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近午，在毛泽东住的窑洞里，我们阅看张学良发来的急电，其内容大致是：他曾向蒋痛陈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蒋则一味拒绝。他不得已实行兵谏，已将蒋氏及其亲信妥善看管，促其接纳抗日主张，不达目的不止。电报说即派机飞延安，迎接共方代表周恩来等来西安共商大计，又说他和杨虎城的部队向西安潼关集结，希望红军向延安及其以南地区，衔接前进，以防不测。

这个突如其来的电报，使我们都大为激动。有的人说：“蒋介石也有今日！”有的人说：“张学良确实干得不错！”平素持温和和又不多发议论的朱德竟抢先表示：“现在还有甚么别的话好说，先将那些家伙杀了再说。”

这时已经回到保安几天的周恩来较为冷静，他表示：“这件事不能由我们作主，主要是看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态度。”一直在那里狂笑的毛泽东也接着表示：“这件事，我们应该站在后面，让张杨去打头阵。”

我当时虽很激动，但仍冷静的说：“莫斯科对这件事会怎么看，我们不妨先推测一下。”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等都表示应去电莫斯科请示。于是我们一面继续谈论，准备周恩来前往西安的事，一面草拟致莫斯科的电报。

我们商讨的结果，决定下列各点：一、致电张学良表示赞许，并保证今后行动，惟马首是瞻；二、派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三人为代表飞赴西安；三、电彭德怀等率部向延安及其以南地区挺进，沿途与友军密切联络；四、电在西安的联络人员，除对抗日宣言表示具体意见以外，一切俟周恩来等到后再议；五、周恩来等在西安亦应俟莫斯科会电后再作具体表示。于是周恩来等即赶往延安去了。

我们致莫斯科的电报，是毛泽东起草的，除报告西安事变的真相外，并指出这是根据张杨共三角联盟抗日反蒋的协议而发生的，中共中央拟积极推动张杨坚决与蒋决裂，请共产国际从速指示。西安事变，使我们一时为之扬眉吐气，似乎一切都可迎刃而解。

西安的电报如雪片飞来，多数是报告拘留蒋氏等人的经过，以及南京方面的反应，及各项军事情况。其中最主要的一个电报是张杨等十九人在十二月十二日所发的通电。提出八项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遵行孙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张学良的来电对如何处理蒋的问题，颇表踌躇；对南京的军事压力，也颇有顾虑。毛泽东聚精会神在那里草拟覆电，不是尊张学良为“全国抗日领袖”，便是赞扬他“一举手便旋转乾坤”。他的电文内说到严密看守蒋时有这么一段：“我公顾虑周详，枭雄自难漏网；但诚恐有万一之失……”说到惩办蒋时又有这么一段：“诚如来电所云，蒋某确系卖国独夫，理应付之国法，弟等极力赞成应由人民公审……”

我们这些中共中央负责人，没有一个想到西安事变可以和平解决；都觉得如果让蒋氏活下去，无异是养疽遗患。有的人主张经过人民公审，将这个反共刽子手杀了，以绝后患；有的人主张将他严密拘禁起来，作为人质逼南京抗日，并形成西安的军事优势。

就为了这种主张上的不同，毛泽东与张闻天曾发生了争执。张闻天似是批评毛泽东对张学良的覆电，措辞不够坚强。毛泽东即向我解释他那些电文措辞的用意。他表示他与张闻天的想法并无根本的不同，却在措辞的技巧上发生了歧见。他说明他所草拟的电报，处处给张学良暗示，要他坚决对付蒋，但在文字上不能赤裸裸的说出来，否则将来要留下痕迹的。

这时朱德也来了，他打断了毛的说话，大声说道，爽爽快快的同张学良说，杀了蒋再讲其他。他说明的大意是，现在是千钧一发的时候，应当机立断，用不着等候莫斯科指示，来一个先斩后奏。

