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余昌民

（接上期）

**金柏苓

我在多年以后写了《严冬里的潇洒》一文，稍稍平抚了说一说柏苓兄的情结，起首有一段感慨之言：对于“棋迷无坏人”一说我虽觉谈笑多过精确，但是围棋所赐予我的，除了纷纭棋局带来的至妙感受之外，确实淘出了人品和才华都十分优秀的朋友，而这后一种收获――我简直相信――恐怕非围棋这一尤物而难以使然！

在我一九六四年走进清华园的时候，身上并行着两套“搜索系统”：一套追求知识和学问，另一套则指向爱好围棋的同道。我潜入过教工俱乐部，跟着北京同学进城踩过点，剩下就只能在节日的学生游艺晚会上――或者在饭厅，或者在坪地――过过棋瘾，碰碰运气了。

金柏苓是第一个找上门来的旗鼓相当的对手，这位建筑系九字班（六三级）的同学身着风衣飘逸洒脱的第一眼印象，一直定格在我的记忆中。我们俩不仅在横跨“文革”的年代把清华棋坛带动得沸沸扬扬，而且十多年以后又回归清华同读研究生，再续棋缘，就像不愿分离的双子星一般。

金柏苓的棋风堂堂正正，又有一种胜固欣然、败亦可喜的大将风度，是棋友圈子里颇负人望的“柏苓兄”。他的弟弟金国苓也是京城业余高手，且书法造诣不浅，我去过他们家北海羊角灯胡同老宅，所剩虽然已不宽裕，仍然幽幽散发着爱新觉罗氏远祖的气息。

金柏苓手持的折扇是他养疴期间亲笔手绘，工笔病马，微以自况，棋枰倚坐开开合合，何其风雅之至！更难得他有赋诗填词的本领，“陋案厅前才罢饭，小窗灯下又鏖兵”是小屋岁月的写真；“弈道虽微，盈亏各分，谁可着着皆占先？盘终计，有哗群妙手，虽败何惭？”既有叹送华年的苦涩，又含人生感悟的玄机；而一联“一去阳关万里缘，谁论金角复银边（双关围棋格言）”，写透了风雅学子逐放西域的悲壮与酸辛，当年抄送陈祖德，惊为妙制，同声浩叹！

清华建筑系学生注重美术、文学、音乐的熏陶，多富才情。金柏苓早我一年分配在青海当瓦工，同班同学天各一方，青春蹉跎，他们鸿雁往来，不乏伤感、凄美的唱叹，有人摘编为一集《不多余的话》，又录成配乐朗诵，金柏苓因选了我的信文，放给我听，听得我心驰神飞，荧荧欲泪。不知这一弥足珍贵的杰作如今安在？

后来柏苓兄当了北京市园林古建设计研究院院长――这对他再合适不过了。你看他一有机会就把“得月园”建到了德国柏林去。

**蒋寿炎

蒋寿炎与我同一专业，比我高一届，宿舍则比我低一层。国庆之夜在院子里下完棋的第二天他便来找我，从此占尽楼台近水之便。起先他行棋粗疏，我授他四子，弄得他左支右绌，甚是好玩，而他每当随手落子，欲悔又缩，乃至顿足哀鸣。

蒋寿炎是江阴农家的孩子，深度近视，憨态可掬，却心细如发，床头自制一小架，英语、诗词、歌曲等书册一尘不染，奇怪的是偏偏下棋草率，可见积习深重，很长时间才调整过来。他买了一副大号棋子，登门时捧持而来，此君越是心急越口吃，时有站在门口问“余……”，端着棋盒憋得左右摇晃，我的同屋立刻截住：“不在！”

有一次与清华附中学生孙立哲对弈，孙立哲棋也凶蛮人也张放，下着下着突然一阵狂笑，蒋寿炎忽地站起，涨红着脸敲着桌子恨恨地一字一顿：“笑……什么笑！”见一向厚道的蒋怒不可遏，孙立哲傻在那儿，脸上凝固着残笑，好一会儿才苏醒过来，赔尽小心……。

