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唯美

我是在看莫尼卡・贝鲁奇主演的一部欧洲影片时，忽然想到1978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的张艺谋的。那时的他及其同学没有今天的影迷们那么幸运，在没有进入电影学院之前，他们几乎不可能看到大量的欧洲电影，而且即便看过，画质也不会像如今的影碟这样清晰，音效也不会那么震撼，敏感一点的画面大都会被人删剪得一干二净。

在考入电影学院之前，张艺谋受到的欧洲电影教育不会比普通百姓更多，也不会超出当时大多数老百姓能够理解的范围。这时的张艺谋只是西安国棉八厂的普通工人，当时已经27岁，逼近而立之年。在此之前，他还在陕西乾县农村插队劳动。很少有人知道，他只是初中毕业，连高中都没有上过。

还有一点，现在的年轻人几乎不能理解。那时的张艺谋还因家庭出身受到歧视，承受着沉重的心理负担，这也形成了他自我压抑、坚忍顽强的性格。幸好，他有着自己的爱好和理想，这个爱好在当时来说有些奢侈，那就是”照相”。为这个爱好，他用卖血换来的钱买了一台相机，并用它拍出了一些摄影习作。

直到今天，也没有多少人看到过张艺谋拍的照片，但看看他在电影中对大块颜色的酷好，可以想像他当时拍的照片，大概也有这种偏好。27岁考大学，在当时已经有点超龄了，老谋子这时想到了”毛遂自荐”，他把自己的摄影习作送给北京的一位领导，小小走了点”后门”，然后便以”大龄青年”身份走入了北京电影学院。

从这时开始，张艺谋才真正接触欧洲电影，通过有些模糊的录像带或小电影看到从法国”新浪潮”到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一系列欧洲经典影片。当然，这时还有影院公映的阿兰・德隆、贝尔蒙多、德纳芙等人主演的众多法国电影。欧洲电影的叙事方式、表现手法、表演风格和画面构图等，都有着鲜明的特点。这些影片对他们的冲击不言而喻。我们不难猜想，坐在课堂里的老谋子会咂巴着嘴，不动声色地想：电影还能这么拍啊！

张艺谋及其同学侯咏、顾长卫等著名摄影师，一开始都在电影的构图、形式和色彩上下足了功夫。年龄老大、性情沉默的张艺谋想要在众多优秀的同学中显山露水，暗地里用劲更多。他的一位同学曾回忆说，有一次在教室外面玩，有个同学因为一件小事羞辱了一下张艺谋，张艺谋居然一言不发，拍拍屁股上的尘土默默离去。当时就有人认为，这老谋子有底蕴，沉得住气，能做大事。

性情的沉稳，使他能更冷静地去感受电影的色彩和构图带来的心灵震撼。而欧洲电影当时一定迎合了他的心理需求，他在悠然、冷静、别样的欧洲电影中，感受了内在的张力和感动。作为摄影师的张艺谋一开始就能在欧洲电影的启发下，展现他对色彩和构图的特殊敏感。

从同是第五代导演的黄建新的《黑炮事件》，陈凯歌导演、张艺谋拍摄的《黄土地》，另一位第五代导演张军钊请老谋子和萧风摄影的第五代开山之作《一个和八个》，不难发现，第五代导演集体从欧洲电影中汲取了养分，滋养出一批划时代之作。而此后，一直执著并拘泥于色彩和构图的却是由摄影转为导演的张艺谋，他对色彩和形式肤浅的酷爱以及他的唯美观念，一直延续至今。

**试验精神

张艺谋及其第五代导演的成名是”批量”性的，这是个非常奇特的现象。

一个学院，同一个年级，同一个专业，甚至是同一个班，便出了几个拍电影的好手，而且其中的张艺谋、顾长卫、侯咏、吕乐不仅能玩摄影，而且还能玩导演。当然，其中最”顶”的还是要数老谋子了，他不仅能摄能导，演起戏来也不含糊，拿奖更是拿到手软，真算得上是这群人中的”王中王”。

张艺谋之所以敢于尝试电影中的各种行当和手法，是因为他有一种难能可贵的”试验精神”。老谋子是个表面冷漠，内心顽强的人，自信玩什么都有一手。按说他因为拍摄《一个和八个》、《黄土地》受到称赞，并获国内国外多项摄影奖后，应该好好当摄影师，继续展现自己的摄影才能，可他却偏偏剑走偏锋，没干几年摄影的活儿，便捡起导筒，去抢导演的”饭碗”。

1986年，老谋子别出心裁地在外景地种了一片高粱。等到秋天高粱熟透的时候，他领着巩俐、姜文一帮子初出茅庐的姑娘、小伙子，唱着《颠轿歌》，在这片高粱地里拍了一场惊世骇俗的戏，让巩俐和姜文滚了一身高粱花。

