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说明：1、1969年国庆节，林彪和毛泽东一起上天安门；2、林彪给黄永胜的信，由王飞转交。（资料照片）；3、1971年下发全党的中共中央文件：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的材料。（资料照片））

今年9月13日是中共党史上最大的谜案──“九一三事件”35周年。林彪全家出逃折戟沉沙，整个经过扑朔迷离。而前中国女军官舒云在近20年里，查阅大量史料，反复走访了一百多位当事者，去伪存真，获得很多惊人发现，撰写《林彪事件完整调查》，对“九一三事件”作了颠覆性的总结。舒云是军队干部子女，1987年，她以军队女作家身份，参加了中央军委组识的聂荣臻元帅传记写作班子，接触到关于林彪的史料，产生了探究谜底的兴趣。

《林彪事件完整调查》详述了林彪事件的全过程，从1970年8月底九届二中全会毛泽东与林彪冲突的起源，及所谓“设国家主席”之争的由来，到毛泽东“御驾亲征”的南巡倒林讲话；从《五七一工程纪要》林立果的密谋，到林彪从北戴河别墅的出走；从周恩来指挥部署“全国禁空令”到林彪256号专机坠毁于蒙古的温都尔汗。

本文选载自新出版的《林彪事件完整调查》一书。空军学院前行政处副处长，负责林立果“秘密据点”的生活、后勤的王兰义，于“九一三”后第三天在空军学院“将军楼”茶几上发现的红色拉链本，被认定是于新野起草的《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原稿。舒云在该书中详细记录了王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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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认作林彪反党集团政变纲领的《五七一工程纪要》草稿（没有发现定稿），中央专案组是在“九一三事件”20多天后发现的。

北京西郊的空军学院东北角有两幢两层小楼，编号13和14，原是院领导的住宅，所以称“将军楼”。1971年4月底，这里成了林立果的“秘密据点”。

◆《五七一工程纪要》是如何发现的

王兰义（空军学院行政处副处长，负责林立果“秘密据点”的生活、后勤）回忆：

林立果一夥几次到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活动。他们来，有时说，有时不说，时间也不定。有时连续三五天在里边，有时十多天，通常是上午8点左右来，晚上22点离开。除了（1971年9月12日）这最后一次，他们从来不在这住，也不放东西。只有我们几个负责伙食和打扫卫生的接待小组成员能进到楼里，但对楼里的活动无权过问，并且要绝对保密。因为规定只要他们在，我们不能进屋。晚上人走楼空，才能进去打扫卫生。除最后一次，中间几次我印象都不深。

8月底，程洪珍（空军司令部办公室秘书，林立果党羽）打来电话，说要准备一个星期的东西，吃的用的，卫生也别打扫了。虽然每次都是他们走了以后小牛才打扫卫生，但以前打扫卫生时碰见过他们。

程洪珍强调报纸放到门口，有事打电话找你，没事别来。报纸过去都是送进去，现在要放在门口，那就放在门口吧。这中间，他们只要过一次饭，再没找过我们。这时候我们学院刚来好多学员，而且快到国庆了，我要组织国庆游行，非常忙。

我交代小牛把东西准备好，别的也没管，只有每天的报纸由我送。报纸是公用报纸，他们来了，从公用报纸抽出《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参考消息》给他们，我下班骑自行车路过小楼，就顺手放在台阶上。

9月12日我忙完中午那一顿饭后，并没有觉得异常。17点多，将军楼还剩下一些人，刘沛丰（空军司令部一处处长，长期在空军第一任司令员刘亚楼身边当秘书，林立果“小舰队”成员）打电话，要马上准备晚饭，简单点，要快，不用送来，我们到食堂吃。以前从来没有这么说过。来吃饭的有四五个人，还有郑兴和（空军司令部军务部装备处处长）、王琢（空军司令部汽车队队长）等，非让我陪他们吃饭。

我推脱不过，和他们一起去食堂。饭吃得很快，我发现他们有些紧张，出门还不放心，左右看，问我有站岗的没有。我说以前是司令部警卫连站岗，9月12日这天撤了，换成空军学院的战士站岗。把他们送回将军楼，我站在门口，没进去，刘沛丰说（照相机的）三角架坏了，我说我找人来修一下，他说不用，我就走了。

从那时起再没有接到将军楼的电话。这夥人来去无踪，过去也常有。9月13日上午，我带学员到房山东方红炼油厂参观一天。下午回来我先到办公室，看没什么事，取了当天的报纸，用石块压在将军楼门口台阶上。