蒋寿炎是清华围棋群落的一抹浓彩，那种执著与率真留在遥远岁月的欢歌拍岸的青春波澜里了。

蒋寿炎一九六八年底分配到抚顺石油一厂做管工，他写信说“连这儿的麻雀也是黑的”；他感慨清华那样令人神畅的围棋氛围不可复得了，现在每天劳动疲累，政治学习多，回到宿舍翻一会儿自己订的《人民日报》就睡了。他信笔写下的霎那的感触特别令我动情：

今天在硫铵液水塔上换管子时，看到了电网边的一小块土地上豇豆苗出得很整齐，想起去年武斗期间回家时自己种豇豆、苋菜钓小鱼的乐趣。其实在家里当个农民也不错的。……

他们这一届同学的着落确是凄惨不堪：在钢厂推小车的有之，在盐碱滩掘地拔草的有之，在碳素厂抡铁锤每天砸四立方石块的有之……而今我还在清华园，轮到我因扑朔迷离的分配去向而困顿，他不忘叮咛老朋友：

现在我体会到了毕业分配确实是一件大事：命运把种子撒到水边，长出了随风飘拂的杨柳；撒上高山，长出了耐寒的松柏；撒进沙漠，长出了光秃秃的仙人掌。

他依然爱棋如痴，研习资料匮乏，便不惜相隔千里向我借书：“一定尽快抄完，完璧归赵。”说完了同学说围棋，说完了围棋又泛起了缱绻的思乡之情：

国庆节每人配给半斤猪肉、二两酒，让大家欢欢喜喜过佳节。今年的中秋和国庆是接踵而来。……在抚顺竟然买不到月饼，那天晚上天黑沉沉的，没有月亮，于是这佳节也就默默无闻地过去了。然而，我想起了老家的那棵桂花树，大概已经开花了吧！弟弟妹妹们现在又怎样，我仿佛闻到了清新的桂花香……

一九八七年蒋寿炎通过报端消息找到了我，事隔十八载，他已经十分沉静，连笔迹也变得端庄流转了。他说考研的计划因家庭变故而中辍，否则我们将会得到何等神奇的历史恩予啊！他引了莎士比亚的话：“风平浪静的海面，所有的船只都可以并驱竞胜；命运的铁拳击中要害的时候，只有大勇大智的人才能够处之泰然。”

他说：“围棋和桥牌伴我度过以前那犹如漫漫长夜的峥嵘岁月……”苦难过去了，伴随苦难的青春依稀在远处招手，这里有着无法掩抑的伤感：

八二年由省体委定为业余初段……过后一直没有升段赛。横向对比，四年前我在原籍江苏江阴县下棋时几乎没有对手，但他们的水平一年一提高，我今年正月回家探亲时去玩玩，不少人都高于我，由于人竟让我三子，可见不中用了。

一般我星期六晚上玩桥牌，星期五晚上玩围棋，由于地方狭窄，围棋只能放两副，输者下台，五、六个人车轮大战，直至夜半。

蒋寿炎随信附来电脑打印的《蒋氏围棋藏书目录》，意思是让我见机行事，为他补缺搜新。那时围棋出版物已不再稀罕，我也就没怎么上心，蒋君可有怪我？不料一晃又一个十八年过去了，我已不知到哪里去寻他，也不晓得他是否知道我十分想念他。

**姜彦福 吴元

有道“国运兴，棋运盛”，着眼的是大台唱戏的社会环境；而我所经历的“国运衰”，围棋在民间野草般地顽强生长，证明了它不仅是特殊魅力所在，而且有寄托人心之功。对于个人来说，“文革”一本账很难理得清，因有棋之长进，我也算“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多少得到一些损失回补的安慰。

五年半的耳濡目染，我的周围不少同学得以一窥围棋之门径，出去唬人绰绰有余；然而真正从头下过一番功夫――即使只有一段时间――而且“不辱门户”的，唯有姜彦福、吴元、金信远三人而已。

