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记》是一部“大悲大喜的真情之作”，其中收录有傅彪生前撰写的5000字以及张秋芳续写的18万字。《印记》的前半部分，记述了傅彪一家三口很有情趣的生活，其中让人大笑的故事不少，可谓大喜的故事。但在后半部分，则主要记述了傅彪肝移植后的生活，所以是大悲的感人故事。《印记》还单辟了一章，收录了众多傅彪好友以及傅彪亲人的怀念文字。

**一路向着光

2005年9月，我开始为彪子挑选墓地，也为自己的心找一归处。

有这样一座陵园，从山坡向下俯瞰，景色竟与从他父母家的山上望下去，惊人地相似。墓碑周围是一处小小的院落。稀疏的围栏，一面石桌，几张石凳，两棵树。彪子朋友多，爱热闹。日后去看他，可以伴他一整个下午，喝茶谈天。

我会一幕一幕地回想我们那二十年时光，暖融融的，像一部让人怀念的老电影。我们相遇了。我们相爱了。我们有了家，有了儿子。我们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少。

彪子生病了。彪子第一次做手术。彪子第二次做手术。彪子走了。

那一天，我坚持不让医生将他送进ICU病房，不让他们切开他的气管，给他上呼吸机。所有的亲人和朋友都陪在他身边，我告诉他们不要大声地哭，不要惊扰他远走的灵魂。

我坐在一旁紧紧握住他的手，无声地流泪。我身边是我们14岁的儿子。妈妈、姐姐也在。我们的朋友在他的床尾，站成一道弧。他们在心里向他最后地道别。

这是一幅安详的画面。彪子一生都在自己与别人的故事中间回旋。“开始”的是戏，“停”后是人生。而此刻，当他真的要谢幕了，却没有人能再喊一声“停”。

直到医生说，上午9点35分，傅老师离开了我们，我仿佛从一场长达一年的噩梦中惊醒。

我用手合上了彪子的眼睛，亲吻他的额头，他的嘴唇。我对他说：“彪子，记住我永远爱你。不要害怕，向前走，向着有光亮的地方走。”

我曾经无数次在深夜里痛哭，绝望地设想这一瞬间的到来。这时我却发现离别没有那么可怕。彪子的脸上浮现出一个笑容，和他健康的时候一样生动、顽皮，像是刚刚给谁讲过一个笑话。而他的灵魂已从病痛的躯体中安然升起。

北京的天空连日阴郁。2005年8月30日9点35分，一缕阳光却从窗口照了进来，穿过白纱帘洒在安静的房间里。于是，彪子这一生带给我的记忆，从始至终都是温暖的。

**人生的开场戏

天安门广场西南角的钟楼后面有一个闹中取静的地方――西交民巷38号。

1984年春天，中央戏剧学院铁路班的招生考试在这里进行，2000多个年轻人将一座小楼挤得水泄不通。

不满19岁的我刚刚考上空中小姐。在那个年代，“空姐”是个了不起的职业，漂亮，神气，收入高，福利好，更何况我考取的是国际航班。那也正是王朔小说《空中小姐》风靡的年代，故事中女主人公死于空难，让家人为我的志向感到忧心忡忡。

“整天都在天上飞，我们的心怎么落得下来？”

“你干什么都行，就是不许干这一行！”

堂哥热爱表演，想上戏剧学院，拉着“赋闲在家”的我陪考。为了给他壮胆，我便去了。一切都是阴错阳差。准备再三的他初试就被淘汰下来，“考着玩儿”的我却一路绿灯，成为数千人中的幸运儿。录取名单上一共只有20个人，我是其中之一，就此去除了父母的一块“心病”。

新的生活在眼前豁然展开。我欣然投入其中，却在第一次自由组合作业中就被晾在了一边儿。这项作业要求大家自寻搭档，共同排演自选片断，由老师综合评分。

班里大多数同学都参与过影视剧的拍摄。而当时的我除了对中外电影明星如数家珍，一没有表演经历，二不懂表演，跟谁合作就是拖谁后腿，只好独自坐在排练厅的一角看热闹。

正在我一个人傻笑的时候，一个高高大大的男生手拿教材走过来。

“哎，我想排《骆驼祥子》片断，你敢不敢演虎妞？”

“我不知道。” 我支吾着，心里的确很茫然。

“试试看。来，对词儿。”说着一屁股坐在我身边。

天哪，我哪知道“虎妞”该怎么演？只好对着教材上的白纸黑字，嗑嗑巴巴地念了起来。他呢，很老练，在当时的我看来“演”得惟妙惟肖，十足一副刘四爷的腔调。对完词儿，我红着脸，咬着嘴唇不做声。

他打破了沉默：“你……看过《骆驼祥子》吗？”

我使劲点点头，告诉他我在首都剧场看过李婉芬和李祥演的话剧。心底里是想说，我并不是十足的门外汉。

“你得照着那样儿来。”

