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瀚（爱国名将杨虎城嫡孙，现侨居加拿大温哥华，星星生活经特别授权刊载《杨虎城大传》）

（文接上期）

7、认识日本

1928年4月底，杨虎城偕夫人谢葆真、秘书米暂沉三人由上海乘东渡日本。先到神户，后转到东京，先住在东京近郊的大冈山，后移居于东中野。化名“呼尘”，其间除少数陕西籍留学生外，很少对外接触。

他去日本以前，曾说：“喊了多年打倒帝国主义，今日要到帝国主义国家去，借此机会，一定要好好地弄清帝国主义的内容，方不负此行。”到东京后，恰巧有一个陕西留日士官章严（陕西安康人）来见他。章严是他老朋友章春华的儿子，幼年去日本，在日本的三高上学，后由日本京都帝大毕业，然后又进士官学校九期炮科学习。

章在京都读书时期，曾参加过日本左翼学生活动及工人运动，现在又在士官学校学习，更了解不少日本军事情况，他还可以找到日本的各左翼秘密书刊。有些线索，对杨虎城了解日本帮助极大。他经常向章严提出若干政治或军事问题，请章严给他说明解释。也请章就某一问题找材料给他做系统的讲解。通过章严的帮助，他对日本的情况有了比较正确的了解。

杨虎城回国前，曾约章严在他毕业后到他的部队工作，以后章严回国参加了张云逸的红军，在战斗中牺牲了。

杨虎城住的大冈山距代代木练兵场不远，他每天清晨在代代木附近散步，观察日本军队训练情况。他不懂日语，但根据他多年的军事经验，大体能明白日军所训练的课目。遇有和中国军队动作不同的地方，他就请章严给他说明解释，以了解中日军队训练的优缺点。此外，他经常到处参观游览，观察日本劳动人民的生活，以求增加对日本社会的了解。

二十年代末期，日本发生金融危机，田中内阁上台后，一方面以特别贷款缓和金融恐慌，一方面采取“对华积极政策”，即在中国实行军事进攻。杨虎城在这里看到了垄断资本的日益扩张和广大劳动人民的贫困的两极分化；看到了日本军国主义者正在启动战争机器，企图用对外扩张解决这一无法解决的矛盾。

1928年5月日本出兵山东，制造 “济南惨案”；同年6月又制造“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企图借机霸占东北。将这些事件与日本国内的各种矛盾联系起来，杨虎城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对外侵略势将不可免，而其发动侵略的首要对象就是中国。从这他认识到中国革命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

杨虎城自幼深受生活的煎熬和阶级的压迫，思想上有强烈的平等观念。因此，到日本后他特别关注日本的民主问题。他发现日本的政治是由一少部分金融寡头，垄断资本家、政客和军人控制着，广大人民并无参与政治权利。当时军国主义者还没有完全控制国家机器，日本社会还维持着一定的民主状态。各种书籍包括马克思、列宁的著作都可出版发行；各种主义都可以宣传；各种政治组织还可以公开活动。对此，杨虎城非常感兴趣，他认为一切政治主张、思想理论、学术问题都应该允许存在，公开拿出来讲，让人民自己去选择，单凭压力和镇压手段是解决不了思想认识和信仰问题的。

通过日本与中国的比较，他认识到没有民主，只想建立专制，是中国动乱不安的重要原因之一。北洋军阀如此，蒋介石执政依然如此，其白色恐怖，思想禁锢比北洋军阀有过之而无不及。

1928年底，杨虎城回国，不久奉命率部到山东去剿土匪。在剿匪时与侵占我国山东的日本军队发生了争端。土匪刘桂堂部被他击溃退至胶济铁路以北时，受到侵占山东日军的庇护。当部队追击，行至胶济铁路线前时，忽有一个叫佐佐木的日本人和另一日本人来见杨虎城，称胶济路线周围二十华里内不准中国驻兵，阻止杨军追击刘桂堂。

杨虎城当即答复，本军剿匪系在中国领土上，外人无权干涉。佐佐木等见杨义正辞严，威吓不成，转而拉扯私人关系。说杨虎城参加靖国军时，他曾到过陕西富平等地，对杨将军忠勇爱国热忱，久怀钦仰，继又为刘桂堂说情。杨仍不为所动，佐佐木见威胁情商均不奏效，只好悻悻离去。杨虎城下令部队进驻高密，继续追剿残匪。