9月14日19点30分，我再去送报纸，看见昨天的报纸还在原地。楼里黑黑的，楼门露出一条缝，不知9月13日那天是不是也这样虚掩着，是不是人走了？我又去看车库门，也没锁，我轻轻拉开车库门，里面的救护车不见了，外面却停着几辆小汽车，车钥匙还在车上插着。万一什么人闯进来怎么办？

我围着将军楼转了两圈，反复权衡，最后认为保守秘密最重要，我把楼门锁上，然后去办公室。22点从办公室回家，又到将军楼转了一圈，还是无声无息。9月15日白天，我有事外出，19点30分又去送报纸，还是昨天的场景。这夥人至少两天没回来，是否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我考虑再三，还是决定进去看看。

拉开门，恶臭扑面而来。我心里紧张，是不是死了人了？我经历过洛阳解放，那时死人成堆，来不及掩埋，所以我闻过那种令人难忘的死人味。我赶快打开灯，先找臭味出自哪里。

屋里乱糟糟，食品架上放着9月12日中午的饭菜，基本没动，旁边还用红笔写着纸条，请勿动。正是大热天，鱼长了一两寸的毛，满屋臭味就是从这里散发出来的。靠近门口，有几张零星的没有字的白纸。还堆着一些纸箱，里面装满水果和糖果，像是准备运走。再往里走，原来厨房烧过纸，锅台上一堆纸灰，一边还散乱放着一些没有烧尽的空白笔记本。

我又到前边，这里的纸灰更多。好大的一堆灰，不仅伙房间的锅台上下堆满了，整个墙都黑了，其他房间也满地纸灰，纸灰堆里还扔着三个没有烧掉的避孕套……像被抢劫过一样，这都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过去人走楼空，屋里乾乾净净，这回搞什么名堂？这乱糟糟的一切使我得出结论，这夥人离开了，走得很急，很匆忙，而且像是再也不回来了。

◆茶几上放着一个红色拉链本

我又第二次回到前边的将军楼。一进门是个小厅，中间放着一个茶几，周围一圈沙发。第一次进来时我注意过茶几上有几个本子，因为只顾寻找臭味，没顾上翻看。这回我拿起来看了看。

当然我怕弄上手印，小心翻开，《五七一工程纪要》，目录一直写到底，背面还有。字很正规，用黑墨写的。我再翻，没了，白纸，还是白纸，其实这是活页，后面还有正文。

我以为没了，所以我从始至终没有看过“五七一工程纪要”的正文。正因为我始终没有看过正文，所以我也没有在意，认为是军事战略工程、技术革新一类。后来专案组非说我知道，说我是“江田岛精神”。我没听懂，什么“江腾蛟精神”？还有“江腾蛟精神”？

除了这个红色拉链本，旁边还有一本《英语》课本，一本《格瓦拉日记》，一个日本进口的空白笔记本。旁边还放着一个开着口的大包，像是要把这些本子装走。

我立即锁上门，回到办公室，向学院副政委王治松汇报──他和院政治处主任高文勇负责将军楼。王治松说，我正在开会，你马上回去，叫接待小组去整理房间。

我领着接待小组察看了一遍，刚开始打扫，王治松和高文勇来了。我又带着他们看了一圈。然后我继续去收拾房间，他们俩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好奇地翻看拉链本（因为只有这个拉链本写了一些文字）。

我回来，也坐到沙发上，我们商量了一下，应该打个电话。先找于新野（空军司令部秘书处副处长），不在。又找程洪珍，还是不在。怎么谁也找不到了？最后找到刘世英（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他冷冷地说，等他们回来再说吧。

王治松把红色拉链本放回原处，丢了怎么办？又和报纸放在一起。

小汽车上的车钥匙也拔了下来，放在茶几上。

我们离开时，已经是夜里1点了。

天快亮时，王治松打电话，叫我到将军楼去，把车钥匙放回车上，“本子”拿出来。我是做具体工作的，王副政委不知道，上级向我交代任务时说，他们不在，小楼里面的东西不准动。听我这么一说，王治松没有再坚持，我只是去把车钥匙又放回车上，没拿“本子”。