“我……不会。”我胆怯地告诉他，“你还是找别人吧。”我怕因为我而影响了他的第一次成绩。

他看看我，没有一丝犹豫：“你行，一定行。我一句一句教你。”

于是一句虎妞，一句刘四爷，他一个人演着两个角色。我就像鹦鹉学舌似的，总算把台词对了下来。可虎妞是个什么样的角色，哪是一个十八岁的“雏儿”能捕捉到的？语气学对了，情绪却不够饱满。几个回合下来，他满头大汗，我面红耳赤。

他一边擦着汗，一边叨咕着：“不错，不错，好多了，再来。”语气中夹杂着几分无奈。我知道他是在安慰我，心里有些过意不去，惭愧地低下头，几乎是央求他：“你还是去找别人吧，我实在放不开。”

“你行，一定行。今天先这样，你消化消化，明天再来。”他言语轻松，眼中却掠过一丝焦虑。

第二天，我真想找个他看不见的地方躲起来，又巴望他干脆放弃我，直接去找别人。然而，他还是拿着书径直向我走来。我有些垂头丧气。“今天成就成了，不成你赶紧去找别人。”不等他说话，我先诚恳地说。

他愣了一下，随即笑笑，心里特没底的那种：“先来一遍再说。”我不知道哪儿来的勇气和灵气，和前一天的表现简直是天壤之别。“太棒了！你看，我说你成吧？”看得出他的表情和语气有些夸张。

他就是彪子。

回首往事，我已读懂这冥冥之中的缘分……

**聪儿

儿子出生以前，大家经常在一起开玩笑，让我们生四个孩子。老大叫傅翁，老二叫傅豪，老三叫傅农，老四呢，得生一个女孩，叫傅婆。

1991年2月7日，农历腊月二十三，我们的儿子出生了，哭声嘹亮，医生在“新生儿健康状况”这项给他打了满分。

那天正是中国传统的“小年”，院里院外鞭炮声不断。儿子耳朵很灵，炮一响他就顺声扭过头去，我们便给他取了个小名“聪聪”。彪子一直叫他聪儿。

儿子的大名是彪子起的――傅子恩。他说傅子恩，父子的恩情比海深。我心里不平衡，合着跟我没什么关系，全是你们爷儿俩的事。彪子说，那叫“傅母子恩”得了。

聪聪性格像爸爸，也很幽默。有一天他放学回来，我正准备按照惯例上前“攒巴”他，儿子突然从身后举出一张A4纸，上面用大大的字写着：“因本人身上有汗，禁止拥抱。”我先是一愣，紧接着和那爷儿俩笑成了一团。

有一阵儿彪子很爱说“哎，我说”，每句话前面都要加上“哎，我说”，聪儿也学会了，在家里经常是你一句“哎，我说”，我一句“哎，我说”。

有一次，彪子刚说完“哎，我说”，就不再往下说了，我把眼睛和耳朵都递给他。聪聪紧接着又来了一句“哎，我说”，也不往下说了，我又把眼睛和耳朵递给聪聪。见他俩没了下文，我就急着问：“你们倒是说呀，说什么呀？”父子俩摇头晃脑、异口同声：“我们就想说这句话，‘哎，我说。’”我佯装生气，追着他们满屋子跑……

怀念我们仨的日子。

儿子上小学那六年，我快快乐乐地做着陪读。太阳出来了，送儿子去上学；太阳落山了，接儿子回家。陪他读a、o、e，给他默写A、B、C，……仿佛重新回到少年时代。

儿子升初中了，我们终于决定放他“单飞”，把他送到一所管理很严格的寄宿学校――海淀外国语实验学校，每周回家一次。

朋友们开始为我设计“全新”的生活，可是我发现自己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整天心里没着没落的。

儿子刚住校的那几天，我简直不敢一个人在家，像是出现了幻觉般，耳边总是响起“妈妈，妈妈”的叫声。扭过脸来，他仿佛就在床边，转回头去，他仿佛又在门前……无所适从，心烦意乱。

**隔辈亲

彪子的父亲是山东人，从小投奔革命，书念得不多，仗打了不少，在革命的熔炉里锤炼了一辈子，可就是没把“重男轻女”的老观念磨掉。当年为了要傅彪这么个儿子还被全院点了名。

