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说：1999年，杨瀚与女儿与张学良合影）

作者：杨瀚（爱国名将杨虎城嫡孙）

1、杨虎城的抗日情结

1936年12月12日凌晨西安临潼的几声枪响，揭开了被美国作家斯诺称作在“历史的大峡谷上实现了一次大跳跃”，演出一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场“惊险的好戏 ”的帷幕。时任西北“剿总”副司令的张学良和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率领东北军、十七路军，用武力扣留了正在西安视察、部署对红军进行大规模围剿的国民政府军委会委员长蒋介石，提出八项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实行民主的政治主张。70年前，曾为12朝古都的西安发生的震惊世界的“兵谏”事件。后来就被称为――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的方式在中国历史上非常罕见。它实际是一种运用军事手段迫使最高当权者改变政治路线的民主尝试。这种做法，在国外比较多见，就是军事政变。但在中国不为独裁者所容而且十分惧怕。同时还被一些推崇封建“忠君”思想的人视作“作乱犯上”。

因此在对西安事变的研究、宣传，特别是事变主要的参与者之一，杨虎城的研究宣传上有一定的误区与缺憾。今天，我试图讲出一个真实的故事和一些忽视的情节。

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看到蒋介石对内实行独裁统治，大肆镇压工农运动和各种进步力量；对外奉行投降卖国主义，维护各国列强在华利益，特别对日本军队的多次挑衅不敢反应。为了将日本拖上军国主义的战车，侵占中国，悍然向沈阳的东北军发动进攻。在蒋介石不抵抗政策下，张学良错误的指挥下，东北军没有抵抗就弃守沈阳。致使国土沦丧；大批作战物资被日寇掳去；人民遭受涂炭。日本军队在中国军队不抵抗战略的鼓励下，进一步扩大事态与战争规模，几天时间就占领辽宁和吉林的主要城市，而且侵略还有扩大之势。

面对日本的侵略和蒋介石政权的卖国、无能，杨虎城忧心如焚。他在“9.18”事变后第6天（9月23日）公开发表了《杨虎城泣告全国》书。他说：“连奉副司令（指张学良）指皓、号两电，通告日军侵据沈阳、营口、安东、长春等处，解除我国军警武装，噩耗传来，发指皆裂。”“虎城分属军人，职司卫国，枕戈待旦，志切死绥，痛心外患方深，惟冀同仇敌忾，披历陈词，只希垂察。”

杨虎城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中要求抗日救国的第一人。从那时起他就走上了为挽救国家民族危亡，坚决抗日的不归路。从此，他将自己的一切政治、军事、经济计划与活动都纳入了抗日救国的大方针和目标下。此后他的讲话，特别是对部队的讲话、训词必定要讲抗日问题；他对经济建设的指导原则也从造福桑梓，转为建立可靠的西北抗日后方基地等等。

1932年1月28日，日军在上海闸北突然向十九路军发动袭击。十九路军在爱国将领蒋光鼐、蔡廷锴的率领下，奋起抗战，开始了“1.28” 淞沪抗战。战争中，十九路军将士浴血奋战，打退了日军的多次进攻，粉碎了日军占领上海的企图。从1月28日到5月9日十九路军从上海撤退，其间日军增兵达六七万之多，且有大量海空军的配合，而十九路军仅得到张治中第五军的支援。军政部对十九路军，始终不发一枪一弹，却通令各部队说：“十九路军有三师十六团，无须援兵，尽可支持。各军将士非得军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动者，虽意出爱国，亦须受抗命处分。”同时还克扣军饷截留各地民众给十九路军的捐款。

杨虎城对十九路军的爱国行动非常赞赏，对南京军政部的卖国行为十分愤慨。他违抗军政部的命令，秘密地将十七路军从国外购买刚运抵上海的一批武器，送给了十九路军。实际支援了“1.28”抗战。

杨虎城为什么这样强烈的要求抗日呢？那就要从他的出身、经历、信仰讲起。

2 、贫苦的出身

1893年11月26日（光绪十九年十月十九日），在陕西省蒲城县甘北村的农民杨怀福家中，妻子孙一莲生下了一个男孩。他们给这个男孩（长子）取名叫“长久”。在陕西关中一带有把小孩爱称为“娃”的习俗，这个男孩就被乡亲们称为“久娃”。参加革命军后，他自己起名为忠祥，后又改名为与忠字同音的 字，虎臣，虎城。

