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率数据到底是多少，这是决定一个国家人口政策的重大问题。必须指出的是，人口政策的选择不完全取决于目前的生育水平，更取决于在无限制情况下，人们的生育意愿是在什么水平上。人口有一个规律，当一个问题出现的时候再来解决，可能已经错过了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

首届中国人口学家前沿论坛日前在北京大学举行。与会人口学家称，中国人口生育率已低于更替水平，未来几年内中国将面临提高生育水平的重大选择。

据南方周末报道，北大人口所穆光宗教授说，中国现行的生育政策在控制人口数量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与此同时，“人口安全的系数在降低，人口发展的风险在积累。”

独生子女家庭是高风险的家庭。11月14日，山西沁源发生特大交通事故，20名遇难中学生之中，就有一多半是家中的独子。

即使没有灾难降临，独生子女家庭如何养老也是一个棘手难题。试想想，倘若第二代独生子女夫妇的下一代还是独生子女，到了第三代就可能出现一对年轻人赡养12位老人的局面。对整个国家而言，这就意味着人口的高度老龄化和社会的不堪重负。

持续的低生育率在理论上甚至可能导致一个国家的消亡。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所原新教授采用联合国关于中国男女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到2030年分别为98岁和101岁的假设，对未来300年的中国人口走势进行了模拟。

结果吓了他一跳：假如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持续稳定在2000年政策允许的总和生育率水平1.46，到2300年人口将只剩下7500万；如果总和生育率维持在超低水平1.30，到2300年人口则只剩下2800万！原新说，“哪怕是微小的人口负增长，只要维持时间足够长，都是人类的灾难。”

联合国人口基金会驻华代表希瑞・泰丽雅(Siri Tellier)女士说，20世纪70年代，发达国家逐渐达到更替生育水平。当时人口学家就警告其长期影响将导致老龄化，但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政治家花了近20年时间才完全意识到老龄问题的影响。“我希望中国能够吸取这些较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 泰丽雅说。

北大人口所乔晓春教授认为，经过人为努力，将生育率从高降到低是可能的，而将长期以来已经较低的生育率提高则是不太可能的，除非人们的生育意愿高于实际的生育水平。

自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从20世纪70年代的6.0左右奇迹般地降到更替水平(平均每位妇女生育两个孩子)以下，一举进入低生育水平的国家行列。但此后，无论是官方还是学者，都无法确切地知道中国的生育率水平。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发布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22。这个数据震惊了国内外的有关机构和专家学者。后来，学者们利用各种方法对中国2000年总和生育率进行了估算。但是，北大人口所任强博士发现，学者们得出的总和生育率竟然在1.2至2.3这样大的范围内变化。

其中，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以历年中国小学在校人数――这是独立于“人口系统”以外、很少受到人为瞒报因素影响的教育数据――为基础进行估算，得出的结果是1.7。但他也承认，作为一种间接估计，“其准确度还是有一定风险”。

在互联网上，人们对计划生育何去何从的争论非常激烈。乔晓春说，有人假定总和生育率为1.8-2.0，主张坚持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有人主张现在就放开政策，强调2000年普查得到的总和生育率已低至1.2。然而，没有哪一方能够拿出充分证据说明中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就是1.8或者1.2。“我们不缺乏激情，也不缺乏思想，但我们缺乏证据。”

未来的生育政策

尽管学者们无法就中国目前的生育率数据达成共识，但有一点是几乎没有争议的：中国的生育率已经低于更替水平。

不仅如此，穆光宗教授说，他在参与国家计生委人口和计划生育综合改革的调查中发现，一些工作先进的地区可能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进入到“超低生育率”(多数学者界定为总和生育率低于1.3)的风险型人口阶段。

在乔晓春教授看来，从长远看，理想的人口结构应该是稳定在更替水平时的人口，即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在零附近波动。考虑到中国人口基数大的特定状况，人们希望人口达到峰值时的规模不要太大，甚至希望尽可能小一些。另外，必须在人口达到零增长以前生育率有所回升，避免出现过于剧烈的人口负增长惯性。“从现在开始，最多不超过十年，中国面临着提高生育水平的选择”，乔晓春说。

人口学是一个从来不缺乏争议的领域。关于中国未来生育政策的走向，人们也还存在分歧。与20多年前的言论氛围相比，今天的人口学家已经可以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了。

乔晓春说：“我们现在的任务不仅是要搞清目前的真实生育水平，更要实时地检测群众的生育意愿，从而使我们不至于错过政策调整的最佳时机。”

80多岁的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邬沧萍教授也说：“我们需要不断检测，不断研究，否则就会迷失方向，人口决策也一定要民主化、科学化，不能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再来调整，中国再也经不起一次人口失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