姜彦福是我班之长，长身玉立，翩翩有兄长之风。那时经过“革命大串连”的大学生背后都有难忘的故事，他从山西归来，似乎万念俱灰，一门心思地钻研起围棋来，以至有了深宵棋声的风景。自那时，小屋比赛也好，与国手过招也好，人高马大的他频频上阵，怯生生的神情透散着率真。染指围棋，爱与不爱是能否“上路”的分水岭，正因为姜彦福对围棋有过真心的一度缠绵，所以用较短的时间走过了通常需要数年走完的路，而且从此一往情深无穷期。

一九六九年我们在石景山高景电站“接受再教育”，住在山坡上的席棚里，军代表小吴呼唤集合，大通铺上棋局未完，不耐烦的吴代表便拿班长是问，只见姜彦福边走边回头，走到出口又被无形的绳索拽了回来，“万般事小，生死事大”，继续对一块棋的存亡高声力辩，全然没有了平时宽厚圆转的影子。吴代表把头伸到棋盘上来看，两眼几乎冒出火来……

我在一九七九年选择报考清华经管系研究生，实拜姜彦福极力怂恿之助，那时他是参加建系、继而筹建学院的教师，因此他于我亦友亦兄亦师，相得相依。如今他是清华名教授，又是风险投资与国家经济安全的高级专家，纵然许多事情在变，唯有我们不管在何处相遇、弈上一局棋的程式不变，像一道不可省却的清醇的茶。

邻班的吴元是校游泳队员，也就像游泳运动员那样长得既丰厚又绵软，似乎这也决定了他说话的神态，甚至进而影响了他在棋盘上的棋风。

上大学迷上围棋而又带着发现宝岛似的热情的棋手通常是天生的长考型，就像对弈软件不甚高明的电脑，长于运算，经验太少，往往“创作”出似是而非的招式来。吴元就属于这种聪明棋，连定式也要现想，不灵了就腼腆地深深点一下头。有一阵吴元怎么下都顺，曾经窜到了清华一流水平的边缘。

有一次电机系队和联队在围棋小屋对垒，吴元出场决胜局，我们商定游戏为之――我在棋桌下吴元的腿上支招：手写出最佳选点的坐标。不用说我们是赢了，事后吴元说信号传输的准确率并不高；这绝对是唯一一次作弊尝试，对于我们的对手已经成了永久的秘密。

吴元精于烹调，他做的毛蚶、馅饼和毕业聚会的鲥鱼都令我难忘。吴元的讲述十分传神，比如他游览上方山云水洞回来这样描绘：“那老和尚诵经到某一句，抬头张嘴，一滴泉水‘啪’地滴落嘴里……”我们听得情迷神飞。还有一回，他讲解吃烤鸭如何蘸酱、如何加葱、如何卷饼：“送入嘴里一咬，啊――精彩！”一屋子人听得像亲口尝过一般过瘾，在场的小不点儿常振明日后一次次模仿，每次都笑不能禁。

吴元分配在太原西山矿务局东风矿，下井锻炼期间回宿舍“一下子扑到信上，仿佛周围更亮堂了”；后来去了鸡西，再回到煤炭部，到如今还是跟煤炭打交道。不过最近来电说，中国神华已在香港上市，他是总裁。

**关培超 许纯儒

“文革”乱世把清华的棋客没大没小地聚到了一起，有一条谁也没有说穿的共同理由：在文明遭受凌辱的日子里，这些心怀良知的人们选择这样一种生存方式，回想起来，既是对乱世的逃遁，也是对恶行的鄙弃！ （拙文《严冬里的潇洒》）

清华附小的体育老师关培超可谓清华棋坛的中流砥柱，我与他有过三度“风云际会”的机会――两度在清华，一度在深圳，可是关老师毕竟是多朝元老，几十年来传承着清华围棋的薪火，近年有恙在身，以棋为寄托，以棋为良药，爱棋之心不见稍减，反而愈炽。

坐在棋盘前的关老师像一座山，他的棋也像山一样朴实厚重。支流和新潮的东西他每每知道，可见他毫不放松盘下的修炼。关老师下棋时通常不苟言笑，但言必有分寸，且富于幽默感；每当关老师 “晴朗”了，对手也就散开了“多云”的心情。
有一次关老师在对弈，刘桂淮从旁闲话：“关老师，您有几个孩子？”“……没有。”“那……那好！”“好什么？”“……清，清静……”刘桂淮慌不择路，若不是关老师放他一马，他准得掉到悬崖下。