毛听了朱德的话，微笑着安慰朱德说：我和你的意见并无不同之处，不同的只是方法；我已着力暗示张学良应该如何做，但这个“杀”字不好由我们口里直说出来。毛泽东又带点教训的口吻向朱德说：不要想得太简单和死板，你如何能断定张学良一定会听我们的话，对我们一点疑忌都没有么？

幸好莫斯科的回电于十三日的晚间到达了。这是一张半纸的长电，内容分为三段：

第一段，肯定西安事变是日本阴谋所制造的；并说明张学良左右和他的部队里，暗藏着一些日本间谍，利用张的野心，甚至利用抗日的口号，制造中国的混乱，我们若听任其发展下去，中国将出现长期内战，抗日力量完全丧失，日本便可坐享其利。苏联决不会为这种阴谋所利用，更不会给予任何支援；相反的，现已明白表示反对态度。

第二段指出中国目前所急需的，是一个全国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最重要的是团结和合作，而不是分裂和内战；并说明张学良不能领导抗日，蒋介石如能回心转意，倒是能领导抗日的唯一人物。

第三段指示中共应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利用这一时机与蒋作友善的商谈，促使其赞成抗日；并在有利的和平解决的基础上，自动将蒋释放。

一年以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时，曾对我们说明这个电报的来历。他说西安事变后英美各国驻莫斯科大使，曾询问苏联外交部，苏联政府对此事的态度。苏联外交部答以这是日本的阴谋，苏联既未预闻，也不赞成。接着斯大林便亲自草拟这个给中共的电报，并向王明解释，其大意是张学良分量不够，怎能做全国抗日领袖，中共一时也没有领导抗日的能力。蒋介石虽是一个可憎的敌人，但他是中国唯一有希望的抗 日领袖，在抗日中他也许可以成为我们的合作者。

当然，在当时偏僻的保安，我们无法知道象王明所说的那些内情，因而这个电报之来，无异是一个晴天霹雳。我们都在沉思，毛泽东更是踱来踱去。有的表示西安事变分明是张杨共三角联盟酝酿而成的，如何能说是日本阴谋？有的表示长期内战倒是应该避免；有的表示如果将蒋释放了，他将会不顾一切的反对我们；有的表示西安事变如果得不着苏联的支援，那里会有胜利的希望？毛泽东曾很急躁的表示：“反了，天翻地覆了！从前我们向张杨那么说，现在又要反过来这么说，张杨不会说我们反复无常吗？”

就在这种气氛之中，会议无法继续下去，我们于是分开，各自去详加考虑，或者个别研讨，就这样费了一整晚的时间。我通宵没睡，花了很多时间与毛密商，我们一致认为如果不遵照莫斯科的指示行事，得不到苏联的支援，反而会被国内外各种势力围攻，后果是会很严重的。如果照这三点指示进行，张杨共三角联盟可能立即破裂，即使我们避免了这种破裂，和平解决以后，蒋氏的报复，将是难免。两相比较，第一条路是走不通的，极为显然；第二条路虽阻碍重重，也许能找出一线希望。

这是急如星火的事，我们于是在深夜重行齐集在毛的窑洞里，商决具体步骤。我们决定将莫斯科的来电立即转电周恩来，要他根据这个指示，向张学良试探，如果情形顺利，即照指示的原则进行，否则要为中共留出回旋的余地。

周恩来于十三日抵达西安后，与张杨商讨今后进行步骤，张学良曾问及莫斯科有无电报指示？对西安的行动，持何种态度？周认为张的这些问话，自然是寄望于苏联的援助，极为殷切。周接到我们的电报后，对莫斯科的态度也极表惊讶，但应允向张学良秘密试探。

周恩来于十四日与张密谈，迳行表示苏联大致不会援助西安，张学良最初的反应甚为愤慨，他似觉得为共方所卖，以往共方老是吹嘘苏联可以援助，现在他已成骑虎，中共竟临阵抽腿，不兑现了。

