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周伟和姜瑞芝校长合影(1984年)，周伟提供）

1964年至1966年，我就读于上海音乐学院附小。其间，校长正是贺绿汀老前辈的妻子姜瑞芝夫人。1966年文革的第一年，我刚好从小学部毕业，也是全院500多名大中小学生中首个被告知因家庭政治问题而不得在本院继续升学的学子。但文革在继续；暑假后我们又陆续被学校召回，叫作“复课闹革命”。

1967年文革第二年，记得是我刚满14岁生日后不久。一日上午9时许，个子高高瘦瘦且已成为造反派头头的瞿老师主持召开了批判走资派姜瑞芝校长的大会。会上，瞿老师还作了长篇批判发言，力陈姜校长的种种不是――不是便不是，是也不是了，说到激动之处还当众给了姜校长一拳，引起在场师生哗然。

接下来是别的代表发言；大会延续了1个多小时。11时许，姜校长被勒令先行退出大会，她拖着疲倦的身躯缓缓地从一楼会场往二楼办公室走去。大会已近尾声，只见瞿老师又激动地站到了台前，振臂高呼起“打倒走资派”之类的口号；会场内群情激动，“打倒”声喊成一片。

也就在这个时候，有几个同学冲动地从座位上蹦起来，一边叫喊着，一边急追姜校长而去，其中一个同学手里还拎着一条带铁头的帆布腰带，即当时社会上非常流行的一种仿制军用武装带。我一看不好，也赶了上去；但还是晚了一步。就在我的眼前，那铁头腰带向上一扬，就照姜校长的头顶砍了下去！

姜校长这时刚刚进屋，才转过身来，还没有弄清楚是怎么回事，脑袋上就挨了重重一击！那同学还要再砍，我正好赶到，一把抓住他的手臂，拦了下来。那同学很激动，一边喝斥着，一边又举起腰带要砍。我干脆一手拽住腰带，一手紧握他的手臂，令其欲为而不能。

这时，只见姜校长用手去捂刚才受到物体重击的部位――额头的右上方，还听到姜校长操着她浓浓的湖南家乡口音喃喃地说道：“流血了、流血了……”。原来姜校长受到重挫后的伤口已经流血了，在场人包括受伤人自己起先都没有注意到。血顺着姜校长的手指缝溢了出来，又顺着手掌背滴到了脸上和衣服上。姜校长本能地向前倾身，血又顺着衣襟滴到了办公室的地板上。

很快，地板上就积起了一小摊血；见血，我有些害怕，不禁打了个冷战。可我还是想知道流血的具体部位，伤有多重，就让姜校长松开手，以便我低下头去查看。姜校长的头发很厚、很密，我只见头发上有血，却找不到伤口在哪里，姜校长就用手指一点一点地把头发掰开来，让我细找。终于找到了，在发髻线的内侧，一道挺长、挺深的口子，血顺着脉搏的跳动正突一下突一下地向外冒着。

我对姜校长说：“伤得不轻，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你还是先用手捂着吧！”那位挥动铁头腰带的同学也看见了血，他是否就此住手跑开去了，还是改用别的什么方式来表达心中莫名的义愤，我已经记不清了。但依然清晰可记的是，后面一波波喊打的同学们接踵而至，他们一靠近姜校长就报以拳脚，我尽力设法遮挡，浑身上下也挨了不少打。

姜校长一边双手护头，一边后退，直到背靠到了墙边的文件柜后，方才站住。这时，我顺势张开双臂，用手掌支撑着柜子。至此，姜校长的身体除左右两侧依然留有一些空挡，还不时会受到拳脚袭击之外，头部、前身和后背都已经被我和她身后的柜子很好地保护起来了。也幸好姜校长只有1米52的个头，而我那年已长到1米69了，这使我对她的这种保护格外有效，特别是受伤的头部，绝对没有再被挨过第二下重击！

不过情况仍然不妙，在乱打乱踢之下，只有我一个人替姜校长左抵右挡，顾此失彼唉！忽然，我想起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口号――这可是当年党中央提出的口号！这口号一喊，果然显灵，拳脚攻势顿时大大减弱。

好就好在这时候，教过我钢琴的徐祖颐老师及时赶到，和我一起劝阻打人的同学。后来我们就分了工，由我把同学们领出屋去，她留在办公室照顾姜校长。徐老师非常机智，当我拽着最后一个同学刚一离开，她就赶紧从屋里把门锁上了，我还记得徐老师的这一举动曾引起我的好奇：当年，许多人对于被打倒的对象唯恐避之不及，徐老师倒是有点特别，不怕与当了走资派的姜校长同处一室！