甘北村地处黄土高原，是个贫瘠的小村庄。那里地广人少，全村只有十几户人家。当地没有河流，缺少水资源，吃水都要靠打十几米的深井。井水中含有高氟物质，所以甘北人都是黄牙齿。农业生产完全要靠“天”吃饭。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蒲城县遭遇了大旱灾。据蒲城县志记载：天旱，大饥荒，民食野菜树皮。连续两年，死人无数。也正是在这一年，八国联军占领了北京。慈禧太后带着已被废黜的皇帝光绪逃难来到了陕西省府西安，住了近一年时间。平时，陕西地处腹地，物阜民勤，一直成为清王朝的横征暴敛的地区。但这时，增加了“恭办皇差”、“筹办回銮”等额外的的负担，陕西百姓更是苦不堪言。由于当时“汇不通天下”临时朝廷的财政负担全部加在了陕西农民的身上（陕西当时工商业都不发达，唯靠农业）。据时任陕西巡抚的升允1911年奏报：为支应两宫，仅地方藩库垫银达六十万两之多，至于所谓人民直接“贡奉”的负担，更无法统计。

在“天灾人祸”的沉重打击与压迫下，陕西农民大量破产，杨怀福也是其中之一。当时的他边种地，边经营一间小木器铺。在天灾和名目繁多的捐税“皇差”的压迫下，小木器铺的销售非常困难，只好亏本经营。时间一长，没有周转资金，只好向有钱人借债。这样，先后借了大约五百两银子。由于是在灾年，利息很重。以后的几年中，木器铺倒闭了，土地也陆续变卖抵债。杨怀福的家由自给自足的中农变成了贫苦的农民。家庭生活开始经常受到债主、差役们的（收捐税）的侵扰。

杨怀福破产后，要顾及一家四口的吃饭已很不容易，再无力承担儿子读私塾的学费。不得已，杨虎城只好辍学。1906年春，杨怀福将他送到孙镇的一家小饭铺去当童工做杂活，在饭铺虽不挣工钱，但解决了杨虎城自己的吃饭问题。那时杨虎城只有十三岁。

在小饭铺他的主要工作是拉风箱。当地火煮饭都是靠风箱向炉内送风来助燃的。这个“烧火娃”的活在饭铺中可以说是最苦的活了。夏天里，日子最难熬，太阳像个大火盆，挂在半空中，烤得黄土地都要冒烟。一般的孩子都在家乘凉，可杨虎城要坐在灶火前，一边不停地拉动几十斤重的大风箱，一边不时地要往灶内添煤。除此之外，他经常还要干一些擦桌子、扫地等杂活。夏日的酷暑，烟熏火烤，艰苦繁重枯燥的劳动使他体尝到了劳动的艰辛与社会的不公。

一天，一个神气十足的人大摇大摆地进了小饭铺。恰巧平时负责接待顾客的“堂倌”没有在，厨子做好了饭菜就杨虎城端了过去。也许是等的时间长了些，那个人发起了火来。当杨虎城把饭菜小心翼翼地放到桌子上时，那个人却“啪！啪！”打了杨虎城两个耳光。像这样的事情，在小饭铺，在杨虎城身上时有发生。但是为了生存，只能忍受。压迫与欺凌给年幼的杨虎城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孙镇在当地是个商业中心，逢会赶集的日子人很多，形形色色十分繁荣。他们来饭铺吃饭时说东论西，有谈自己生意的，有说乡间趣事逸闻的，还有议论时政的。杨虎城是个求知欲很强的孩子，他虽在忙于手里的活计，耳朵却不闲着，时常留意倾听着客人们的谈论，从中了解外面的世事。后来，当他提起当童工的经历时总是颇有感慨。他认为，小饭铺为他提供了一个了解社会、增加社会知识的场所。在那里，他第一次有机会听到了许多在村里听不到的消息，见到了形形色色的人们，丰富了许多社会知识。

