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隧道的尽头总有光

张蔚的字典里，没有“四平八稳”――否则，不会一次又一次选择重新启程，即使生活暂时出现黑白照片的格式。

高中时，她已经拥有同龄人难以企及的经历：主持过中央电视台的《我们这一代》，参加过电视剧的拍摄；关于将来，太多憧憬，向往更多的朋友和活动，更盼望着“过更自由的生活”。而初到美国，生活却意料之外的单调：那是一所教会女校，坐落在一座小山上，每日往返，如钟摆般平静的节奏。

也并没有什么沮丧，既然是必要的过程。“我们那一代留学生都是有思想准备的，要去吃苦；也知道没有什么选择，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事情。” 她希望更多安身安心的依靠，也可以证明，我可以做得比别人好。去餐馆里端盘子，她和十几个人一起住在一个公寓里，半夜做梦时会突然跳起来，大叫：“我的宫保鸡丁呢，我的宫保鸡丁呢。”厨房里人员混杂，有人讲粗俗笑话有人赌钱；而到大堂里端盘子，翻台的速度慢一些，顾客不给小费，又被厨师和其他侍应生欺负。身在其中，她也不觉得委屈。一年后同朋友一起走进餐馆里坐下，终于有服务生给自己端来餐盘，才有些感慨：“上一个暑假，我就在做这个事情，看来努力没有白费。”

因为她知道，隧道的尽头，总有光。“那是一个暂时的过程，我不会永远在餐馆打工。在我那个状态，我在读书，我没办法，但是一旦读完，我不会一辈子过这样的日子。”那所大学里她是第一个中国留学生，四年里成绩几乎是全A，她的界限划得清晰，读书的时候，生活再简朴，也绝不打工分心：“有一门课得了B， 是因为刚刚到美国时写作文，反映了真实的英文水平。知道自己的基础比不上人家，所以需要更努力。那个过程没有捷径，某些捷径或者就是堕落吧……就是提着一口气，把那一步跨过去。”

大三的时候，她和十几个同学一起去通用电气公司(GE)实习，到最后，成为拿到offer的极少数之一。之间的辛苦她一笔带过， 只说自己“很努力”，特别骄傲的是终于可以比美国长大的孩子更出色：“那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许多美国人都削尖了脑袋往里钻。实习的时候，我就想，希望可以留下来，而我做到了。”

经过激烈竞争，张蔚成为GE公司的金融分析师，两年里去了4个不同部门，业务完全不同：证券、保险、集装箱租赁，甚至核能源部门，不断在移动，去学习新的业务部门、新的生产线、新的产品；刚适应一个地方，又要去新的城市，纽约、旧金山、印度、硅谷……别人叫苦的变动，却令她乐不思蜀。

当后来转到核能源部门后，生活安定又富足时，她却隐约有不安。“就觉得，哎呀，好似有一阵动不了了。我于是反思，是否一辈子就把金融当职业生涯的目标?”金融分析师是进入职场很好的机会，但她希望从事的是公司运营和管理，继续下去，怕自己就这样进入了缓和的大道，无法再转轨。

她又一次想离开。

有一个目标然后尽力就是

张蔚给自己目标，但从不太远。“不可能想要什么就能得到，很多东西不是你努力就能得到……要调整自己的心理，不要让自己太失望。朝思暮想，就应该去做了，但即使不成，也不是人生中的大失败。想了十件事，有三四件做成就很不错了，重要的是敢做第一步。”

她也想过，如果继续金融分析师的生涯，现在大概会是一个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的模样，朝九晚五，一切在预料之中，不再有太大波澜。然而动了离开的念头，就舍得把一切可能美好的将来放下。也因为离开大学不久，她心里那些遗憾也还没散去：“其实我一直想去看看美国的综合大学，否则总有些遗憾。”在她的工作刚满两年时，申请了MBA。

她申请了6所学校，最后在哈佛和斯坦福中间权衡，终于选定去申请哈佛，只因为可以借此机会再去另一个城市，“斯坦福离我住的地方太近了啊!”获得offer的时候，周围的人好似骤然在她头上加了一圈光环，她自己只觉得松了一口气，没让家人朋友失望。

“其实真正了解我的人，并不会因为我去了什么学校，而有不同的看法，我还是原来的那个张蔚。只是除了实力，其实也有运气的成分，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

“其实在很年轻、很年轻的时候，我并没有什么自信。世界那么大，聪明、能干的人非常非常多，经历和积累多了，才会渐渐积累一些自信。我想我到了30岁之后慢慢开始有些自信，之前即使去面试，也只是告诉自己一定要把头抬得高高的，一定要相信自己，否则别人怎么相信你?”

