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作战，适逢文革动乱结束，军队的战斗力严重下降，装备也远远落后于同期世界。骡子马匹依旧被大量地征用。实际上，也不得不如此，在中越边境的这种自然环境里，汽车上不去，只有依靠落后的人驼马拉将装备送上前线。）

（在战区，水是很珍贵的，难以想像当时为了一口水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中国军队在进攻中）

编者注：1979年2月17日至3月16日中国对越南进行自卫反击战。在短暂攻入越南北部之后，中国军队在一个月之内撤出了越南。3月13日，中国军队第50军第150师步兵448团奉前指之命由越南班英向北清剿回撤，在那嘎及其以北地区夜间行动，遭敌阻击，由于部队指挥员惊慌失措，指挥不当，造成542人失散（其中被虏219名），丢失各种枪支407件。这是自朝鲜战争180师失利后，中国军队历史上最为惨重的教训。作者老鱼时任侦察兵，讲述了他所亲历的448团兵败越南的史实……

（作者：老鱼）这是我在79年对越作战中所经历的真实故事。我们班9人中有5人牺牲在那接连数日的伏击、突围和遭遇战斗中，其中1人被俘。安全回国的3人是：我、王宏和陈秀颖。其实，写出这段我人生中比较重要的故事并不是一件开心的事情，因为毕竟是一段失败、一段令人沮丧的经历。不过我以为真实的东西永远是有价值的，在许多所谓高大全的越战故事和传奇里，我愿意写出这一段不让人振奋的述说，以还原部分可能被淹没的历史。

――2006年10月27日于云南丽江

（文接上期）

八

我是在重庆綦江县古剑公社入伍的，当时我属于上山下乡大潮中的一员（老家在重庆市区储奇门）。在农村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是我强烈要求参军的一个主因，渴望戎马生涯也是我们那一代男青年们的基本梦想，但那时候当兵可是一件艰难的事情。我所在的生产队处于山高林密之地，粮食产量极低，但是种植药材却产量不错且价值高。我在一次出工时就给队员们说，咱生产队不如少种粮食多种药材，把卖药材的钱买回更多的粮食，这样肯定划算。

不料这句话被一位好事者添油加醋传到了公社干部那里，这在当时就被上升了反对毛老人家的“以粮为纲”、“农业学大寨”的条款上去了。所以在公社初审时就被公社领导们义正词严地刷下来，但是军方征兵代表丁学财，（排级干部，安徽人）特别喜欢我。为啥，不就是我会办墙报、会识简谱、体育素质好会打篮球什么的。他坚持在公社会议上把我列入预备名单（而且只是排在第3预备）。

我老爸是重庆的一名老记者，在政府各部门还是有些人脉，在老爸的努力下，我在县城郊区武装部的讨论会上有幸排入预备名单的第一。只要在县武装部这一关挤掉一名在正式名单上的人我就能自动替补上去。于是这个奇迹自然就出现了，在县武装部的会议上，一名正式名单上的人被与会者认定在生产队出工太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态度有问题而被刷下来，而我作为第一替补顺利上位。那位被刷掉的知青朋友的叔叔是区武装部的头头，后来他占别的区的名额还是去了部队，而且不是参战部队。

这是应该是一次成功的开后门游戏。我报到的第一天，当踏入新兵报到处的食堂看到那一大锅可以随便糟蹋的大米饭时，心情的那个激动至今难以言表，绿皮在身的喜悦也让我好些天处于失眠状态。到了新兵连还在等正是新兵开训时谁料到所在步兵团就宣布进入一级战备，我也因为到新兵连后与带队老兵常有摩擦、又拒不参加新兵连整理菜地的劳动而被特务连副连长相中，被挑进侦察排（看来要当侦察兵一定得先学会扯淡才行）。

我们没日没夜地投入军事训练，地形学、擒拿格斗、射击、战术等科目被翻来覆去的练习，伙食标准也由平时的0.48元/天大幅提升到 0.86元/天，晚上则经常有关于战争的影片（记忆深刻的是美国影片《巴顿》，那时候还是作为内部电影观摩的）……忙碌之中，战争之神已经频频向我们招手。

