管爱琳说道，“人们希望能迅速学习吸纳大量的信息，尤其在仪表着装方面。”

四季酒店的代言人希尔达・露易对这此深表赞同，“年轻人在生活中总是乐于向新事物看齐，因为他们想变得更加时尚。”

“想想三年前我刚到这里的时候，人们还不知道Spa为何物。”上海威斯汀酒店的马来西亚人维纶妮嘉说，“不过现在他们都走在时尚潮流的前沿了。”

文章写道，不管这个变化对上海而言是否是向前迈下了积极的一步，但至少如今的上海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样子了。宽阔的街道，庄严的建筑，以及几家全市最好的西餐厅无不让人回忆起曾被称作“东方巴黎”的上海。

“虽然上海看上去很西化，但骨子里仍保留着很中国的一面。”维纶妮嘉说。

“上海已经成为一个令人向往的魅力都市，她是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城市之一。”已在亚洲工作21年的浦东香格里拉饭店总经理菲力普・卡雷提说：“这里的人们只需要最好的。”

上海的中国味儿越来越淡了

不过，对于上海骨子里是否仍保留着很中国的一面，青年参考早先编译的Peter Howarth的文章答案是否定的。文章说，上海这个早先是殖民口岸的城市，曾经遍地都是低楼层、破旧的房屋、商店和仓库，如今，一个由混凝土、玻璃和钢铁构建而成的21世纪大都市正拔地而起。

外滩3号有个很时髦的屋顶平台酒吧，里面播放着西方流行歌曲，入夜，时髦的中国人和欧洲人在这儿聚集。

设计师专卖店传染病似的在城市各处蔓延。在上海时代广场，有Marina Rinaldi、Ferragamo和古奇(Gucci)店；在恒隆广场，你可以找到Cartier和Hermes；从上月开始，你还可找到中国最大的奢侈品品牌店：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除了“上海滩”这个品牌外，上海似乎很少有土生土长的时尚品牌。

作者Peter Howarth问《Mens Folio》和《Wow》杂志的新加坡出版商Eddy Koh，中国时尚设计师都去哪儿了。他说，虽然你可以在戛纳电影节等西方大型活动中看见女演员身着传统的丝绸旗袍，但这样做只是一种声明。“在这儿她是不会穿的。中国人不会穿民族服装去参加聚会，他们会穿Dior。”

据Koh说，中国设计师处在“22条军规”似的境地：为了在国外造成影响，他们需要一个鲜明的民族形象。“相反，如果他们想在国内取得成功，就得展现出当代西方的形象。这就好像是，他们必须出国、出名，然后以纽约设计师的身份回来。‘上海滩’就是这样。”

“上海滩”品牌由香港商人邓永锵在1994年创立，于1998年将多数股份出售给奢侈品巨头Richemont。“过去50年里，中国已丧失了自己的文化传统，年轻的中国设计师有必要重新学习已经丢失的东西。”Koh解释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一切都是平等的，我们失去了奢侈的念头。正在营造新上海的，不是这里的中国人，而是那些当年离开大陆去台湾和香港，现在又回来的人。”

文章说，作者Peter Howarth在上海呆的时间越长，就越能理解Koh的意思。想像中的、从书本和电影中积累的中国文化的概念，是一种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消失的事物。

作者和澳大利亚记者Richard一起去用晚餐，同行的还有他的朋友Christina，她是一位从事广告业的香港人。他们吃饭的那家餐厅，如果放在曼哈顿也不会显得落伍，那里全是闪闪发光的水晶制品和黑色漆木制品。作者在那里点中国菜，但服务员表示抱歉，说他们不做中国菜。

他们讨论有关中国设计师的事，Richard说：“之所以没有中国男装设计师，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无法与裁缝竞争。我在裁缝那里定制一套西装花了700至800新元，大致相当于250英镑。另外一件衬衫花了70新元，大约25英镑――你怎么能与这样的价格竞争？在劳动力非常便宜的时候，是很难与其竞争的。”

“但是，人们会买西方的牌子。”Christina说，“内地人特意每年到香港，把钱花在路易威登和古奇等东西上面。”

他们为何购买西方品牌而非中国品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品牌。”Richard说，“他们并不真正理解品牌的概念。中国是一个商人民族――他们着眼于短期。他们不愿投入建立一个品牌所需的金钱、时间和力气。他们想要快速回报，因此他们的前景在本地。”

然后他让作者Peter Howarth说出一个除了“上海滩”和东方文华大酒店集团之外的中国品牌。Peter Howarth所能想到的所有亚洲品牌都是新加坡(航空公司)、日本(汽车制造商)或韩国(电气产品)的。最后他发现，就连东方文华也属于怡和集团，那是一家源自苏格兰的公司。

第二天，Peter Howarth去拜访一位上海裁缝，他专门制作那些中国影星不会在家穿的旗袍。一件绸缎服装价格在1000-4000元人民币，这只是一件范思哲(Versace)品牌服装价格的零头。在中国，名牌时装的价格和它们在西方的价格一样：一件圣罗兰长袖白色V领女装在伦敦售价1850英镑，在中国售价为2.545万港元，按汇率直接折算。

晚上Peter Howarth出席了诺基亚举行的晚会。活动现场全是中国交际场上的女子，衣服全是西式的，放眼望去没有一件旗袍。混杂在人群中的中国模特似乎从基因上就是西化的，或者是吃牛排和维生素长大的。她们远不是Peter Howarth 期望的那种娇小的美女，她们都有6英尺高，或者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