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记》是一部“大悲大喜的真情之作”，其中收录有傅彪生前撰写的5000字以及张秋芳续写的18万字。《印记》的前半部分，记述了傅彪一家三口很有情趣的生活，其中让人大笑的故事不少，可谓大喜的故事。但在后半部分，则主要记述了傅彪肝移植后的生活，所以是大悲的感人故事。《印记》还单辟了一章“朋友们的话”，收录了张艺谋、徐帆、葛优、韩红等众多傅彪好友的亲笔回忆文章，包括傅彪儿子、姐姐等亲人的怀念文字。

**戏痴

彪子没有等到自己的42岁生日就走了，在短暂的一生中，有一半时间属于表演艺术。他对表演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成名前如此，成名后更是如此。

刚调到说唱团，他对话剧团怀着一种深深的眷恋，是对我的不舍，更是对话剧表演的不舍。只要一有空，他就跑回话剧团看我们排练。在别人看来，这样做“一举两得”，既看了人，又看了戏。但以我对他的了解，他多半是奔着“戏”来的。

一进排练厅的门，他就悄悄往导演边上一坐，目不转睛地盯着台上，专注得有些贪婪。按捺不住了，就请示导演亲自演上一段。我们每人都有一个笔记本，他的课堂笔记比我的细致得多。

一直以来，陈薪伊老师把我当做自己的干女儿，在学习、生活上都关爱有加。彪子到话剧团找我的时候，有人悄悄告诉她，这就是秋芳的男朋友，老太太把我好一顿数落：“哎哟，你怎么找他呀？那么丑，还是个说相声的。”我嘻皮笑脸地支吾着，无言以对。

那阵子我们正在排练话剧《红岩》。陈薪伊导演看他摩拳擦掌的样子，有意安排一个小角色让他过过瘾。选来选去只有一个空缺――看守甲，出场无数次，只有一句台词。

一场《红岩》演下来，老太太却对彪子另眼相看。她被彪子的执著打动，逢人便津津乐道：“嗯，这孩子不错，用功，人也厚道，当女婿就凑合吧。嘿嘿嘿，就是难看了点……”临了还找补一句。

我也跟着傻笑。不管老师怎么说，我怎么就没觉得彪子“难看”呢？他年轻的时候挺精神的，虽不是浓眉大眼，却有股子“爷们儿”劲儿。大概这就叫“情人眼里出西施”吧。

1995年，彪子被张艺谋导演选中，在《摇啊摇，摇到外婆桥》里扮演“黑社会老三”。机会来得突然，张艺谋的名字毕竟太响亮了。“芳芳，我被张导选中的事，千万别跟人家提起来。”彪子有些局促不安，生怕往后的工作应对不下来。

他一边叮嘱着我，一边就开始独自在家设计人物造型。看他那副紧张兮兮的样子，我的神经也绷上了弦儿。

开拍后的一天，彪子兴冲冲从剧组跑回来，告诉我，他给“黑社会老三”设计了一个人物造型：头发中分，额前的两撮向里弯曲，活像个“大闸蟹”。这个造型是他有一天晚上洗了澡，对着镜子梳头发，无意中摆弄出来的。

定装照拍完一看：够狠！导演当时就拍板定了。那次合作对他来讲是一个质的飞跃，不仅学演戏，更学会做人。有这样一件小事，他很多次地给我和身边的人们讲。

一天剧组派他外出办事，赶回去已经很晚了。下车以后，正准备去食堂吃饭，小树林里突然走出一个人，拉住他的手说：“三儿，回来了？等你吃饭呢。”口气就像招呼自家兄弟。

原来是张艺谋。

“人家那么大的导演，特意跑出来接我，还等着我吃饭，我心里觉得热乎乎的，感情一下子就近了，真像一家人似的。”

他也很多次地讲起巩俐，人很懂事，没有“大明星”的架子，经常给大家发零食吃，有时候甚至帮剧组的工作人员洗衣服。剧组里的人都亲切地叫他“三儿”，此后的多少年来，只要彼此见面，仍是这个称呼。