九

天色终于在众人的期盼中渐渐暗下来，我们与1营的非战斗人员聚在了一起（加在一起也就五、六十人吧，1营的人员中有不少人手里根本没有武器，只好握个手榴弹什么的），干部们给我们再次明确了各自任务和联络方式等细节，还没等夜幕完全降临，我们突围第一梯队在众多战友的注视下，小心翼翼地往山下摸去。谁知这次出发竟是我们与大部队的分离，第二梯队的首长没有给我们任何联络设备（连一部步话机都没有），所以当我们离开的那一刻，其实就与他们断掉了任何联系。

连续4日的饥饿和缺水，使我们的体能直线下降，如果没有事情做，我们躺在地上不愿挪动半步，嘴里干得连舌头都感觉被黏住了，但是一走动浑身还直淌虚汗。现在之所以还能继续参与突围行动一是因为军人服从命令的职责，再则恐怕就是人求生的本能在支撑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原始森林里又是漆黑的世界，我们人与人紧挨着，小声地传递着前面传来的口令，按要求做好每一个动作，一步步往山下摸索着前进。按我们白天察看地形分析出的结论，如果我们沿着一条狭小的山谷向下到一定位置，然后翻过一道绝壁，就有可能到达地势相对平坦的地域，而这条线路越军十有八九不会设防，一旦我们进入开阔地带，越军占据有利地形的优势就不复存在，那咱们就可以真刀真枪地与他们干一回了，何况附近还有友邻部队的接应。

在夜里九点左右，我们来到一处岩壁面前。接近90度的岩壁有30多米高（高度是爬了才知道的），好在石灰岩的岩缝里还有小树和杂草滋生，可以作为攀登支点。不过要是处于白天、又无任何保护的情况下，要我们攀登这样的岩壁，那也许就没什么人敢一试身手了。黑夜中的视线不良将攀登的恐惧降到最低点，但那仍是一次惊心动魄的攀登。对于有过攀登训练的侦察兵来说，这也许还好办一些，对于那些没经过类似训练的战士而言，就成为一次生死考验。

我在爬到接近一半高度时，右手抓住的一块石头突然松动，而我左手正试图找别的攀援点，就在我身体往后仰、石头就要脱落的一瞬间，我左手重新抓住原来位置的树根，将身体固定住了，身上的冒出的冷汗立即湿透了我的衣服。我大口地喘着粗气，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但是有的战士就没这么幸运，在爬到相当的高度时就滑落地面，那呻吟声在夜里从山谷底部传来，令人不寒而栗。但是我们心里都明白，这个时刻你无法获得别人的帮助，你也没额外的力量去帮助他人。

我并不清楚第一梯队里到底有多少人冒死爬到了岩壁的最高处，当我爬上去时已有数人在上面察看在反方向下行的路线。这是一个狭窄的山脊，大约有3、4米宽，但操蛋的是另一面还是一处绝壁！而且岩壁光滑无植物生长，高度估计超过40米，我们准备的那条攀登绳根本就够不着底！这个发现是那天晚上行动的一个转折点，大家全傻呆呆地坐在地上，班排长们也不知如何是好。我们的体能几乎到了极限，有相当多的战友到山脊上倒地便睡，对下一步行动的讨论连听的兴趣都没有。

这里需要特别提及侦察3班的班长张孟福，在这个紧要关头他一直坚持寻求突围路线，他与排长和其他几位还愿意参与讨论的班长一起分析了一下地形，觉得原路返回山谷再往下前进一段可能能有突破天险的机会。于是排长叫大家按原路返回山谷底，这个命令在那时已经有许多人不愿意执行了。我班的副班长钱进锡（山东人）就表示不愿意再返回山谷，他说已经困得不行，宁愿死在这里也不愿意再继续走了。