3、家遭横祸

1907年的一天，就在杨怀福为一家生活艰辛的打拼时，突然他被官府捉拿进了县衙。原因是因私仇杀了人和参加了哥老会。

杨怀福的被捕，使得全家的生活的重担压在了当时不满14岁的杨虎城身上。他从小饭馆辞工出来，一面设法维持母亲和弟弟的生计；一面还要到县城去探视被押在县衙的父亲。一天，杨虎城听说父亲要被押解到省府西安。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母亲焦急万分不知该咋办是好。杨虎城边安慰母亲，边提出他要立即去西安。他认为到了西安，既便于打听消息，了解案情，也可以去狱中探望照顾父亲。母亲虽觉得儿子年幼不放心，又无任何其它办法，只好由他去了。杨虎城背了些干粮和几件换洗的衣裳，手里还拿了一根棍子。干粮用以充饥，棍子用来防身打狼，就这样上路了。那时他还不满十四岁。

甘北村距西安有二百多里路。杨虎城到西安后就住进西安城里的蒲城会馆。在西安，他除在外面一些打零工外，还义务给会馆做些杂务。为使父亲在牢里少挨饿，他每天都要去监狱送一、两次饭，这种情形延续了一年多，直到杨怀福被杀害。在狱中，杨怀福向儿子讲了自己因参加哥老会，反对清政府被官府察觉，借着兄弟间打架出人命的由头，逮捕了他。他认为现在到省里来恐怕是凶多吉少。他希望儿子孝顺母亲，抚养幼弟……对这生离死别的情景，杨虎城始终铭记。后来他主政陕西时曾带着自己的长子杨拯民，专门到当年关押父亲杨怀福的监狱去怀旧。

1908年5月31日杨怀福被清政府绞杀于西安。杨虎城满怀悲愤，向会馆借了一辆独轮手推车，披星戴月一步步地将父亲的遗体推回甘北村。从此，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深深的埋下了反抗清王朝统治的种子。

杨怀福的尸首经过千辛万苦虽然搬回家了，由于没钱买棺木装殓，无法安葬。当时，正是农历五月，天气渐渐地热了起来，尸体也不好再停放下去。这时，真是又悲又急。村里的乡亲们都正忙着麦收的准备工作，但大家出于对弱儿寡母的同情和对官府的愤恨不满，纷纷放下手里的活计，出力出物鼎力相助，总算把杨怀福草草埋葬了。丧事办得简单但很有气氛，全村乡亲出动，情景感人。

通过这件事，使杨虎城深受感动与受到启发。他认识到，只有穷人才能理解穷人的苦楚和需要，在关键时刻只有穷人才能伸出帮助之手。“穷帮穷”应是乡里之间相互帮助的一个好办法。他把这个想法和体会讲给了要好的青年伙伴，众人都很认同。于是他就和平时关系紧密的七户伙伴，成立了一个互助的组织。约定当谁家的长辈去世、有人伤病或遇其它灾难，其余的人都要尽力帮助。有钱的出钱，有物的出物，有力的出力。共同帮助度过难关。该组织以尽孝为前提，以义气为根本，起名为“孝义会”。

这一年，陕西同盟会领袖井勿慕在蒲城县开展起革命活动，组织成立了“教育会”。该会组织学生讲演，宣传民主思想，遭到清政府蒲城知县李体仁的镇压。但陕西同盟会不为所吓倒，掀起了更大的行动，以反对知县李体仁，形成“蒲城学案”。清朝政府在强大的群众压力下，罢免了县官李体仁。

“蒲城学案”的结果鼓舞了当地群众的斗争热情。也给予怀有杀父之仇，正在寻找生存之路的杨虎城以很大的启迪。他从“蒲案”看到，只要大家团结起来，官府也是可以被斗败的。他认为“孝义会”不仅要帮助会员们解决生活中的一些困难，而且还应为解除压在农民头上的苛捐杂税，官府恶霸对农民的压迫欺凌而努力。他与会员们商议，今后若有会员遇官府、地主逼捐逼债的，大家就要一起出头，帮他共同应对—迫其交出捐单债据当众销毁，今后不得再行讨要。这样，“孝义会”就由生活互助演变为团结抗捐的组织了。

“孝义会”经过几次成功的抗捐抗债活动，激励了当地农民的反抗勇气。更多人都要求入会。到1909年8月“孝义会”已发展到有一百多人。这时，会员们认为“孝义”已不能反映他们的要求了，强烈要求“孝义会”丰富内容集会商议大事，改变其会的名称和组织。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