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情清华园
青春是美好的，青春期的初恋更洋溢着诱人的芬芳。就在1933年，一位女大学生闯进了曹禺的生活。她叫郑秀，是他清华大学法律系的同学。

他们第一次见面是两年前，那时郑秀还在贝满中学念高中，一次，喜欢音乐的女同学淑宜对郑秀说：“ 4月29日是清华校庆。听说这次演一个大戏，是易卜生的《娜拉》，咱们去看一看吧！”

郑秀欣然同淑宜、恩慈两位最要好的女友一同来到了清华，她被台上的《娜拉》吸引住了：尤其是女主角，演得那么从容、熟练，富有感情。

演出结束后，刚刚卸完妆的成己指着旁边的一个男青年，向郑秀她们三位介绍：“这是万家宝同学，今天扮演娜拉的就是他。”

郑秀一听大吃一惊：面前站着的是一个矮个子男青年，圆圆的脸，戴一副近视眼镜，穿一件竹布长衫，貌不惊人。

1933年春天，一年一度的校庆戏剧排演活动又开始了。热爱话剧的几个同学决定排演英国杰出剧作家高尔斯华绥的三场话剧《最前的与最后的》。本子很快由曹禺译成了中文，全剧只有哥哥、弟弟、女孩三个人物。曹禺建议让孙毓棠演哥哥，他演弟弟，女孩汪达由谁来演呢？曹禺说：“让法律系的郑秀来演吧！听说她在中学演过戏。”

排练在二号院91号曹禺宿舍里进行，前后排了约一个月。每次排完戏之后，曹禺都送郑秀回新南院宿舍。

5月26日， 话剧公演了，演出轰动了清华园。在同学们的一再要求下，此剧连续公演了七八场，郑秀与曹禺一时间成为清华园中为人议论的名人。短短一周之内，郑秀就接二连三收到好多男同学写来的求爱信。

面对一封接一封的求爱信，郑秀好几晚没有睡好觉。她认真地思考起自己的终身大事来，决定在爱情问题上再慎重考虑考虑。于是，接连几天，曹禺几次约会，郑秀都婉言推托，不是说功课忙，就是说身体不好。

爱情的热火遇寒风一吹，曹禺病倒了。

“郑秀，你快去看看他吧！”一天傍晚，淑宜从宿舍外面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急冲冲地对郑秀说。

“看看谁呀？”郑秀正在看书，抬头问道。

“家宝呗！”

“怎么啦？”

“他病了，听说还病得不轻呐。”

“别哄我了，你怎么知道的？”郑秀将信将疑，但又急切地追问。

“骗你是小狗，刚才我走到路上，成己结结巴巴告诉我，家宝想你都想出病来了。好几个晚上，一个人睡在床上直流眼泪。”

郑秀一声不吭，可心里却像火烧一样。当晚，她对着镜子打扮了一番，便匆匆赶到曹禺居住的清华二院91号。

两人相隔十天未见，犹如熬过了十年漫长的岁月。曹禺与郑秀四目相对，竟无语凝噎。两人紧紧地依偎在一起，许久许久不说一句话，两人感觉到的只是两颗心脏的激烈的跳动。

不久，曹遇病体康复。短暂的中断，对他们两人来说，犹如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严冬。如今冰雪消融，春意更浓。从此他们几乎天天见面，形影不离。

群贤毕至订婚宴

1936年9月， 曹禺来到南京，任教于成立不久的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不久，郑秀放弃了自己的学业，在南京审计部当了一名科员。

在曹禺母亲和郑秀父亲的催促下，曹禺和郑秀于1936年11月26日举行了隆重的订婚仪式，地点在南京平仓巷德瑞奥同学会。

当天下午，宾客盈门。礼仪由曹禺母亲万老太太一手操办，她从盒子里拿出一只白金镶金钢钻戒指，对郑秀说道：“秀，妈也没什么好东西给你，这只戒指就作为订婚礼吧，愿你们两个相亲相爱，白头到老。”

曹禺拿起戒指，郑重而深情地给郑秀戴上。

正在这时，一位仆人进来通报：“李先生、章先生来了。”

曹禺和郑秀忙到门口，将巴金、靳以迎了进来。

见过礼后，巴金对曹禺、郑秀说：“我们怕赶不上，是坐飞机来的。头一回坐飞机，也挺新鲜的。”

宾客都已来齐，马上就要开宴了，忽然，门口的仆人又进来向曹禺通报：“田先生来了！”

不一会儿，田汉兴冲冲地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包东西，一见曹禺就说：“家宝，恭喜恭喜！”

说话间，他将手中拿着的一卷东西展开，那是一幅中堂，上面是他亲手书写的“蜚声诱和”四个大字，下面还画有文房四宝。

“一份薄礼，不成敬意。”田汉豪爽地说。

“谢谢田先生，写得好极了。”曹禺、郑秀齐声道。

“田先生，请共进晚餐。”万老太太热情相邀。

“不，不！我是专程贺喜，送上这份薄礼，表示敬意。至于喜酒嘛，改日再来讨扰。”说完，田汉迈开大步一阵风似地离开了宴会厅。

夜12点，订婚仪式在欢腾热闹的气氛中结束了。

第二年，抗战爆发，剧校迁至长沙，曹禺和郑秀在长沙青年会举行了婚礼，余上沅校长为证婚人，参加婚礼的有吴祖光等二十余人。

出现了裂痕

1939年4月， 曹禺随国立剧专一起，迁到了四川江安县城。婚后两年，他渐渐发现自己与郑秀在性格、志趣、生活习惯上矛盾越来越大。他是一个不修边幅的人，艺术、戏剧是他神圣的殿堂。他经常心不在焉，在他想象的艺术世界里邀游，可郑秀特别爱干净，重仪表，有人说她有洁癖，这让他受不了。
小城的生活单调乏味，曹禺又忙于事业，郑秀闲来无事，就同剧校的几位师母打牌消遣。有时，还要曹禺陪他一起打。