我反复劝说他还是一起走吧，但是没有奏效，与副班长一样看法的还有好几位（印象里留在山脊上的有10名战友以上），那时排长的任何命令已经没有了效力，那一刻我们就与他们就这样永远地分离直至阴阳相隔。副班长应该是山东淄博一带的人，记得他的口音里就是“肉”“油”不分，一如当时流行的一段相声。他是在参战前由山东某军派来支持我们部队的骨干来到我们侦察班的，军事技术非常过硬，但是在那一刻我们没能说服他及那些战友。在战后他们先是被列为失踪名单，后来就宣布为阵亡了。

我一直以为那是渴望生命的一种执着，与执行什么命令已经没太大的关系。我们那些还愿意去拼杀的人，硬是顺着攀登的来路，一脚一手地缓慢移动着，回到了谷底。

这是3月14日深夜的某个时刻，我从岩壁回到地面之后能见到的景象就是这支队伍已经彻底的被饥渴和疲惫瓦解了。没有组织形式，没有指挥员下达指令，也没有人愿意谈论或打听下一步的行动。在这条被植被覆盖的乱石沟里，大家四处散开或坐或躺，无声无息地呆着，似乎在静候死神的来临。

十

3 班长张孟福这时候来找我，还一起叫上了我班的陈秀颖，张班长说，现在排长已经没有精力来指挥我们了，如果大家还想突出去只有自己想想办法。他说，现在就由我们3个人组成一个探路小组（我们并不是一个班的，只是平时还算相互了解），设法在附近探察一下，如果有路就叫大家跟着出去，如果没路可走那就是命运安排该死说不得了。张班长叫上我不为别的，那就是我入伍时的身份是重庆知青，而重庆知青的敢打好斗在四川是出了名的。

我心里其实还是恐惧死亡的步步临近，但是在老兵、老班长的鼓励下也愿意去作最后的努力。这里面还有一个背景，就是在之前入越后的一次执行战斗任务时，我也许被认为是一个怕死的人。事情的经过是这样：那天下午我们班接到一个命令，对大部队将经过的一段公路两侧的高地进行搜索，以防止越军偷袭。

那天的太阳十分恶毒，加上四处死尸的臭味充斥，我出现了严重的中暑症状，头疼欲裂，每走一步都非常吃力，于是我就一直掉在后面没办法跟上大家的步伐，当搜索任务完成后，大家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更过分的是，他们居然大步地往营地回撤，根本不管我是否能跟上他们。结果是我一个人在无我军布防的公路上走了好久，我忍着剧烈的头部疼痛，还需要注意公路两旁甘蔗林里的异动，那感觉怎一个绝望了得。回到营地后副连长来看我，在问讯我的同时，用一种不信任的眼光打量我没有丝毫掩饰。所以在之后的时间里，我基本上都是争着去执行一些比较危险的任务，希望能让战友改变对我的印象。

我们3人继续往山谷下面走了数百米，发现有一段岩壁还不是太高，而且植被丰富便于攀登，张班长就叫我第一个上前试着攀援。我向上攀登了十余米，发现有可能上去，张班长见状就叫陈秀颖去叫其他的战友跟过来。于是我就这样察看着地形，挑选适合攀登的路线前进，张班长就在下面跟着。

体力的严重透支令我的攀登十分缓慢，因为山顶的情况不明朗，我们相互间也不敢大声说话联络。但我爬到一处可以休息的台阶状地形时，我不得不停下来歇息一会儿。过了十几分钟，我班的另一位战友爬到我身边，问还有路能继续上去吗？我说看上去还有希望。他就坐在我边上说，就怕是再次白忙。我再次往上攀登时叫他跟我一起走，他说要等等再走。他这一瞻前顾后的犹豫，最后就导致了自己被俘的结局。

当我爬到距山顶还有3米左右的位置时，我停止了前进，努力地想靠听觉来发现山顶部有无异常情况。就在我迟疑的时候，1营机枪连连长也爬上来（名字忘了），他问我上面情况如何？我回答说不是太清楚。这个猛连长就毫不犹豫的先于我爬上山顶，我一看他没事就跟着爬山去。这时候我们看到的地形是一个缓坡，完全可以通过。