彪子第一次做手术，震燕一次一次往医院跑，送来《英雄》、《十面埋伏》的T恤衫，让我送给医生和护士们。张艺谋导演也给他送来了花篮。做完第二次手术，彪子接到晓峰的一个电话，还没开口，就听电话那头喊了一声“三儿”，彪子哽咽地说不出话来。（震燕和晓峰都是张艺谋导演的制片主任。）

在他病重的时候，张艺谋导演和震燕专门到医院来看他，可他当时在昏睡着。我想如果他知道，心里一定很幸福，很安慰。

“你小子，这回你火了！”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彪子结识了冯小刚，渐渐成为他创作班底的主要成员。1999年，冯导演拍摄《甲方乙方》，有一场英达的戏在309医院拍摄，也就是彪子父母的家。

冯导演的制片主任陆国强与彪子是相识多年的朋友。有小陆在，彪子自然常去探班。又因为他对院里熟悉，很多外联的事情就热心地帮着协调处理。他还给剧组在食堂订价廉物美的伙食，亲自把包子一笼一笼地从一楼端到四楼。

冯导演很讲义气。当时，他并不知道彪子是演员，看他跑前跑后，又热心又能干，就想收在旗下做制片。小陆笑着说：“人家是学表演的，是个演员。”于是，冯导演把“张富贵”的角色给了他，戏份虽不多，却也有声有色。

《甲方乙方》作为第一部“贺岁片”，创下了前所未有的票房纪录，彪子跟着混了个“脸熟”。公映时，我带彪子的父母和儿子一起去看。儿子那时8岁，对一切似懂非懂，看到周围的人笑，他就跟着笑。

有一段情节，葛优演“地主”，刘蓓演“地主婆”，彪子蹲在地上给他们捶脚。大人们懂得前因后果，又一阵哄堂大笑，儿子小，不明白，替爸爸感到莫大的委屈。

“妈妈，我不想看了。”

我听见儿子稚嫩的声音，只当是小孩缺乏耐性，坐不住了，便指着银屏逗他：“快看爸爸，多好玩儿！”就在我指给他看的时候，正好演到“地主”让“地主婆”用针扎彪子。

“哇……”儿子大哭着，“腾”地一下从椅子上坐起来，“我打死她，我打死她！哇……”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我忙跟他解释：“聪聪，那是假的，是拍电影。”

“那也不行！我打死她！”

周围的人都回转身来，奇怪地看着我们――电影是看不成了。我们只好中途退场，抱着儿子回家。一路上儿子哭哑了嗓子，怎么劝都不行，就是要找刘蓓和葛优算账，当天晚上竟发了烧。

彪子正在别的城市为电影做宣传，我打电话告诉他儿子的“壮举”，他很是幸福，一直憨笑着说：“这小子，这小子。”

葛优和刘蓓知道了小男孩的心思，专门来哄他，给他“赔礼道歉”。刘蓓给儿子带了很多高级巧克力：“哎哟儿子，你可千万别生我的气，看阿姨给你买好吃的了。”

聪聪看也不看：“那也不行！”边推刘蓓，边打她的手。刘蓓眼珠一转：“宝贝儿，不是我要扎你爸，全是你葛大爷让我干的。”

在大人们的连逗带哄之下，儿子一想也是，就接受了刘蓓的礼物，表示：“阿姨，我原谅你了，但葛大爷我永远不原谅。”

刘蓓这个鬼灵精把自己择干净了，又给优哥挖了个坑儿。这么一来，无论优哥怎么“花言巧语”，聪聪就是不松口：“谁让你叫阿姨扎我爸爸的！”优哥一脸的诚恳：“真不是我，是她，她干的呀。哎哟，她可太狠了！”

儿子眨眨眼，他哪里搞得懂啊，反正就是认准了优哥是“大坏蛋”。后来我们猜想，大概他的小脑瓜里有个观点：漂亮阿姨是不会干坏事儿的。儿子长大了，每次大家提起这件事，他都很不好意思。

彪子长年在外拍戏，儿子对他不像对我那样“亲密无缝”。这一次彪子很满足，他骄傲地对我说：“看看，关键时刻，还是儿子向着我！”

自从《甲方乙方》以后，彪子开始忙起来，在家的时间渐渐少了。

隔了两年，冯导演顶着很大压力，大胆起用彪子在《没完没了》中饰演陆大伟。这是彪子从影以来，电影作品中角色分量最重的一部。

最大的难题就是打快板，彪子不会，便开始向我们的邻居、说唱团的刘洪忻老师虚心学艺。正是大热的三伏天，因为怕干扰四邻，只要他在家，就把所有的门窗都关上练习，直练得浑身大汗淋漓。

