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生活特稿/作者：晓鲁）自从有了汽车以后，几乎就没再骑过自行车。但毕竟是三十多年生活里的一个重要伙伴，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也变得容易伤感起来，有时一回想起来，竟有情不自禁，热泪盈眶之感。不久前陪女儿在门前戏耍，看邻居一群十来岁的孩子在骑车子游戏，眼前突然浮现起自己小时候骑车兜风的一幕幕情形^ 啊，久违了，自行车！

我大概从五岁开始就学骑车了，当然不是现在的童车，是大人骑的车，车身比我还要高出一个头来，根本无法坐到座位上。当时就用一种特殊的姿势，左脚踏在轮子上，身体几乎成站立姿势，然后把右脚穿过三角杠去蹬另一个轮子，当然这种姿势不能踩个360度，只是一脚上一脚下如鸭子踩水一般，我们当时管这种姿势叫“掏螃蟹”。大概从大陆来的人都知道这么个骑法。后来个子高了一点以后，不用掏螃蟹了，但仍够不着坐垫，就跨在大杠上骑，叫“骑大杠”。

父母那时当然轻易不会让我们骑车，一是安全问题，二是一辆车子要花上几个月的工资，摔坏了怎么办？但正是因为如此，骑车子玩就极具诱惑性，在所有的娱乐中，当居守位。只要哪个小哥儿们从家里偷出来一辆车，大家就都愿和他拉关系，套近乎，或者用糖果，水果什么的作为交换条件来掏掏螃蟹过把瘾。

后来上了中学，个子长得差不多了，不需要掏螃蟹或骑大杠了，但还是没有自己的车子骑。父母没多少钱，买不起这个奢侈。记得那时夏天去南京大哥处，一进门不看大哥，先看他那辆上班用的永久牌的车子。

大哥对我一直疼爱有加，也知道我的心思，就说：“去吧，兜一圈吧！不过可要注意安全，早点回来！”我每次一听这话，都快乐地想抱一抱大哥，在那时的世界上没有能让我单独骑车出去兜一下风更高兴的事了。我一般就骑着车子从宣武门骑到下关，再从下关骑到新街口，觉得那真是阳光灿烂的日子。

我一直到一九八三年北京上研究院，也就是我出国的前两年，才有了自己的第一辆自行车。那份激动大概只有前两年刚作父亲时的感觉才能相比。我是一层布，一层棉，一层纸，把能保护的地方都裹了又裹，扎了又扎，看上去不像一辆车子，倒像个柴火架子。但我觉得这样才安全，那时几乎每隔两天，定要去长安街兜兜风，没有任何目标地骑来骑去。

长天一色，清风徐徐，虽然置身车的海洋里，却如入无人之境。那种放松感，大概只能用“久旱逢雨，绝处逢生，柳暗花明”这样的句子来形容。在那一瞬间，似乎对“自由”一字有了比较具体的理解。所以，尽管自行车有许多别的名字如“二轮车”，“脚踏车”等等，我最喜欢的还是这个“自行车”，虽然最不准确，但最为传神。

我刚去加拿大时，当然买不起汽车。Yardsale用五加元买了一辆如侯宝林相声里形容的“除了铃子不响别的哪儿都响”的老爷车，没想到还真派上了用场。骑着它天天去学校自然不用说了，还打起了工。

我所在的城市Victoria是个小城市，没多少中餐馆，想洗盘子也没机会。后来一位老留学生介绍说，本地报社急需一名早晨送报的，还说跟移民局打听过，没有工卡也可以。

那天我就骑着我的自行车去应招，报社主管送报的人叫Hans，长得像啤酒桶一样，上下一般粗。Hans问我用什么送，我就指指我那老爷车，他便“no, no, no……”地摇起了头，我一辈子也没听过那么多的“no”字。Hans说：“你要送的那条街道是大坡连小坡，你什么不带都骑不了车，更别说背上一大捆报纸了。”

我一听就急了，心想好不容易有个工作的希望，怎能就这么吹了呢？于是又拍胸，又擦掌，好说歹说，那情形就像以前常看的电影里战士们请求上前方一样。可Hans还是无动于衷。我一看请求不灵，就说：“你要不要看看我骑车？”说着便把车子一推，在报社门前绕着圈子掏起了螃蟹，Hans大概一辈子没见过这种骑车姿势的，看得一愣一愣的。

我三圈绕罢，他也不知是被我这套“中国武术”怔住了，还是被我居然能为这芝麻大的工作而装疯卖傻的精神所感动，反正是二话没说，就把工作给了我。

于是我当起了报童，每天早晨五点不到就爬起来，披星戴月去取报。当天的报纸一般都在半夜就被放在某公共汽车站的座位上。我一般是在肩上挎上一个大袋子，里面装散开的报纸，又在车子后面安上两个框，把成捆的报放在里面，整个报纸连我的重量加起来两百多磅。

还真亏了早年南京北京宣武门天安门练就的那套工夫，尽管挂着背着扛着，仍稳稳向前，如履平地。而且我的报送得很准时，极少有漏报或迟送的情形。有时赶上Hans巡查而过，看我那英雄而狼狈的样子，就把他那硕大的头颅最大限度地伸出窗口，做出个一分惊讶，十分好奇，万分感动的表情。

记得那时有一条街坡子极大，足有30度，我每天就把它留在最后送。每次送到这条街，也正是太阳冉冉升起的时候。骑是骑不动了，我就推着送。我知道，一上那个坡顶，就能见到那一轮新鲜的红日，就能感到那一股拂面的晨风。我每次往上走时，都有一种崇高感，就是后来文艺理论里看到的所谓“sublime”。

而且，我每次都会想起一首歌，记不得歌名了，就是有一句词记得清楚：“我骑着马儿过草原，鲜红的太阳升起来。”我每次都在走上坡顶时，把前面一句改了并扯着嗓子唱着：“我推着车儿上山岗，鲜红的太阳升起来……”那是我每天生活里最壮美的一刻，是这段送报交响曲最高昂的一个音符。

后来，我的女友――现在的妻子――去了加拿大，凭着我出色的工作表现，我没费任何气力就从Hans那儿也给她找了一份送报的活。而且，Hans还特地把我们俩人安排在一个相连的区域送，这大概就是我在国外开过的唯一一次“后门”了。

直到现在，如果我和妻子为什么事拌嘴的话，我们都会忆苦思甜，回忆当年那晨曦薄雾里，羊肠小道边，两架破车闹革命的日日月月。

到美国后不久，就买了辆汽车，尽管也备了一辆自行车，但只是偶尔一用。自搬进新房子以后，地方不够，就把那辆车子一直放在外面院子里，日晒雨露，已满是黄锈。有时在门前看邻居孩子们骑童车，也见得到各种各样的姿势，如耍杂技一般，但就是没见过”掏螃蟹”的，大概都不用再骑大人的车子，根本用不着那么辛苦了。

我有时也会忽发奇想，想把那辆破车从院子里掏出来，和那些孩子们一起做个弄潮儿，聊发少年狂，掏这么一次螃蟹，疯傻一番，然而都被理智的妻子给止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