老爷子一点不隐讳自己的观点：不见儿子不罢休，见了儿子才罢休。

生了三个女儿，终于见到了傅家的独苗。彪子生下来浑身通红，老爷子认定了儿子长大一定会如他的肤色一样黝黑，于是给儿子起小名叫“黑蛋”。

黑蛋虽是独苗，老爷子却决不娇惯，教育方式免不了喝斥棒打，彪子一再对我说他是在“石光荣”式的家庭中长大的。

老爷子1977年患了大面积心梗，几次抢救最终度过了鬼门关，那以后便安心在家休养，每年都要因为心脏病住几回医院。彪子很孝顺，他的原则是无论如何不能惹老爷子生气。

我自从嫁入傅家门，公公、婆婆便把我当亲女儿看待。婆婆很贤慧，对公公细致、耐心、周到，对我们更是体贴入微。从我们结婚到我们有了自己的房子，这十年间一直与公婆住在一起，没有红过一次脸。

爷爷自然想早点儿抱上孙子，于是每次借着住院便向我们张口，操着依然浓重的山东口音：“你们什么时候才能让我抱上孙子啊！”

我怀孕了！老爷子像打了鸡血！

我吐得翻江倒海，每次餐前都要先吃两口当“引子”，然后直奔卫生间，把胃里的东西全部倾泻出去。全家人便放下筷子听我“哇哇”的餐前序曲。等我回到桌上，老爷子“嘿嘿”地笑着：“没事没事，吐了再吃。”

我是愿意生个女儿的――乖，跟妈妈亲。于是准备的婴儿用品全部是女孩的式样，女孩的颜色。

我当然知道老爷子的心思，心里难免有些压力，于是试探地问：“爸，您是喜欢孙子呢还是孙女？”

老爷子很“狡猾”，笑眯眯地：“一样，一样！”话是这么说，我完全能猜出他的下半句：“要是孙子当然更好喽！”

还差一个月就要生的时候，老爷子先住了院。不是因为犯病，而是为了迎接孙子提前保养保养。

老爷子从病房打来电话，安排彪子带我去做B超，说是看孩子发育怎么样。我倒没多想，便跟了彪子一起去。B超的结果出来了，一切正常，医生格外照顾，告诉我们是个男孩。彪子乐得合不拢嘴，我却哭了一鼻子，委屈地说以后连陪我逛街的人都没有了。

回来的路上，碰上了同住干休所的一个叔叔，他笑眯眯地“警告”我：“芳芳啊，你可得给你公公生个孙子啊！”拖着老干部式的长音，哈哈笑着走开了。

我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于是告诫彪子，先不许把B超的结果告诉老爷子。当然我也是多了个心眼儿――万一B超弄错了呢，老爷子岂不白欢喜。

我们每天都去病房看老爷子，那天一进门，便看见老爷子在笑，绷不住的那种笑，和平常不太一样。彪子机灵，一下便猜到：“爸，您是不是已经知道了？”

“当然喽，B超室都是我的兵，早就给我打电话了！”于是爷儿俩便一起“嘎嘎”地拼命笑。

孙子降生了，医生给他打了满分――10分，又干净又漂亮，这一切都成了爷爷吹嘘的资本。

爷爷绞尽脑汁给孙子起了个名儿――傅张军――彪子姓傅，我姓张，爷爷是军人。信息量倒不少，但遭到全票反对。

爷爷过去身体不好，上干休所三层小楼费劲着呢，中间总得歇口气儿，吃上一片消心痛。自从有了孙子，爷爷再没因为心脏问题住过医院。一手提个大西瓜，一手拎着菜篮子，“噔噔噔噔”爬上三楼不成问题。人啊，精神的力量真不可小觑。

孙子过满月的时候，两家人聚在一起，姥姥、姥爷也是第一次见隔辈人，自然很亲。

老爷子把我妈妈叫到客厅，先是笑嘻嘻地冲我婆婆说：“你看看你，生了三个闺女，才有了儿子。”又指指亲家母，“你再看看你，两个闺女，没儿子。你们看看我们芳芳，一生就生个儿子！”老爷子只顾了自己得意忘形，根本不考虑婆婆和亲家母的表情。我只听见客厅里传来一阵哈哈大笑。

转眼聪聪就要上幼儿园了，我和彪子怕这么下去孩子会被惯没了样儿，于是决定送他去离家不远的“六一”幼儿园，整托。报了名，领了体检表，又查了体，一切准备工作就绪，第二天就去交赞助费。

过程中我俩一直庆幸，原以为把孙子送了整托，那还不等于是挖了爷爷的眼珠子！谁想老爷子竟一声没吭。

晚上，吃过晚饭，老爷子绷着脸从屋里出来，拿出一个信封：“这是两千块钱，你们非要送，赞助费我出一半儿。”我跟彪子“喜出望外”，不是因为那两千块钱，而是觉得老爷子真开明。

还没乐出声儿来呢，老爷子硬邦邦甩过来一句：“明天我就去买辆摩托车，我去问问人家幼儿园要不要扫地的！”说完一扭身，噔噔噔走回屋去，把门一关，再也没出来。

一切计划都泡了汤，我们只好把聪聪送到了楼下的309医院职工幼儿园。

（选摘自《印记》，作者：傅彪 张秋芳，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