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江支流环绕形成的一座小岛上，广东省东莞监狱由高墙切割出一块封闭的改造空间，远离尘嚣。这座监狱里有一个相对特殊的第9监区，目前关押着几十名外籍犯人以及几百名港澳台籍囚犯。

既然在中国犯罪，他们当然要面对中国法律的制裁，在这一平等的基准上，第9监区却也无法回避这一群体的特殊性。当来自不同国度的犯人集中关押在中国的监狱里，其生活习惯、思维方式、文化观念甚至宗教信仰上的差异，对于改造者和被改造者而言都有诸多难题。

第9监区在东莞监狱内除了有一片单独区域，与其他监区没什么区别，但事实上，它却如同孤岛上的孤岛，看不到太多可依凭的东西。

我一个一个问他们――这段经历对他们意味着什么？

许多答案是可以预见的，比如“牢狱之苦”、“改造”或“一段生活”。不曾想，“旅途”一词从菲律宾籍犯人莫兰诺的口中缓缓而出。1993年初到中国的他，只呼吸了二十余天自由的空气，就因为贩毒，被迫开始了另外一段特殊的人生“旅途”。

在东莞监狱自办的《培正报》上，一名外籍犯人这样自白：“我在异国旅行，与自由遥遥相望”。

**第一年：疏离的内心，不安的表情

穿过东莞监狱的大门，沿着空旷的监狱广场，往西一箭之遥便是第9监区的古园林式围墙。三角梅簇拥下的监仓小院，花木扶疏，只有葡萄架掩映下的铁门栏杆，隐约暗示着封闭的意味。

莫兰诺和四个同伴远远站在墙边，手里拿着板凳，左右张望，浅蓝色的囚服在阳光下泛着微微的白光。

管教点到他的名字时，莫兰诺下意识地挺了挺胸，右手轻轻拽了下衣摆，旋即步伐规则地踏步过来，胸前双手紧攥的板凳，几乎是一条水平线般地平移着。管教说，这是监狱军事化管理留下的痕迹。

围墙外，几名刚刚结束入监教育的中国犯人，正背着装满日常用品的大小包裹，驯服地随着管教去往新的监区报到。“听说，我们监区过两天也要进来几个，好像是越南的。”莫兰诺语速缓慢，没有好奇。

1993年初春，大学二年级的莫兰诺带着妹妹到中国旅行，在桂林、北京等地潇洒了20余天后，兜里的钱所剩无几，连买返程的机票都不够了。他经不住旅行时结识的一名同胞的蛊惑，决定铤而走险，贩运毒品出境，作为酬劳，他和妹妹可以免费回国。然而在广州白云机场准备登机出境时，装在茶叶罐、咖啡罐里的3公斤冰毒被检查出来了，他被判处死缓，同行的妹妹也随之入狱。

现在的旧白云机场已经弃用，但莫兰诺对自己的落网之地至今念念不忘，“那天是2月23日，再过几周就是学校开学的日子。”

同样记忆深刻的日子是1996年10月15日，莫兰诺在看守所呆了3年后，被辗转送到了东江上的新洲岛，也就是这所监狱。那一刻，恍惚间他以为回到了故乡马尼拉的巴石河，“我的家就在巴石河畔的山坡上”。

第一年是在恐惧和歉疚中度过的，对死亡的恐惧，对牵连妹妹的歉疚，无心旁顾。记者问他，失去自由的感觉是什么？莫兰诺夸张地做了一个心脏迸出的手势，“就是这种感觉”，他还无法用绘声绘色的汉语来描述。

当年，与莫兰诺一同关押在第9监区的仅有两个外籍犯人，一个是韩国人，一个是尼泊尔人。三人命运相似，在陌生的中国监狱和犯人中，寂无声息。

莫兰诺没有申诉，没有寻求领事馆的救助，他说“就当自己已经死了”。仅有一次，他偷偷地问领事馆来探望的领事Rodolfo，同案的妹妹关在哪里？领事说了一个含糊的地名，他没听清楚，也没敢再追问。只要有了下落，足以安慰自己。