80年代中期，国内的人文思潮中流淌着个性解放的血液，被政治、道德压抑的人性和情欲急于得到释放。电影《红高粱》中野蛮、粗犷的形象显然迎合了人们内心的这种欲求，受到各种束缚的观众，通过这部影片宣泄了自己的情感，感受到了个性自由的美丽。

很有趣的是，将近20年后，张艺谋的这部导演成名作遭到了一些批评家强烈的批判。这则批评认为《红高粱》是当年的“流氓主义”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因为“那些在风中热烈舞蹈的高粱精灵，对乡村流氓的田头野合作了盛大礼赞。越过剥皮和砍头的残酷场景，张艺谋开始了他的暴力美学的长征，它的主题歌《颠轿歌》受到街头痞子的拥戴，中国城市一度响彻了‘妹妹你大胆往前走’的嚎叫。”

当这篇批评出现时，张艺谋的新作《十面埋伏》已经上映，片中章子怡与金城武在草地上野合的场面，比起当年巩俐和姜文在高粱地里打滚，不知大胆、放肆了多少，章美人至少为这个情节贡献了一片后背和半个胸部。如果要说“流氓”，这时的张艺谋是不是变本加厉了呢？

回到“试验精神”这个话题上来，张艺谋在《红高粱》中对“床戏”的试验应该说是开创性的。就像当初的电影《庐山恋》对“吻戏”的尝试，在那个时代都具有某种特殊的意义。近20年后的那些批评，如果不是不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思潮，那就是故作姿态，危言耸听。

在连续拍摄《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时，张艺谋试着拍了商业片《代号美洲豹》。这是一部连他自己都承认失败的影片，但从这里却可以看出张艺谋的商业野心。接下来，张艺谋仍在玩着试验。《秋菊打官司》尝试了纪录片风格，并采用了陕西方言；《活着》尝试了史诗片架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是在挑战自己拍城市片的能力；《有话好好说》抛弃摄影机的支架，试验了摇晃拍摄；《一个都不能少》尝试了用非职业演员拍戏；《我的父亲母亲》玩起了纯情；《幸福时光》则继续探索如何拍好城市题材影片；到了《千里走单骑》，这回他在拿日本人练手。

当然，不能不提的是，张艺谋还尝试着主演过两部电影，一部是《老井》，另一部是《秦俑》，这两部影片都让他获益匪浅。前者让他捧回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后者则让他和巩俐的爱情进入最佳状态。再说下去，他尝试的东西就有点离谱了，执导歌剧《图兰朵》，执导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执导山水情景剧《刘三姐》等等，好像没有他不敢玩的东西。

老谋子一直热衷于尝试新颖的东西，很少在一种模式中止步不前，固步自封。像他这样具有强烈“试验精神”的“五项全能”选手，中国电影人中几乎找不出第二个。

**致命”死穴”

张艺谋的电影可以分为三类，好的、不好的和引起争论的。像《秋菊打官司》、《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等影片，无疑是好的，评价它们几乎可以不惜溢美之词；而《代号美洲豹》、《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幸福时光》等，则属于不怎么样的烂片，三流导演都可以达到这样的水平；至于《红高粱》、《活着》、《英雄》和《十面埋伏》等影片，则引起过很多争论，评价不一。

老谋子所擅长的东西在他的电影中显而易见。按照电影过去的分类方法说，他是个优秀的农村电影导演，只要这部电影的题材是写农村的，他就得心应手，拍得有滋有味。就是在烂片《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中也是这样，只要镜头摇到农村，外景地不在城市，他拍的画面、色彩、构图和细节就会让人舒服得多，而城市则好像是老谋子的”死穴”。

在老谋子的电影中，城市总是徒有其表，城里人骨子里还是像从农村来的。比如李保田演的那个黑帮头目，多少有点像村里的恶霸和地痞，不像是在十里洋场混过的人物。《有话好好说》中，姜文演的那个结结巴巴的家伙，与李保田、赵本山包括张艺谋自己，都是一副进城农民模样。而《幸福时光》就更不用说了，连老谋子自己都曾承认这是他最”衰”的一部影片。

其实，张艺谋的”死穴”还不只这一处。他的另一个”死穴”到了拍《英雄》、《十面埋伏》时，才让人看透。那就是他不会讲故事。虽然老谋子从欧洲电影中学到了画面、色彩、构图的运用，但欧洲电影的叙事手法，他却几乎没有学到多少。早就有批评家说过，张艺谋早期的电影倚重那些名家的优秀小说，有比较扎实的故事基础，像《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和《活着》等影片，就分别根据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刘恒的《伏羲伏羲》、苏童的《妻妾成群》、陈源斌的《万家诉讼》和余华的《活着》等小说改编拍摄，弥补了老谋子本身的不足。