我一九七○年毕业离校以后，为常振明学棋拜师的事写信托付过陈祖德。许多人尽可能照拂常振明，关老师“远征”回来，转达过祖德老师对小振明的关切之意，后来再去还带过他，小振明的棋便不至于荒疏，且能得到开眼的机会。

关老师对围棋像对佛那么虔诚，我想佛也会保佑他。

我是在棋桌上认识的许纯儒先生，所以只能说我熟悉一尊雕像的一个视角而已，不过在那荒唐的“革命生师”的年月，除了围棋也不可能取其他的视角。不妨再追一句：以围棋观人何其透也！

对许先生不能不怀有敬意，一来他身份高――名教授，工程物理（原子能）系的主任；二来他的棋凶悍，常在老同志云集的杯赛上直取冠军，该收手时不收手！

许先生出身于杭州世家，行棋颇带古风，亦即嗜杀成性，曾经视布局与官子如草芥，现在当然早已不同。若说古稀之年的许先生如苍劲之松，那么盛年的他有一种飘逸的神韵，是袖藏之剑。

我们在围棋小屋里手谈，有时他耐不住寂寞，也会到学生宿舍来找我，他长我也长，呈互有胜负之势。只是他落子太快，我则惯于长考，磨得他频敲棋子，如坐针毡，偏偏许先生有时躁中失手，便抱怨不迭：“太慢太慢，我一着急就出错……”

一九八一年我在清华读研，一日有工物系学生为棋来访，自称与本系许主任相识，说话间许先生冲了进来，不容分说，把桌上书册一推，端来棋盘就要下棋，那位访客已觉无趣，悻悻而归。

二○○一年我随祖德老师赴台参加“两岸名人围棋交流”，从同行的北京前辈得知许先生病后恢复很好，又闻许先生对邓丽君慕宠有加，非邓丽君的歌曲不听，并以邓的忌辰恰是许的生日为奇。后来趁赴京公干，作家葛康同陪我往清华探望许先生，照例要下棋，一别二十年，纹枰对坐，不禁兴沧桑之叹。

这局棋我下得轻快从容，已没了二十年前的凝苦，许先生反而踌躇再三，幸亏一着妙招脱险，否则难挽颓局。许先生心情大好，提议破例再弈一局，不过必需静听几曲邓丽君，裨补元气。随后我又惜败一局，许先生喜不自胜，连夸我下棋速度今非昔比。看着许先生情绪飞扬，我心想输得值得。

我和葛老师辞去。不待我们各自到家，这两局胜负已经传遍了京城。

**丁琢如 侯玉琨

冶金系七字班（六一级）的丁琢如身材挺拔，团脸浓眉，机敏自信不愧为上海人，通达随和又极似北京人，他能将七号楼一间宿舍张罗成了围棋圣地，容下一帮清华棋迷在心无所托的“史无前例”之中得以逍遥于尘嚣之外，终归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尤其是他竟然有魄力投书陈祖德，硬是把中国围棋第一人请到清华园来，给众棋迷带来了狂欢节般的快乐，开了国家围棋队与大学交流之先河，其功劳实不可没。

丁琢如的棋透出他的理论功夫，积淀不浅，行棋多是“一般分寸”，却稍苦于纠缠相搏和随机变化。然而依仗聪慧敏悟，棋力节节上长，已达到我对他让先的棋分了。丁琢如一旦沉浸棋中，表情丰富，姿态俯仰，只见他时而单手托腮，侧身斜睇，时而双眉紧蹙，悬身盘上，狂客气韵十足。某次在比赛之中，人人敛声，棋子剥啄，忽听得丁君“啊呀呀呀――”高声惊叫，旁若无人，众人纷纷回首，随即会意莞尔。

我猜凡想做的事他总能做好。有一次提起羽毛球，曾与他小试，果然出手不凡，称他有“业余高段”实力毫不为过。

琢如据说客居美国多年，推想应该事业有成，且论年纪已该进入“棋之境”了。他留下的印象是鲜活的，配上鹤发长眉一定很有趣。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