入监的第一年，往往是在外籍犯人与管教干警的疏离和隔阂中开始的。从走进监狱大门的第一次列队报数起，陌生的异国现实、严厉的监狱制度，便开始冲击着外籍犯人们源自本国的语言、饮食习惯和既有观念。一顿饭、一句话、一封信，几乎所有的生活细节都需要重新调适。

莫兰诺选择了在沉默中弥合隔阂，而有些外籍犯人则以动辄申诉代之。

今年年初，朱警官调任9监区的监区长一职，上任的第一天晚上，就被一名外籍犯人“缠”上了。这名尼日利亚籍犯人吵着嚷着，早餐要吃芝士，喝牛奶，不肯吃面条和稀饭。犯人情绪激动，语无伦次，朱警官好不容易才听清cheese的单词。调任之前，朱警官就听闻9监区的外籍犯人“申诉多，维权意识强”。

中午11点半，正是第9监区的午饭时间。监区前的空地上，不锈钢餐车依监仓的顺序一字排列。今天的主菜是白菜炖肉，为信仰伊斯兰教犯人准备的则是回民灶专供的荷包蛋炒雪菜。

依照规定，犯人每个月可以有部分的零花钱，有的是家属寄存的，有的是参加监狱劳动的奖金，但必须在监区的统一管理下使用，所能购买的商品也一一列在公示栏的名录里，从干吃奶片、和味凤爪到香烟、毛巾、牙膏，基本可以满足日常之需。考虑到外籍罪犯的特殊情况，9监区在征得上级同意后，将每人的花费额度由中国犯人的400元/月放宽至500元/月。

于是有外籍犯人不惜搭上所有的零花钱，用来买咖啡和饼干。在9月份公示的犯人支出目录表里，最高的印尼籍柯曼尤士花了569.1元，最少的巴基斯坦籍穆都沙米只有33.04元。

语言的问题，是另一道横亘在干警与犯人之间的隔阂来源。监区特意开设了中英文互助学习班，鼓励中文已有基础的犯人帮扶同伴，并资助犯人购买了复读机，但是流利对话并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达到的。尤其是少数来自加纳、汤加王国、塞拉利昂的犯人，英语、汉语全然不懂，从基本的汉语拼音开始学习，困难可想而知。

莫兰诺的语言天赋很好，而且学习能力也比较强，自己对照着汉英字典和电视上的主持人的口型，他居然一字一句地把汉语抠出来了。现在，他常常充当同伴与干警交流时的翻译。

而遇到特殊的犯人，管教们往往束手无策。四个月前，监区新来一名韩国犯人，裴正直，因诈骗罪入狱。干警们一见就傻眼了，犯人聋哑，成天打着手势，没人知道意思。无奈之下，监区自己掏了腰包，买了一本手语书，指定同仓的“改造积极分子”专学专用。一句简单的意思，由韩式手语转换成口语，咿咿呀呀，几番周折下来，交流艰辛异常。

监区狱务公告栏里公示着9月份犯人的奖惩情况，尼日利亚籍犯人埃及名列“黑”榜。这个非洲壮汉上个月被扣了四分，因为不守纪律，随便说话。一旁的狱警插话道：“这是个抗拒改造的典型。”

埃及犯的是故意伤害罪，因为怀疑同伴偷了自己的钱包，而大打出手，结果被判了两年。除去在看守所近一年的日子，埃及在第9监区只是个“匆匆过客”，年底即将出狱。同仓的港籍犯人林汉斌对于埃及颇有微词，“不讲卫生，随地吐痰，一到夏天，异味难闻，还不喜欢洗澡”。

与短刑犯在行为规范上的“无所顾忌”不同，长期刑犯、无期刑犯或是死缓，则在第一年内显得尤其焦虑和恐慌。因为对司法制度的认知不同，法制观念的差异，这些外籍犯人对申诉重新量刑寄予厚望。

泰国籍犯人李伟，在东莞监狱是有名的“申诉大户”。据莫兰诺回忆，李伟入狱之后固执得很，反复地念叨着量刑过重的理由，反反复复申诉了不下二十余回。两个月前的中秋节，监区破例照顾他拨打亲情电话，16岁女儿的声音一传来，这个中年汉子顿时潸然泪下。

马来西亚籍犯人林管财，因贩卖1000克的违禁药品入狱，他说，依照马来西亚法律，他可能会判10年左右，而在中国却成了16年，“刚进来的时候，也是不停地申诉，写信给监狱长，向领事馆反映。”