这件事做起来枯燥，节奏对了很好听，节奏一乱就是噪音。有时烦了，急了，彪子索性把快板往沙发上一扔，满屋子来回溜达。情绪稳定以后，长出一口气，接着来。

那段日子，他经常把楼里的邻居吵得直敲暖气管子。

到了快开拍的时候，快板成了他随身携带的器物，走到哪儿，打到哪儿，连堵车的时间都不放过……

电影是在北京拍的，彪子却没有像过去一样每天回家。

“芳芳，我压力很大，如果演不好，对不住的人就太多了。我想跟冯导演、优哥他们多聊，多沟通。将来电影拍出来也少留点遗憾。”

《没完没了》首映那天，北影小放映厅里黑鸦鸦地坐满了人。大家受到“冯氏幽默”的感染，不时地哈哈大笑。我不在场。人群中大概只有彪子一人怀着颗忐忑的心，坐立不安。

电影结束了，放映厅里灯光亮起。从第一排座位上站起一个人，向后面大声喊：“傅彪在哪儿？傅彪在哪儿？”他是北影厂厂长韩三平。彪子向他走过去，韩厂长使劲地拍他的肩膀：“你小子，这回你火了！”

转年，新的机会降临了，彪子被滕文骥导演选中，在他监制的影片《押解的故事》中饰演乡镇诈骗犯于太，一个狡猾的农民，小人物。外景地在陕西米脂。

拍摄结束的时候，我和儿子去接他。前方走来一群人，边说边笑，我放眼望去，没有彪子。等他们走近了，突然有人拍我。我抬头一看，一个农民模样的人冲我咧着嘴，见我愣着，那人笑出了声。

天那，彪子！

我哪能认出他来：脸被晒得黑一块红一块，胡须肆意地长着，头发被烫成了稀松的卷儿，还糊满黄土，又粘又硬，“趴”在脑袋上。

我和儿子就这么直勾勾地看着他，惊得说不出话。他简直乐出了眼泪，用手刮了一下儿子的鼻子：“等着我，就一句词儿，录完就回家。”等他走了我们俩才回过神来，冲着这个“陌生人”的背影笑弯了腰。

“儿子，咱还要他吗？” 我开玩笑地问。

“是脏了点儿。” 儿子做了个鬼脸。

**“面瓜――我要喝水！”

《青衣》是彪子带回来的所有剧本当中最吸引我的，也是他十分钟爱的一个。

有时候，半夜，我会被他的笑声吵醒。问他怎么回事，他就绘声绘色地给我读上一段儿。

有一次，我跟制片人开玩笑：“彪子演完‘面瓜’，恐怕大街上的人见了他，就直接叫他‘面瓜’了。”当时彪子一听，立刻就说：“就算叫我‘面瓜’，那也是褒义的。男人都有‘面瓜’的一面嘛。”后来的事实证明，我预料得没错。

拍《青衣》之前，正好赶上单位体检，彪子不肯去。

“要是查出来有什么问题，我还怎么干哪？”

我好说歹说，总算把他糊弄到医院。一共检查五项，其中四项有问题：高血压、高血脂、脂肪肝、心脏T波倒置。

彪子的情绪一落千丈，让我把小陆、张奎等一干朋友招呼过来，一起吃晚饭。席间，他一再责怪我，不该让他去检查。这样的想法朋友们当然要开导，一是让他减产，二是拍完《青衣》以后再彻底地检查一次。

他见我们“人多势众”，一时支应下来。可从那以后，谁也别想再跟他提“体检”二字，谁提就跟谁急，还不是一般的急。

那时见他一心逃避，我不忍更多地施压给他，便没有再督促。否则，今天的我或许能够面对另一个结局，一个令我不后悔的结局。

帆子当时不想接《青衣》这部戏，她想要孩子，推掉了许多工作。而大家却公认“筱燕秋”非她莫属。于是彪子、编剧、导演开始轮番“轰炸”。

没有成功。帆子一门心思想要孩子。制片人只好物色其他人选。彪子一听，急了：“‘筱燕秋’非帆子莫属，换了别人我就不演了。”这么多年来，彪子第一次向制片人提出了“无理”要求。因为他太爱这部戏了，太希望它如他想象一般完美。