很显然的是，老谋子拍摄的大多数电影，用的都是线性叙事方法，可见其传统和老套。那些平行叙事、交叉叙事或复线结构、意识流等方法，他几乎都不敢采用，甚至可能是不知道怎么运用。直到《我的父亲母亲》、《英雄》，他才在叙事结构上勉勉强强玩了点小花招，而且明显能看出”抄袭”了哪位前辈，抑或是在向某位前辈致意。

相比王家卫、尔冬升、陈木胜、陈果、陈可辛、刘伟强等香港导演，老谋子的电影故事讲得实在是老实、规矩，没有什么时尚感，也没有时空错落的现代感。

**“谋式”情感

与张艺谋色彩斑斓的作品相比，他的情感生活同样丰富多彩。几年前，我到银川的镇北堡西部影视城参观，在老谋子拍摄《红高粱》留下的一个置景中，张贴着一张纸片，上面写着一行字，大意是：“张艺谋和巩俐就是在这里开始他们的恋情的。”

这个置景就是电影中酒坊老板娘巩俐的住处，屋子门口还铺着一张红色的地垫，相传当年老谋子与巩俐就在这张地垫上幸福地拥吻。可以想像，老谋子当年要是不玩电影，他和原配妻子肖华还是会“有话好好说”，而且至今可能都会在一起享受“幸福时光”。在与巩俐的感情遭遇“十面埋伏”后，老谋子不再“英雄”，而是“千里走单骑”，只希望一个人“活着”。可怜他的女儿张末，独自留学国外，常常想起“我的父亲母亲”。

老谋子最大的本钱是具有强大的造星功能，他能让自己选中的女主角身价倍增，迅速蹿红，甚至成为国际明星。因此，“谋女郎”便是人们一直关注的话题。一号“谋女郎”巩俐就不用说了，一部《红高粱》以及她与老谋子的绯闻让她异军突起，成为内地第一个走向国际影坛的明星；二号“谋女郎”瞿颖本来是世界级的模特，演电影也属玩票，倒是不用老谋子来提升多少人气；三号“谋女郎”魏敏芝当时还是个农村孩子，又没正经学过演戏，大家的期待值当然不会太高；四号“谋女郎”章子怡和巩俐的经历倒是非常相似，一部《我的父亲母亲》让她脱颖而出，当然这其中也躲不开她与老谋子的绯闻。只是这小妮子更有个性和心计，从来不让老谋子“吃独食”，而是迅速与李安、成龙、王家卫等大牌影人搭上关系，港片、韩片、内地片统统拍，一直拍到好莱坞。这架势老谋子哪能挡得住，他也只好眼睁睁看着佳人走四方了。与章子怡几乎同时出名的还有五号“谋女郎”董洁，这女孩冰清玉洁，懂得洁身自好，而且野心不大，自走一路，娱记们想编出她与老谋子的绯闻都有些不忍。最近的一个“谋女郎”依然名不见经传，《千里走单骑》中她的戏也不多，是否会像电影《功夫》中的“哑女”黄圣依那样，一句话不说就红得让人眼晕，还未可知。

从张艺谋女儿张末的回忆中可以看出，老谋子是个不太善于表达内心情感的人。张末曾说：“过去，我和爸爸讲话，讲着讲着就没什么话了，他每次打电话来，也是就事论事，时间久了，以前长时间不在一起的隔阂就没有了，现在，我还会和他开玩笑呢。”

当年，老谋子与巩俐分手，据说是因为他不愿结婚。而据张末的回忆，则似乎是因为巩俐竭力阻止他们父女接触。张末说：“我至今也不清楚，像巩俐这样的大明星，她和爸爸在一起的日子，为何要对他惟一的女儿这样仇视，扼杀我们父女接触的一切机会呢？”

可见，老谋子内心还是很看重与女儿的感情的。也许是巩俐的这种阻拦，伤害了他的内心，所以他最终才没有与巩俐走到底，却反而把自己搞成了一个单身男人。

老谋子在情感生活中越走越孤单，在电影创作上似乎同样如此。成名之初，他拍摄的多部电影很容易博得人们的掌声，影片的内涵和理念也很丰富，会让大家津津有味地评说。后来他披肝沥胆尝试的几部新作，境遇便有些尴尬，批评的声音越来越强烈。有人对他是否还有才华表示质疑；有人批评他的价值取向；更有人把他视为“文化毒药”。

老谋子依然用沉默回应着这些批评。他曾经被很多人视为“神”人，因为他为中国电影带来过很多荣誉，现在还在代表中国队到奥斯卡上去争夺奖杯；但现在大家也发现了他的软肋和死穴，他则在加紧运气，历练内功，想靠“千里走单骑”的勇气赢回自我。 （2005年第5期《人物》杂志 文/刘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