监狱对于犯人通信、电话有着严格期限的规定，外籍犯人却常常将之视为基本权利，认为不容剥夺。“这是认识上的误区，如果以他国法律来衡量，还在中国监狱服什么刑？”朱警官监区长说。

东莞监狱的叶政也一再强调，《监狱法》和改造制度面前依法执政，一视同仁的重要性，“不论国籍、不论种族，既然在中国犯罪，受中国法律制裁，就必须严格按照中国的监狱改造制度执行。”可是，用这样的话，说服这些刚刚在异国失去自由的的囚犯来说，难度可想而知。

**第三年，踏在茫然与清醒的边界上

1999年，莫兰诺最初的两个朋友相继出狱了，临走时拍着他的肩膀，叮嘱他好好服刑，并答应给他写信。然而直到今天，他也没有收到寄自韩国或者尼泊尔的信件。“也许走得匆忙，不知道这里的地址吧。”莫兰诺倒对此很淡然。

八年了，莫兰诺在9监区里“迎来送往”，目睹着9监区里的外籍犯人由最初的几个变成现在的几十个，“有些国家，我听都没听说过。”

他亲眼看着，监区的小院子里种起了三角梅；文化室里的黑白电视机换成了 TCL的大彩电；监区的通知栏、公告栏也接连竖了起来，贴上了与自己息息相关的改造信息。生活的气息悄无声息地吹进了封闭的围墙之内。

也是在这一年，因为表现出色，监狱酌情给他申请了减刑，死缓减成了无期，继而又减成了16年有期徒刑，“管教对我说，好好改造，还有机会。”莫兰诺的嘴角掠过一丝微笑，转瞬即逝。

他对记者念叨过一段堪称经典的总结：“空间不是问题，身份不是问题，时间才是问题。”并伸出双手，做出渐渐合拢的手势，试图暗示过程的漫长。

当饮食和语言的困难渐渐消除，当陌生抵触的情绪日渐麻木并消退，真切的监狱生活才真正开始，日复一日。

马来西亚籍犯人林管财，坐在莫兰诺身边，自始至终不说一句话，只有外人问话的时候才回答――这是许多犯人在监狱养成的习惯。与多数犯人比，林管财显得少有的从容，面目平静，已经说得一口流利的汉语。

“最初也申诉，结果重审反而加重了8年的刑期。”他蔫了，终于明白了适时的放弃，“我再也不申诉了。”现在的林管财清醒地知道，与其徒劳申诉，不如安心改造，争取早日出狱。

虽然不再动辄申诉，但对于中国法律的哪怕一丝变化，外籍犯人们依然急切地钻研，甚至专门剪报搜集。减刑开始成为外籍犯人们最重要的目的，像是一根救命的稻草，被紧攥不放。

在东莞监狱，减刑有着一套严格的量化规定，外籍犯人概莫能外。这些公布在狱务公开栏里细致入微的条目，分成“嘉奖、表扬、积极分子”若干阶段。外籍犯人真正能吃透并熟稔于心，需要花上很长一段时间。为着他们自身利益考虑，管教干警们只能变着法子以最简单的逻辑来灌输给他们。

“每个月的考核，获得嘉奖的犯人会获得一个红色的标志，我们解释为挑红灯。”副监区长毛警官不厌其烦地告诉他们，红灯越多，减刑就越快，“犯人一旦明白了，会积极很多”。

从今年开始，东莞监狱专门为外籍犯人开设了识字班。每周三，34岁的李海明老师准时从岛对岸的从化中学过来上课。监狱的普法教育，也在这种对汉字的识别中部分地渗透进来。“对于他们，不能太过严格，重要的是鼓励兴趣和信心。”李老师说。

监狱鼓励外籍犯人用中文写文章，为此专门在监狱自办的《培正报》上开设版面。这份每月两期的四版报纸上，除去监狱管理的大事外，几乎都以副刊的形式留给了犯人们，以监区为单位，刊载他们的文章，或散文，或小说，或诗歌。