9月15日晚上，我去空军司令部参加行政负责人的会议。以前开会，会前都是有说有笑，而这次谁都不吭声，熟人见面也不打招呼，我觉得很奇怪，后来才知道，很多人已经知道“九一三事件”了。会议规定，派车要经过单位行政领导批准──以前派车我派就可以了。还要求清查人，要严格请假外出。我打电话给政委，晚上开常委会传达。

晚上我到办公大楼门口，高文勇在等我，对我说：给你说个事，现在马上叫小牛把本子拿出来放起来。昨天王治松叫我拿，我没拿，现在又叫我拿，我以为他们研究了，这次我没有顶。高文勇特别强调，你别去拿，叫小牛去，别开灯，让他拿来交给你。我打电话让小牛去拿“本子”，让他用纸袋装起来，交给我，我不在交给处长张凡。

我和张凡“文革”中都是一派，没参加造反，关系比较好。等我开完会回到办公室，张凡说，小牛交给我一袋东西。我说我知道，你放在文件柜里，然后我就回家了。

9月16日晚上，还是半夜。张凡总值班，给我打电话，北京卫戍区来了一个副司令员，带一个师长和一部分卫戍区部队，在我这，总理派他们来的，要看看小楼，怎么办？因为小楼由我负责，虽然我是副处长，张凡还是要“请示”我，我一听是总理派来的人，就说去看吧，钥匙在小牛那里，叫小牛送去。

卫戍区部队当天没有走，就住在将军楼前面的9号楼，两座将军楼由他们负责警卫。

因为那个红色拉链本已经被拿出来了，所以卫戍区部队进小楼没有看到（本来是应该让他们拿到的）。

◆小小的本子成了“大包袱”

国庆日前我很忙，也没有人再和我联系。虽然我没有看“本子”的内容，但张凡、王治松、高文勇他们看了，很紧张。轮到我总值班那天，张凡来电话，说最近我老在想一个事，我看了一下那个“本子”，里面写的“五七一”，是不是“武装起义”？

我马上说，你瞎说什么呀。张凡说，王治松讲，谁让把“本子”拿出来的？谁拿谁负责。我说，怎么这么说？谁让拿？就是他最早让拿的，有什么了不起。十一那天我在南门替战士站岗。政治处主任高文勇给我打电话，叫我到办公室来一趟。我找别人代班，去了。

我挺生气，问什么事？高文勇说，我考虑最大的事是那个“本子”，那个“本子”要出事。我觉得没什么。高文勇说，我想，如果将来有人查问“本子”，你就说你要拿的。也别说我叫你拿的，也别说小牛进去拿的，也别说张凡保存过。

高文勇问，现在本子在哪？我说在张处长那里保管。高文勇说，你去拿回来，就说你去拿，你保管。他们问，你一口咬定是你拿的，他们也没办法。我很不高兴，说好吧。但心里想，怎么这样？到时再说。

我去找张凡，让他把“本子”给我。张凡也有点紧张，赶快给了我。我原封不动地放在办公室的文件柜里。我又没有保险柜，文件柜没有锁，我的办公室战士都可以进，不保险。于是，我把“本子”拿到我家，锁进皮箱里。

这个小小的“本子”成了“大包袱”。

10月5日晚，李德生来传达中央57号文件，“叛国”？“谋害”？“南逃”？我懵了，哎呀，糟了！第一个感觉是半辈子没犯错误，这回陷进去了。听完报告，空军政委王辉球把处以上干部留下，点了王治松、高文勇他们三个人，让他们主动揭发林立果在空军学院的活动，没提到我。

会后我马上向殷古风（空军学院政委）详细谈了接触将军楼以及拿“本子”的过程。我从家里把本子取来交给他，希望马上报告中央。

10月7日半夜，安平（时任空军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主任）和殷古风叫我到办公楼。门口备好了车，把我送到空军大院。

空军“五人小组”找我谈话，说总理打电话来，总理看到了那个“本子”，叫我们找你谈一谈。相信你，叫你放心，不要有顾虑。交上来是个好事，你马上写个材料，怎么发现的，怎么保存的。当时王辉球问我什么职务，我说我是行政处副处长。王辉球说：“什么行政处？他们自己搞的。”我当时很不满意，怎么是“自己搞的”？空军党委办公室宣布的嘛。

空军“五人小组”让我马上回去写，夜里2点我回到办公室，一直写到第二天早晨8点。我眼睛近视，字写得很大，写了厚厚一摞，没有底稿。9点交上去。（均摘自采访王兰义笔记。以下王兰义的回忆出处均相同）

（选自《多维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