这时候天色逐渐明了，远山近崖轮廓渐显。令人不安的是附近还能听到越军的说话声。我试图用口哨声来传递到山顶的信息，但干裂的嘴唇根本无法吹出声来。我告诉连长，我们在此等他们出来，一直到天亮之前，连长同意了。接着上来的两人是工兵班的一个班长肖亚香（湖北人）和侦察３班的一个战士（四川仪陇人），两人上来之后就立即发现了不远处山脚下的香蕉树和挂着的香蕉。两人就说要去摘香蕉吃，我与连长都劝阻他们放弃这个念头，等大家上来后再作打算。这时又有人陆续上来，但是肖亚香与３班的那名战士坚决要下去摘取香蕉，两人说着就往山下走去。

如果你没有那5天没吃没喝的经历，你就很难相信此时他们可以置战友劝说和危险于不顾，宁愿冒着性命去摘那几只香蕉，那种对水和食物的渴望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他们可以奋不顾身。这要在平时，有一位连长发话说不让他们去，两人会乖乖地蹲在原处，但是此刻这些铁定的军人条例对极度饥渴者而言已经没有了任何约束。为此，两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也让越军提前发现了我们的行动，让来不及登上山顶的战友的生存希望毁于一旦。

两人走到香蕉树前刚开始设法摘香蕉（那地方距我们约200米），就被附近设防的越军发现，密集的枪声顷刻打破清晨的宁静。我们见情况紧急，立即叫接近山头的战友迅速爬上来，我们这里也有人举起武器向越军阵地方向射击。我们只看见那两人被越军的火力压制在一处土沟里无法动弹，而且越军已经开始移动试图堵住我们的去路。我们已经上山顶的人只好冲下山顶朝左边迅跑，顺着小路绕过一个小山头，努力与越军拉开距离。

现在来看，我们当时的举措也许是比较消极的，但那数天来的精神与肉体上的折磨，已经让几乎所有士兵的斗志荡样无存。说一个细节吧，就在我们拼命奔跑的时候，突然发现小路上的水坑里有少许积水，大家可以立即停止步伐，蹲下弯腰，用嘴直接去喝水坑里的脏水，哪怕此刻被子弹命中。我就喝了几口那样的水，也许就是那些不知何时积在路面的脏水让我们坚持到了最后。

我们又转过一个山垭口，看见我们前面有几位越南百姓站在路边，他们顿时吓傻在那里，一动不动。后来见我们没有伤害他们的意思，几人转身就跑，其中两个中年男子还背着小孩，他们一边跑着，一边回头来看我们，他们那眼神里流露出的绝望与恐惧令人永生难忘。也就是这样的瞬间印记深深刻在我心里，让我在后来岁月的思考中感悟到了战争的某种罪恶。

十一

后面的枪声紧紧地追着我们，我们见右侧是一片原始森林，就立即冲了进去。我们在树丛与乱石中疾速穿行，衣服被挂得千孔百窗，四肢划痕累累，直到我们听不到越军的叫喊和枪声稀落下去，我们才停止了脚步。

好一阵喘息后，我们才有精力清点一下一起跑出来的人：仅仅16人，侦察3班有6人，我们侦察2班3人，工兵班有4人和侦察排长1人，别的连队有2人，1机枪连连长和一位机枪手（是哪连队的给忘了），那机枪手居然一人扛着带弹夹的班用机枪，身上还带着两个装满子弹的机枪弹夹，这在平时是两个人的活儿，可见体力惊人。

我们现存的火力配备为：冲锋枪9支、班用机枪2挺、步枪2支以及手枪2把。我们突围第一梯队的几十号人，就只有我们16人成功战胜天险突破越军的大包围圈。

一切又似乎变得有希望起来：我们人数少但行动会更灵活，火力也非常不错。大家静心分析了地形、敌情以及可能出现的变数，最后决定16人的指挥权交1机枪连连长负责，探路组由张孟福、我和陈秀颖3人组成，所有行动将在天黑以后进行，现在找一个可以形成简单防御的地方休息。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