对于外籍犯人而言，在副刊上出现自己的名字，是足以自豪的事情，他们习惯以此作为衡量自己中文水平的标志。

巴基斯坦籍犯人穆都沙米，56岁了，戴着一副黑边眼镜，在识字班上课时，他静静地坐在末排，有些木讷。胸卡上记录着贩毒的罪名，无期徒刑的刑期，嘉奖表扬栏里一片空白，还被扣了两分。这意味着他还没能够获得减刑，重获自由的日子还遥遥无期。

老人拙于言辞，反应比常人慢上半拍。一旁做翻译的莫兰诺会不厌其烦地重复提醒。他对于很多提问都理解不了，常常答非所问。穆都沙米说自己努力去学汉语，还是学不会，年纪大了，记不住笔画和发音。

他说，没有特别开心或者痛苦的时候，每天都一样；以前无所适从，不知道做什么，现在知道做什么，但是不知道怎么做。

像是一尊失去光泽的雕塑，穆都沙米生活在这个特殊的被限制了自由的空间里，对一切都显得无动于衷。

莫兰诺说，这种感觉他开始也有过，“看不清……心里不明白……”他努力地想找出恰当的词汇表达。“是不是‘茫然’？”记者问。莫兰诺微笑着使劲地点头。

**第八年：改变着、固守着

“……16、11.3、6”

瘦削的莫兰诺，熟稔地念叨着一连串的数字，伴着不停掰动手指的动作。数字的波动代表着余刑刑期的变化，像是漫长旅程的一个个里程碑。

他已经成功减了三次刑，从死缓变为2002年的11年零3个月，自由的希望重又回到了他的手中。

莫兰诺对数字敏感，对于距离自由的时间，他变着计量单位换算，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这种心情是难以描述的，希望与焦虑并存，“成了习惯，每天入睡前都会默祷一遍。”

莫兰诺今年37岁了，在第9监区掰着指头数已经是第8个年头。8年里，他从没有扣过分，循规蹈矩地生活。领口的黄色条块，意味着他属于普管级犯人。“普管犯人的通信次数不受限制，节日可以拨打亲情电话，倘若家里有重大变故，还可以申请离监回家三至五天。”《狱务公开手册》这样规定着。

然而，自己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待遇，他不愿实现。

进监狱之前，莫兰诺在看守所度过了三年时光，其间，澳大利亚的姨妈、日本的妹妹来探望他。临别的时候，他说，“不要再来了，来了我也不再见了”。

“路途这么远，又要花很多的钱，我在这边挺好的。”

2000年，莫兰诺的父母接连去世，他在夜里躲在监仓的盥洗室里哭了好多次。“以后再也没哭了，也没有哭的理由了。”

谈话间，窗外传来乐队排练的声音，隔着偌大的广场，飘忽入耳，莫兰诺突然问记者好不好听，这是采访中他惟一一次主动提问。

那是监狱犯人组成的管乐队在例行排练。莫兰诺的朋友加纳籍犯人阿祖是乐队鼓手。为了方便排练，阿祖从第9监区搬了出去，关押在第15监区。莫兰诺说，自己喜欢跳舞，可惜监狱没有专门的舞队，“阿祖是幸运儿。”

外籍犯人中不乏像阿祖和莫兰诺这般能歌善舞者，监狱每搞文艺活动，监区总是优先考虑他们，这也算是对他们因为交流不畅而显得枯燥的业余生活的一种补偿。

管教们都说，莫兰诺是监狱行为规范、劳动改造、文化学习教育三方面改造的成功典型。莫兰诺自己说：“我得把时间变得有趣起来，才不会那么漫长。”

“改造有用吗？”记者问。

“有用。我改造了，才可以和你讲话；不改造的话，就不可以和你讲话。”简单明了的逻辑。

“将来有用吗？”记者接着问。

莫兰诺不说话了，他的表情说明，他想过这样的问题，不止一次。而就在前一刻，他还乐观地估计着，倘若年底再成功减一次刑，还有6年就可以出去了。

可是，出去了怎么办？这个问题开始提前困扰莫兰诺。

外籍罪犯在主刑之外，往往附带驱逐出境的附加刑，这意味着，他们在走出第9监区的同时也将离开中国，很有可能不再回来。然而，中国的印痕已经深深烙上，停留在记忆深处的故国早已面目全非。