这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剧校学生邓宛生带着一位年轻的女子来到曹禺家中。

“万先生，她是我姐姐，叫邓译生。”

“我姐姐这次来，一来是看看我们，二来是想补习补习英文。她跟我商量，能不能请先生抽出一点时间帮她补习补习。”邓宛生直截了当地说出了她们的来意。

在给邓译生补习英语的交谈中，曹禺了解到她是安徽著名书法家邓石如的几代重孙，又名方瑞。方是她母亲方愫悌的姓，这位母亲则是清代大文学家方苞的后代。

补习英文完毕之后，有时曹禺就同她一起去郊外散步。从交谈中他了解到她从小体弱多病，得过小儿麻痹症，至今还有肺病、心脏病她只上过小学四年级，由于从小受家庭的熏陶，喜欢诗歌、书法。

小县城的人封建观念相当浓厚。曹禺与方瑞在郊外散的几次步，很快就引起了一片风言风语，随后就传到了郑秀的耳朵里。于是，引起她和曹禺的一场争吵。

当夜，两个人睡在床上，谁都没有睡着。已是深夜两点了，曹禺仍瞪着一双大眼直发愣。他感到自己与身边这个女子距离是如此之近，心却越来越远了。

别无选择的结局

1948年底，上海龙华机场。一架即将起飞的专机孤零零地停在跑道上。

郑秀一个人站在飞机旁焦急地向机场入口处张望。

“颖如，你还望什么？”郑父焦急地问。

“你不是说通知家宝与我们一起去台湾吗？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来？”

“谁知道呢，也许他碰上什么急事……”

郑父含含糊糊地搪塞着，其实他根本就没有派人去接曹禺。为了让女儿同自己一起离开大陆，郑父四次动员女儿。

此时，郑秀与曹禺的感情已渐趋冷漠。曹禺从美国返回后一直在上海工作，郑秀则带着两个女儿住在南京，偶尔到上海小住，也总是很快返宁，因为她已在南京就业。时局紧张之后，当局通知郑父携全家撤往台湾，这使郑秀十分为难。一头是父亲，一头是丈夫，哪一头都依依难舍。父亲说通知曹禺同行，她才同意动身。

两点过了，还不见曹禺的人影。飞机响起了起动的响声。
“颖如，快上机吧！他不会来了！”“不，他不去，我也不去！”郑秀毅然将两个女儿叫下机舱。

“颖如，难道你忍心抛下为父吗？”两鬃斑白的父亲深情地望着长女郑秀。

郑秀心、中一阵酸痛，但又决然地说：“爸，女儿不孝，我不能跟您走。”说完她含泪拉着两个女儿，转身就往出口处走。

“颖如，颖如！你给我回来！回来！”

郑父声嘶力竭地叫着，郑秀和两个孩子噙着泪，一步一回头地走出机场。她就这样和父亲一诀成永别了。

1950年的一天下午，一位原国立剧专的学生送来几张戏票，说是晚上万先生也去看戏的，请郑秀带孩子也去，以便与已经分居的万先生团聚一下，挽回一些感情。郑秀正准备带女儿同往时，有人敲门。进来的是两位早年的知心朋友。他们进屋坐定，反复寒暄，久久未言及正题，使郑秀大为疑惑。最后，两位老友才面有难色地启口：

“嫂子，我们今天来是想找您商量个事儿，就是万先生的事儿。我们想，你们这样下去也够苦的，该改变一下了。”

“嫂子，我们都知道您对万先生是真正的好，真挚的爱，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来找您商量的。您知道万先生是国家的宝啊，咱们都得爱护他才是……”

“如今解放了，新中国的法制规定一夫一妻制，可他――，嫂子，我们想，只有请您大度一些，就成全了万先生吧，否则，对您，对他都不好啊！”

郑秀仍默然无语，但她的心里在翻腾。她明白了；对曹禺来说，她和方瑞两人中必须有一个人隐去；对自己来说，则唯有同意离婚为宜。她终于点头了。当两位老友离去后，她才真正感到辛酸，痛哭了一场。

为了不使旁人看出什么异样，也为了不使两个女儿心理一下子受到太大的震荡，她终于决定当晚仍带女儿去看戏。一手牵一个女儿，她尽可能镇静地走入了剧场。……

这年冬天，为了让这对共同生活了十几年的夫妻好合好散，减轻感情上的痛苦，郑秀所在的单位人民银行经济研究处和曹禺所在的单位中央戏剧学院共同商议，决定在中央戏剧学院会议室举行一个离婚仪式。这天，两个单位的工会、人事干部会同法院代表到场；两家报社的记者，欧阳予清的夫人和郑秀的两个好友也来了。会上两个单位的同事讲了话，两位当事人也表述了各自的心情。最后法院裁决，两个女儿归郑秀抚养，曹禺每月负责赡养费。

裁判书刚一读完，郑秀忍不住放声大哭，曹禺也情不自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