1999 年，张蔚从哈佛毕业的时候，朱总理正好在麻省理工大学进行演讲，“祖国需要你们”，那一番话让她澎湃了一番，她决定回国。“当时很多人会选择留在美国，因为机会非常多，市场又很好。但是我觉得有一种召唤，一个中国人在美国工作，即便进入主流社会，也总觉得有一部分能力没有发挥出来。将自己的才华发扬光大， 中国这样大，到处充满广阔的机遇天地，想想都兴奋不已!……”

她离开中国已经十年，也想过，如果实在不适应，可以再回去继续平和的日子。回到国内，并非一帆风顺，环境不同，文化不同，她选择去积极适应。她先后担任过不同公司的咨询顾问、拓展总监和总经理，走访了许多地方，考察了中国的投资机会。“如果你很喜欢，就不会觉得辛苦，工作也可以是一件去享受的事情。肯定会有很多不顺利，不如意，可能期望值太高。从文化上来说，我们这种人是最好的桥梁作用。而且我一直是在大的跨国公司工作，不能说在中国做这些事好与不好，也不能说在国外好与不好，只是做法不一样。我们是很好的调和剂作用。”

她甚至重拾起主持的行当。“对我来说，《对话》栏目是‘票友’的行为。我不是经过专业培训的主持人，从职业到教育，我都是学商的，希望在这方面有更大发展，做节目就好似一个‘爱好’。”她周末去电视台录影，平常仍然做她的业务拓展，主持节目好似去上课，直接向世界一流的金融企业家讨教。镁光灯一开， 她仿佛都听得见自己脑细胞在噼里啪啦地跳跃。而因为不“专业”，她也少了份标准式的电视腔，更随性，观众半夜守着这个叫《对话》的节目，喜欢看她侃侃而谈，观众的热情让电视台都惊讶。

她笑嘻嘻地讲，幸好我化妆和不化妆看起来不太一样，所以即使上街，也不会轻易被人认出来。只想做一份心爱的工作，那些虚名，无所谓。“我怕成为完全的一个公众人物。工作之外，自由回归自我，是很重要的。”

去年，她出任星空传媒(中国)首席运营官(COO)，和主持生涯暂做告别。“我的兴趣始终在管理上，而让我魂牵梦绕的也始终是传媒业。我觉得生活中想做的事情，一定会找时间去做。我会有计划，但有太多变化是你不能左右的，如果你定了50岁、60岁要做什么，很多情况会改变。所以我的计划一般是三五年，最起码往下想三年。我会在这里好好做，之后再定些别的目标。”

我只怕失去生活的触角

“你会把自己看做女强人吗?”

她一皱眉，“千万别这么说，‘女强人’，听起来太剽悍了。”

小时候，她曾经不爱穿裙子，大步走路，又剪短发，天天在外面打球，“我妈妈总是在后面说，步子小一些!走路慢一些!Be a lady!我想她是有点担心我完全没有女孩子的样子吧。”而现在，她留着半长的卷发，挑成棕色，举手投足，都是妩媚姿态。“反而现在年纪大一些，会体会生活，会去做一个女人。父母年纪大了，为人女，为人妻，没有必要总是那么强悍，那么强大，可以‘示弱’，可以更加率性、更本性。”

当年决定从美国回来，也因为，她想家，想醋熘土豆丝的味道。“我是家中的独女，离家一定要近一些。我很传统，小时候爸爸妈妈这样照顾我，是时候我去照顾他们了。”她也想过，是否把父母接到美国去，又怕他们不适应或者不开心。“在美国十年，有点孤单。父母是真正关爱你的人，不要要求太多，身边有几个在乎你的人就够了。现在觉得，即使我这样的年龄，还是可以去向父母撒娇，那是非常大的生活乐趣，我父母也很喜欢。和家里人平等聊天，用肢体去表达爱，比如我见到妈妈会去抱她，离开时会去亲她，很亲密。”

成家的时候在美国，到现在，已经和丈夫走过十多年，“我们就是知根知底”。回到家，她不再是COO，把雷厉风行的一面关在门外，完全回归那一个舒服的自己，甚至不用坚强。“细节才是最重要的。爱情是生活的一种平衡，亲情、爱情、友情都是生活的平衡，是真实的生活，努力工作一方面是个人价值的体现，另一方面，是更能够投入这三种感情。对我来说，爱情重要，亲情、友情同样重要，爱情只是很多感情中的一部分。”

幸福就是，昏天黑地连着看电影，无意中说有些冷，丈夫就默默递来毯子。或者是，周末时候和父母一起下馆子，四方的桌子，正好团团圆圆满座，吃着上一顿，一起计划下一顿。也或者举家一起去希腊旅游，她包办所有事项，网上查好所有资料又打印成中英文双语，在出租车上读给大家听注意事项，又得意洋洋听他们赞叹，“没你真的不能玩那么多地方”，一起回家看美丽的照片笑作一团。

工作和生活，她并不想真正划一条界限。“到现在的位置，我不可能到时间就把手机关了。但如果生活中我一定要做的事情，不管多忙，我都不会简单选择放弃了。” 而生活的乐趣，是可以去做按摩，去逛街，在小巷子里找到一家有趣的店，讨价还价拿下心爱的衣服。“到上海工作后，我从来没去过大商场。去恒隆，并不是买不起，可是完全就没有那种乐趣。世界很大，很多东西不知道，想去体验的话，有很大的体验空间；如果一切得到的太容易，就会失去触角和敏感。”

说到自己的50岁，她眯起眼睛来笑。“我觉得自己现在和20多岁的时候心态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我最大的奢望自己能做一个知足的人，能一直保持一种敏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