8、要求和支持抗日

杨虎城对一切抗日活动都给予积极的支持。对青年学生的抗日要求与活动，他都给予支持暗中保护。1931年12月，西安学生抗日救国会举行游行示威，有5000多人参加，先后到陕西省政府和第十七路总指挥部新城请愿。杨虎城带病到新城大操场向学生讲话：“今天听说各位举行爱国运动，精诚救国，我是十二分的同情，同时我的病也可以轻一点。至于请愿呈文亦经看过，所列各条，我均即转呈中央办理，毫无疑问。”

1932年3月日本在东北建立起傀儡政权“满洲国”。 杨虎城闻知于3月25日发出《声讨东北叛逆通电》。之后3月26日安徽省政府主席陈调元发表宥电，响应杨虎城之讨逆电。3月29日浙江省政府主席鲁涤平发表艳电，响应杨虎城的讨逆电。

1932年夏，日本侵略者穷凶极恶，再侵热河。8月4日杨虎城致电军事委员会，再次要求率部参加前方抗战，未获批准。

同年春，日本间谍小泉浩太伙同美国人艾克佛（译音）瑞典人多福寿到西北地区从事间谍活动。被杨部发现，从他们所带物品中搜出了私下绘制的新疆、青海、宁夏等地的地图和与少数民族勾结的信函及密码。

杨虎城非常痛恨帝国主义的这种侵略行径，他明知“涉外无小事”，但如将这三个外国人交给南京政府，惧怕洋人的蒋介石一定会不了了之。于是他决定将这三个外国间谍秘密处决后才上报南京。后来，果然引起了外交交涉，蒋介石也很重视，并以处理不好要撤杨虎城的职务来威胁。此事在杨虎城的巧妙应付下，最后不了了之。

1933年3月，日军占领热河，蒋介石亲到石家庄指挥。杨虎城主动到石家庄去见蒋，请缨抗战。蒋对杨的抗战要求反应十分冷淡。在听完杨的抗日要求后，对杨说：“现在抗日还用不着你的部队，你回去好好地训练部队，就好了。”蒋的这种态度给杨虎城的满腔抗日热情浇了一盆凉水。

“9.18”事变后，杨虎城就一直关注研究蒋介石的抗日态度与战略，希望蒋能领导全国军民抗日。1932年初，他派人到天津，找到与蒋介石关系很密切的大公报负责人张季鸾 ，从张那里了解蒋的真实态度。

张季鸾对来人说：“目前的政府是中国几十年来最强有力的政府，整个中国的军事力量统一于蒋先生；汪精卫是今天在中国政治上号召力最强的，蒋、汪合作的政府，不能再比这个更强了。东北问题，是几十年来中国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只是在今天爆发，譬如长期病人，早已病入膏肓，不可救药了，甚至早已死亡，只是“9.18”事变才发丧，因而使南京政府做了孤哀子。我们不应该归咎于今天的政府，这样的政府尚且应付不下来，更没有人可以应付了。希望虎城先生注意，不必多所主张！”

张季鸾的这番话道出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统治集团对日本侵占东北的基本立场与态度。在他们的利益划分上，东北早就不是他们的，日本人要拿，就拿去。正好还可以削弱张学良的力量，还利于国家统一呢。要究责任去找清政府吧。

杨虎城从张季鸾处摸到了蒋介石的底；又通过在石家庄面见蒋，直接感受到了蒋介石的抗战态度；更主要的是从“9.18”、 “1.28”、日本间谍案和镇压抗日学生运动的一系列事件中认识到，指望蒋介石主动抗日是没有希望的。而国家民族不抗日就会灭亡，他和他的团体也会灭亡。蒋介石如果坚持对内搞独裁，对外搞投降，只会被人民所抛弃。

蒋介石通过与杨虎城几年的磨合较量，特别是在抗日问题上，杨屡次犯上给他出难题，使他认识到杨虎城在政治上对他的威胁，需要认真对付。蒋介石在石家庄接见杨虎城后不到两个月，1933年5月1日就免了杨虎城的省主席。算是给杨一个明确的警告。杨虎城没有被蒋的警告所吓倒，反而更加认清了蒋介石的真实面目。下了“我们不能跟着蒋介石殉葬，只有他干他的，我们干我们的”的抗日决心，更加积极地进行抗日活动。

1933年5月，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等在张家口组织起察绥抗日同盟军，开展了收复失地的军事活动。在同盟军抗日期间，杨虎城首先在舆论上遥为声援，并通过他的老部下许权中，当时任抗日同盟军十八师师长，向同盟军提供了大批武器和其他援助，派去一批中下级军事干部充实许的实力。同盟军在蒋介石的破坏下失败后，他将许权中招回陕西，委以重任。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