泰国渔民巴莫.仙郎信，入狱前是个渔民。记者见到他的时候，妹妹刚刚来信，告诉哥哥自己大学毕业了，快找工作了。巴莫说，妹妹文化程度高，我不是所有信都回，我只挑重要日子回。

今年中秋节，他的同监朋友邀请他一起排演小品《牙医》，巴莫从前一直羞怯，这次鼓足勇气答应了。巴莫知道更积极的生活和改造态度对自己意味着什么。

“如果不出事，我现在应该当上船长了。” 谈到遭受的刑罚，他说非常后悔，“我生平最大的愿望就是当船长。自己在监狱里学到的技术，不知道到泰国还能不能用，不知道，可能还是要去打鱼。”

监狱狱政管理科的张警官，已经十余次押送刑满释放的犯人出境。上个月，他刚刚押送一名尼泊尔籍犯人至西藏，由西藏出境。拍照、交接手续完成后，对方航务局的工作人员招呼犯人过去，他磨蹭了半天。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推了他一下，你自由了，到家了。”越过西藏，一段新的旅途正在迎接着他，这次是自己的祖国，可是仍旧陌生。

也许等到2012年，陌生的还会有莫兰诺。他想出狱后做生意，他从电视上看到广交会的盛况，羡慕不已。他还说，自己学会了汉语，吃惯了中餐，熟悉了中国人的思维，最好能够继续留在中国。

“可是，中国还会欢迎我们吗？”

这是大多数外籍犯人们出狱后难逃的结局，改变了太多，不变的似乎只剩下国籍，重又需要适应。陌生的感觉挥之不去，一段旅途之后又是另一段旅途。

**新洲岛上的“联合国”

东莞监狱位于东莞市石碣镇的新洲岛，占地200余亩，东江支流环绕而过。

1988年以前，这里几乎是一座荒岛，少人接近。1989年开始，这里成了新洲监狱的所在地，开始零散关押外籍囚犯。1996年，监狱更名为东莞监狱，正式成为广东省境内惟一关押男性外籍罪犯的监狱。

如今，一条狭长的水泥桥沟通两岸，使新洲与外部世界终于有了一点实际的联系。岛外的石碣镇也从闭塞走向开放，成了珠三角有名的数码工业镇。

一岛为邻的新洲水泥厂，几经兴衰，终于难以为继，一拆了事。监狱的警官说，拆了好，前几年，水泥厂兴旺之时，烟尘漫天，常常会遮住值勤武警的视线，埋下安全隐患。

高墙之内，东莞监狱一如往昔。管教干警们来往于岛内外的宿舍与监狱之间，偶尔会感到生活的枯燥。

1997年前，新洲岛上还只有三名外囚，而现在差不多有几十名了，集中关押在第9监区，同监的还有几百名港澳台籍罪犯。

目前，东莞监狱里的外籍罪犯主要来自东南亚国家，尤以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为多，也有一些来自非洲国家，譬如尼日利亚、加纳等，犯罪类型以贩毒和走私为主。而那些欧美国家的罪犯，早已移交北京一所监狱关押。

“关押什么样的外籍犯人，主要会考虑地理气候以及领事馆的设置和犯人家属所在地等多方面因素。”朱曙光监区长介绍道。

第9监区在监狱中心广场的西侧，有一座五层的监区楼，围墙的建筑风格具有中国古典园林的特色。

监区设有阅览室、文艺活动室等设施，阅览室的墙上，挂着这些外籍犯人在监狱文化、体育比赛中获得的锦旗。

外籍罪犯的一天与中国犯人几乎别无二致。早上6点15分起床，洗漱并整理内务。6点30分左右吃早餐，然后回监仓准备劳动。7点45分，列队前往劳动场所，8点正式劳动。中午12点散工，吃午饭，休息，下午2点开工，6点散工。严格的每日8小时工作制。晚上7点，收看新闻联播，随后在一楼活动室里自由活动，晚上9点半回监仓休息，10点30分熄灯。

至少在形式上，中国的监狱并没有为这些外籍罪犯们腾挪出哪怕一丝特殊的空间。

除了肤色、面孔上的区别外，他们隐身在中国囚犯中，不易察觉。

（选摘自南方周末 作者：朱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