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靡网络虚拟世界的“恶搞”之风，在一片争议声中，终于面临整顿。最近中国政府部门和机构相继呼吁停止网络“恶搞”，有消息说，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正在制定的互联网视频新管理条列有望近期出台，据悉主要是对视频网站放任直流的违规现象作出围剿，今后个人要传播视频内容，需要领取许可证。

BBC江迅撰文说，“恶搞”是继“PK”后成了2006年中国流行词。网络上流行的“恶搞”，是以文字、图片、音乐和动画为手段，从视频到文本，从网络到电视，从流行歌曲到热门节目，从古典名着到英雄人物，都是被“恶搞”的对象，以此表达个人思想的一种方式，完全以颠覆的、滑稽的、莫名其妙的无厘头表达解构所谓“正常”。

恶搞的对象，通常是挪用一个本身已成名的东西来加工，开个玩笑，从而产生另一重意义。用通俗的话说，就是不好好说话，不正常举止。用学者的话说，是文化虚无主义思潮的一种新表现形式。“恶搞”源自日本的电视节目，而后台湾、香港盛行。不过，中国大陆的“恶搞”，与日本、港台都不同，是以网络创作流行的。时下，“恶搞”作品在网络上新作不断，超越不断，成了流行的文化时尚。

“恶搞”在一两年前就有所闻，但形成一股风的起因无疑是网络短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2006年初，一个并不令人感兴趣的词“馒头”，成了网络上的新流行词。居于上海的创作人胡戈，看了陈凯歌的电影《无极》，一时兴起，将其改编为网络视频短片。胡戈也没想到，该片竟然引来网民狂热追捧。如何评价这部“恶搞”之作，是否涉嫌侵犯《无极》的版权，馒头血案如同一枚文化炸弹，网上一度众声喧哗，褒贬不一。

视频成了网民大秀其才的平台，“恶搞”之风迅速向各个领域扩展，恶搞是人性更大程度的张扬。

“恶搞”短片《中国队勇夺世界杯》中香港影星成龙成了中国足球协会主席。他率领中国国家队顶替塞黑队，进入世界杯决赛圈，最后捧着大力神奖座。这是网民“猫少爷”制作的，“看了眼泪都会笑出来的”这部短片，上网才10多天，点击数超过100万。

《柔情似水：恶搞布什和布来尔》、《春光灿烂猪八戒》、《恶搞：移动手机公司打击联通公司》、《铁道游击队之青歌赛总动员》、《闪闪的红星之潘冬子参赛记》、《追求MM篇》……各种短片“恶搞”纷纷推出。除了短片，还有图片恶搞，油画恶搞，彩铃恶搞，假唱恶搞，文字恶搞……当下，几乎没有什么不能被恶搞的。

恶搞越来越离谱：雷锋死因是因为帮人太多而累死的等二十个原因，黄继光是摔到了才堵枪眼的，董存瑞是因为炸药包上的两面胶被黏住了才牺牲的，杨子荣、刘胡兰、狼牙山五壮士……众人熟知的英雄一个个被调侃丑化。

继前一阵红色经典被恶搞、戏说之后，如今古典名著新拍电视剧也走上恶搞路线。新版《聊斋》收视率不俗，不过，剧中一个个原本阴森、恐怖的鬼故事，却被颠覆而改编成阳光、轻松的情与爱。新版《聊斋》选用的是俊男靓女的明星阵容，全剧完全成了一部青春偶像剧。

这是一股网络娱乐之风。它折射出中国大陆日益活跃的一种“后现代文化活力”。“恶搞”的作品作品没有宏大叙事，混淆古今中外，糅杂南北东西，对以往的成名的作品放肆移用和改造，不再一本正经，不再高高在上。这是一种娱乐文化。最初的恶搞作品，让人看的时候过把瘾而酣畅淋漓，看完后一笑了之，也不用思考有什么意味，完全是轻松一笑而惊叹如此想像力的娱乐心态。社会上，拒绝沉重成了一种文化形态。

当年的电影《闪闪的红星》表达的核心价值是人民有反抗压迫的权力。恶搞的短片《闪闪的红星之潘冬子参赛记》中，一心想参加红军的小英雄潘冬子，整天想做明星；身为红军干部的父亲成了“地产大鳄”潘石屹；母亲一心想参加“非常6＋1”大赛，梦中情人是中央电视台当红节目主持，她又以非常手段窃取了潘冬子应试题目；影片中的胡汉三成了名叫“老贼”的评委。

“恶搞”之所以流行，正是社会环境日渐宽松和自由的结果。“恶搞”不能越界，不能伤害别人，不能侵犯版权，网络语言也需要净化，道德底线不能突破，法律红线不能超越。网络应该有自律公约。参与“恶搞”者，享受着自由，就应该具有更强的自我约束能力，有一种责任担当。“恶搞”要有底线，如果为所欲为，必然会引起强烈反弹，结果就会对自由作出限制。社会容忍的底线一旦突破，事情往往会走向反面，好不容易得来的自由又会遭遇限制。

如今“恶搞”面临着围剿，政府部门要整顿“恶搞”之风。其实，“恶搞”是网民的权利，是网民的情绪需要。假如围剿成为事实，对提供“恶搞”平台而赢得众多点击率的网站，无疑是一种打击，对于发表“恶搞”作品的个人而言，在国内发表的平台受阻，就会选择在国外的网站上发表。

网络“恶搞”究竟是杂草还是毒草，网络“恶搞”是否催生新的互联网经济模式，“恶搞”该不该自律，封杀“恶搞”对开放的形像有什么影响？上下都应该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