于是，帆子又遭受新一轮“轰炸”，这次冯导也加入到轰炸队伍之中。帆子终于妥协了。于是有了今天的《青衣》，有了今天的“筱燕秋”和“面瓜”。

我仍是彪子的第一个观众。

记得那天我发烧，盖着被子躺在床上。本想只看一两集，谁知开始了就再也放不下，一口气看到剧终。

我完全被打动了，只当自己也是剧中人，随着他们喜怒哀乐。当我听到“面瓜”一个人面对“筱燕秋”的照片那长达几分钟的独白，竟然哭出声来。

彪子时不时地进来看看我，给我端水沏药，递毛巾。我顾不上理他，只顾忘情地追索戏中人物的命运。戏演完了，我的眼睛也肿成了桃儿。

我紧紧地抱住彪子，恍惚间也不知抱的是真正的他还是“面瓜”，心里想要补偿“面瓜”受的那份委屈。见我哭得伤心，彪子也心疼得落下泪来。

几天以后，我仍沉浸在剧情中，忍不住拨通了帆子的电话。“帆子，恨死你了，你快把我老公欺负死了。”我上来就说了这么一句。

帆子哈哈大笑：“我们家哥哥也不理我了，他跟我说，谁要是摊上这么个老婆，还不吓死了……姐，你可得对我好点儿。”

说到入戏，记忆里还有另外一个故事。

彪子在《重返上海滩》中扮演的杜邦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蛋。那是他惟一一次扮演反面角色，尺度的把握、人物心理的揣摩都令我吃惊不已。

记得那一次，我看了样片，很多天在心里缓不过劲。“天哪，这个人怎么能坏到这种地步？他是彪子演的吗？彪子怎么把坏人的心思了解得这么清楚？他的眼神，怎么能如此奸诈恶毒？”

我几乎开始怀疑，彪子到底是什么人？这么多年，我会不会是“知人知面不知心”？那些日子，我心中充满疑惑，对彪子怀着一种畏惧感，生怕他对我做什么不义之事。晚上一闭眼，就仿佛看见“杜邦”那张阴险的面孔。

彪子曾对朋友说：“你们知道吗？芳芳在家看了《重返上海滩》，成天躲在一个角落里，偷偷用眼睛瞄我。我一转头看她，她就假装看别处，过会儿等我不注意了，她又接着瞄。嘿嘿，被‘杜邦’吓得不轻。”

的确，那段时间里我陷入一种偏执的疑惧之中。直到有一天，又重新看到电视里上演的《青衣》，看到剧中的“面瓜”，忍辱负重，委曲求全……这才彻底清醒，回到现实中来。

“面瓜”的角色使彪子获得了当年CCTV十佳男演员奖、大众电视双十佳男演员奖。

我经常和彪子开玩笑，捏起嗓子，拿着“筱燕秋”的腔调：

“面瓜――我要喝水！”

“面瓜――我想吃西瓜！”

……

像疯了一样，想起来就那么喊一嗓子，经常把彪子吓得一激灵。

“哎呀，好了好了，行了行了，别闹了。”彪子又好气又好笑，两只手拼命做出向下压的姿势，示意我“冷静”。

“芳芳，说正经的，提点儿意见。”

我特别认真地告诉他：“这一次，我没有意见，真的没有。我头一回看你演的戏却忘了你是谁。我对你太熟悉了，以前的人物，多多少少都有让我‘跳戏’的地方，这回，是真的服了。”我停顿了一下又说，“你，已经是我心目中的艺术家了。”

彪子惊闻此言，不好意思地笑着挠头，眼底有掩饰不住的喜悦：“嘿嘿，艺术家不敢当，不过让您服还真不易。这全是张老师培养的。”

有一天，彪子收到著名编剧史航发来的短信，说自己若是身在梨园，一定要为傅老板脆脆地叫一声“好”。只言片语，却说得彪子喜上眉梢，比得了什么奖都高兴，立刻回复一句：“为人民服务。”

（选摘自《印记》，作者：傅彪 张秋芳，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