周恩来只得低声下气，百般解释，说明这是中共中央想不到也不愿有的事。苏联也有他的苦衷，例如外交的压力是不能不顾及的。中共决始终与他站在一起，凭本身的力量，来担当一切。现在事情已如此，决不能互相埋怨，只有一本初衷，共策进行。

他们两人于是密商进行方针，周恩来曾向张学良表示，据他个人看来，在西安成立一个独立政府和对蒋制裁，都不能算是好办法。现在南京正在叫嚣讨伐西安，如果我们制裁了蒋，这将予人以口实，蒋的徒子徒孙们，将用报仇的名义与我们纠缠，这将是长期的内战，而且胜负不可逆料。周这些话，终于打中了张的心弦。

于是周进而表示，他个人有一种还不确定的想法，愿意说出来供张参考。周向张坦白说明，我们所需要的是全国抗日的局面，而不是偏处西安一隅的局面，因而我们所要的是团结与合作，而不是分裂与内战。现在南京方面，也有人不愿意打内战，更有人不愿逼西安方面去制裁蒋。我们可以一面备战，一面与蒋谈判，如果蒋明白接纳了我们的主张，那他将来也难反悔。

张学良听了周恩来这些话，并未发生反感，反而向周说，这件事不能让外间知道，也暂不向杨虎城提及。他们两人先研讨具体办法，一俟稍有把握，再对外发表。于是他们商定如何优待蒋的办法，以及如何向蒋进言等。

这些经过情形周曾详电保安，并表示欣慰，认为和平解决有希望。我们接到周的电报，也为之高兴。乃决定坚决推动张杨走和平解决的道路。我们大家虽已这样决定了，但心中的疑团仍是存在。

张闻天曾向我指出：“这是为了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全部利益，不得不牺牲中共的局部利益。”他说明苏联大概是受了外交上的压力，不得不置身事外，可是将来蒋介石释放出去了，那我们可要吃大苦头。

十五日在林伯渠办公的窑洞里，我们举行了高级干部会议，传达莫斯科的指示。我们这些政治局委员，都发言支持和平解决，我的发言自然也是支持和平解决，但说到和平解决的前途时，也同样表示未敢乐观。

当时的局势相当微妙。最初是一片战争气氛，接着调和论调逐渐抬头。南京一时群龙无首，一般人估计蒋无生还之望，因而主张讨伐西安，当然其中也不无幸灾乐祸的企望者。西安张杨部的将领，也觉得既用非常手段扣留了蒋，那里还有妥协的余地；这种骑上虎背的情势，使他们有一不做二不休的想法。

但张学良杨虎城等人始终对蒋没有采取完全决裂的态度。临潼华清池的枪声是过去了，他们侍侯在蒋的左右执礼仍恭。他们所发出的通电，也只希望接纳八项主张，并保证蒋的安全。

张学良所与周恩来的密谈，固是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一个直接原因，同时，当时的情势也逼使他们不能不这样做。南京的重兵纷纷开进潼关，飞机又在西安上空威胁，这使西安当局，大多觉得战争的爆发将不利于他们。各方实力派发给张学良的电报，也多持息事宁人的态度。因此，张学良的和平解决意向一经明朗化，调和气氛就代替了火药气味。

张学良所坚持的是蒋签字赞成他所提出的上述八项主张，蒋则为了政府和个人的威信，不能在挟持之下，有所承诺，坚决不允签字。端纳、宋子文、宋美龄、蒋鼎文等奔走其间，多方调解，宋氏兄妹表示蒋先生已应允八项主张，如果一定要蒋亲自签字，心理上留下痕迹，反为不美。

周恩来曾致电保安，报告他与蒋氏长谈的经过。首由张学良说项引见，张对蒋说，委员长的一位旧属求见，请委员长予以接见，蒋氏未置可否。周恩来当即步入蒋氏的住室内，向蒋严肃敬礼，并仍依黄埔时习惯，称蒋氏为“校长”。