就在屋门快要合上的那一霎那间，姜校长一面手捂着伤口，一面抬起头来；顺着门缝，我望见了她那惊异而又感激的一瞥。

的确，姜校长怎么也不会想到在这危难时刻，挺身救她的竟会是我――一个在文革前恰恰与她有过一次“过节”的调皮学生！

那还是我刚进附小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一次在宿舍里与一高年级毕业班的孟姓干部子弟下象棋，对方屡战屡败，于是开始悔棋，悔棋也输，结果恼羞成怒，哗啦一下把棋子推倒，还伸手打了我一记耳光，且打完就开溜――很没有格调。我还不了手，一气之下就冲进了对门对方住的宿舍，用手把他的蚊帐撕开好几道长长的口子。

此案惊动了校方；可在具体处理时却很不公平。姜校长认为这一道道的口子不可能是用手撕开的。她闻讯赶来时，见我手中正在摆弄一把袖珍的工艺宝剑，就主观地认定是这把小宝剑撕的，接着就把它没收了，并要求我向对方赔礼道歉和赔偿蚊帐，而对方打我耳光的事却只字不提了！

这事让我当时的监护人、著名电影演员赵丹之妻黄宗英长辈知道后，我向她陈述事实经过，结果她非但不像其他家长那样为子女据理力争，还要我把自己用的那顶蚊帐赔出去，她说：“我可没有钱给你买新的！”此后我住校三年期间，愣是没有蚊帐，任凭蚊子叮咬。记得当时我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就是：这个女人出卖了我！

后来北京解放军艺术学院到我校招生，我申请报考，黄长辈知道后亲自跑到学校向校方告发：“周伟（原名唐启伟）的生父唐棣是现行反革命、在押”、“我提醒学校，像这样的后代是否还应该再受到重点培养？”……我被黄长辈再次出卖。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发现自己随时随地会被黄长辈出卖，只要她高兴，而且形式和内容多变，全凭她聪明的脑瓜灵活掌握，此为后话。

当然，损坏东西要赔是对的。我开始只是出于生气去掀拉对方的帐子（方形蚊帐，处于垂放合闭状态），没想到这帐子一点都经不起拉扯；原来这是一顶很陈旧的帐子，颜色早已发黄，纤维都已经脆了；我发现它很容易被撕开――既解气又好玩，就一连撕了好几道口子、有八九道吧，天地良心，就是这么回事。

不过校长就是校长，这一校之长不是谁想当就可以当好的。姜校长在我们这些学子心目当中，威性是很高的。我还记得有这么一件有趣的小故事：

有一次我们好几个同学和班主任一起在教学大楼的走廊里玩，看谁跳高后能用手碰到从天花板上悬垂下来的玻璃灯罩。姜校长也来了，她个子小，当然无论怎么跳都够不着。接下来有个个子较高、弹跳力又好、还穿了一双令我眼馋的高级回力球鞋的卫姓同学一跳就够着了，不但够着了，还同时把灯罩捅了下来摔得粉碎。

这灯罩比较昂贵，不可能只让一个人来赔，于是大家商量平摊，为了公平起见，姜校长也摊上一份。不过学校很快又宣布了一项新的决定，决定宣布完以后，同学们都高兴地欢呼起来。

原来姜校长发话说：此游戏并不安全，作为一校之长，她不但没有劝阻大家，还参与其中，故应承担主要肇事责任――灯罩由她一人赔了。俗话说言教不如身教，事情虽小，但同学们个个竖起大拇指夸奖道：这真是不折不扣的一校之长之风范，这真是不折不扣的教育家之风范！比较而言，我“家”的那位黄长辈是什么风范实在不好说！

文革后，我第一次遇见姜校长是在北京文化部的红旗招待所，她陪同夫君贺绿汀老前辈到北京就医。她对我说：“学校当年培养你们很不容易、花了很大力气，你应该继承你母亲的事业，成为一个好的文艺工作者！”

她鼓励我再考回上海音乐学院去――记得班主任陈善蓉老师曾经这样对我们讲过：“国家每年花在你们身上的开销相当于每年培养一个大学生的经费，也相当于每年要有两个农民在地里的辛苦劳作来养你们一个！”

要想考回去其实并不难，“难”就“难”在我当时已够5年工龄，是国家航天飞行器研制机构的一名工人，按国家政策，可以带工资上学。可我当时认为怎么好意思“白”拿公司里的钱而去就读音乐学院，以此作为一种途径也好、跳板也好，毕业后又必然会脱离公司并意味着从此就可以脱离原有较繁重的体力劳动，显得很不仗义，自己把自己难住了。

24年之后的2000年，徐祖颐老师以学者身份访问北美。在多伦多与她见面后，她告诉了我两件事：其一，是当年姜瑞芝校长挨打事件。事后，是她陪同姜校长去医院挂的急诊，一共缝了十几针！其二，徐老师的姐姐与我妈妈的身前好友朱爱珍女士为邻。朱老前辈年事已高，徐老师嘱我早日与之联系。

（作者周伟系中国著名歌星周璇之子，目前居于多伦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