蒋氏最初板起面孔不予理会，周即坐下来慷慨陈词，蒋氏则留心静听。周首先说明中共决无不利于蒋氏和南京中央的想法，并希望一切和平解决，中共拥护蒋氏做全国领袖，实行抗日。周也乘势说明中共政策改变的始末，力证化除成见，团结御侮的必要。

周恩来在报告中说，他的陈词曾使蒋氏心情渐渐平静，似也相信周的真诚。周恩来根本没有说要蒋在八项主张上签字的话，只在气氛轻松的时候，请求蒋有些指示，并与蒋氏略叙家常，说到其子蒋经国在苏联颇受优待，蒋氏微露思子之意，周即满口答应将助他父子团聚。

周恩来在报告中，解释他对蒋介石氏，始终恭顺恳求，未露半点要挟之意，为的是不留痕迹，以便有再与蒋氏见面的机会。周也说到蒋氏态度甚为得体，只提及他的儿子，似是属于私人范围的事，但也微露国共和解之意。周希望国共十年战争，至此能是国共和解的起点。

张学良当时确是排除万难欢送蒋回南京的。杨虎城因完全不知道和平解决的底细，不免有所疑虑，有时甚至表示反对的意见，经张学良、周恩来以及调人宋子文等多方劝说，杨终于赞成了。蒋乃于十二月二十五日乘飞机安然返回南京。

周恩来来电报告蒋离开西安的经过时，曾特别对张学良随蒋同往南京一事，表示遗憾。他指出张过于冲动，事先并没有向他说到要送蒋前往南京的意向，否则他会劝阻。蒋氏飞机将起飞的时候，他正和张学良站在一块送行，张说：“我送委员长。”便步上飞机，虽经蒋劝阻，但张仍是登机起飞了。周说明他当时真着急，但在稠人之中又不好说话。

周接着说明张学良走后，西安一片混乱，张事先没有任何的部署，任何人也不知道以后的做法。杨虎城已在自作打算，准备将他的部队，向安全地带移动。东北军更是群龙无首。少壮派军人于失望之余，迁怒于中共，说中共害了他们的“少帅”。如今张杨共三角联盟是完全解体了。主要是没有人作主，我们也找不出商谈的对象。

果然，东北军的少壮派鼓噪起来了，以死来威逼周恩来，他们持着武器，在一个会场中向周质问他们的少帅那里去了？他们说西安事变是中共挑动起来的，事后中共又提出和平解决的办法，出卖盟友，与蒋系人员，秘密妥协，牺牲东北军，以图自身的私利。从前共方老是说苏联援助，结果竟是骗人的，现在张少帅去南京，当然凶多吉少，东北军人也将死无噍类。这一切的一切，都要由罪魁祸首周恩来负责。

周恩来面临这种险境，施展出全身解数，幸而应付过去了。他态度镇静，措辞诚恳。向会众说明：张少帅随蒋赴京，实出意外，他不赞成，但也来不及阻止。周并向那些愤怒的军人们誓言，中共决不出卖三角联盟，始终与盟友站在一条战线上，决不让少帅和东北军一方受害。那些暴躁军人终于在无可奈何之中不得不顾全大局。

至此，西安事变一幕便告结束了。被拘禁的蒋介石安然回到了南京。这一事变的首脑张学良，从此渡着长期不见天日的生涯。当事人之一的中共，由张杨共共同反蒋，一变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调停人，再进而南京谈判，以期达成国共间的和解。

张杨共的三角联盟，因内部的混乱，再也不能有一致的行动了，西安事变的众多关系人都在洗刷自己的责任，以期蒋介石那根报复的棍子，不会打在自己的头上。更重要的是剿共的战争事实上是停止了，代之而来的是抗日战争。

（节选自张国焘著《我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