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第一次到西安的蒋介石）
（1935年东北军入陕剿共杨虎城(左 一)到机场迎接张学良(左二)）

作者：杨瀚（爱国名将杨虎城嫡孙，现侨居加拿大温哥华，星星生活经特别授权刊载《杨虎城大传》）

（文接上期）

9．东北军入陕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与前来迎接的红十五军团会师。中共中央经过万里长征终于在陕西的北部找到了一块可以栖养发展的地盘。

为了完成“剿共”大业，1935年11月1日，蒋介石自己任总司令，张学良兼任副司令的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在西安正式成立。由此也开启了杨虎城、张学良合作共同推动抗日的新时期。

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在西安成立前后，东北军大批调入陕、甘两省。日本人占领了东三省后，东北军没有了后方基地，所以行军过程携带了大批妻儿老小。近20万的军队加上家属一下涌进了原本就很贫瘠的陕、甘两地，对当地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都造成很大冲击。

一段时间，东北军与十七路军的纠纷不断，发生在戏院、饭馆等公众场所的冲突经常不断。双方除动手互殴外有时甚至开枪。东北沦陷后，东北军上层官员将家属一般都安置平津等一些大城市甚至租界里，而下层军官只能带着千里迢迢逃难过来的家眷随部队流动。东北军强占民房与当地居民引起的纠纷也是很多。

蒋介石不但不帮助解决因为东北军调入引起的问题与矛盾，反认为张、杨两部不团结，相互牵制便于他操控。以他惯用的手法对张、杨分别当面进行暗示或直接挑拨离间外，还动员手下何成浚、张群等大员分别对张、杨进行挑拨。对张说，杨虎城是地头蛇，如何野心勃勃，阴险毒辣，不易合作等等；对杨则说，张学良如何腐败无能，贪生怕死，丢失东北等等。在陕西的军统、中统特务甚至还贴出了反对东北军的标语，企图扩大矛盾，制造混乱。

在张学良“易帜”归顺南京国民政府后，蒋利用张学良的年轻，获得了张对他的信赖和依赖。张将其父张作霖苦心经营几十年的东北大业和自己的政治前途完全交给了蒋介石。张曾对他人讲“父亲在靠父亲，父亲不在靠大哥（蒋介石）。”而这位大哥先将丢失东北的骂名让张扛，后又把长城抗战失败的责任让张负。

长城抗战失败后，在全国人民一片反蒋声浪中。蒋对张说，我们俩坐在一条破船上，现在船漏水了承载不了两个人了，是你先跳还是我跳？年轻的少帅勇敢地担起责任，跳下破船，引咎辞职，去了欧洲。在欧洲他所接触的都是社会的上层，被德国、意大利的崛起所迷惑，信奉法西斯主义，更加迷信蒋介石，认为在中国也应该搞法西斯主义；积极支持蒋的独裁统治和“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毅然把东北军带向“剿共”的前线。

东北军进入陕西后，在当时的西安，出现了以张学良为首的“剿匪总部”，和以杨虎城为首的“西安绥靖公署”，以及邵力子为主席的陕西省政府（邵并任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主任委员）三种势力并存的局面。但东北军的主力都部署在“剿共”的前线，驻西安的只是总部机关和少量警卫和直属部队。西安及周边都驻防着十七路军的部队，西安的军事控制权仍掌握在杨虎城手中。

东北军在鄂豫皖“剿共”时，当时由于红二十五军急于入陕，没有与其纠缠，故没有大的损失，到陕甘时自恃人多装备精良，不但看不起红军，也看不起十七路军。张学良自以为受过教育，见过大世面，兵多将广，跟蒋介石有着共同的阶级利益和非同一般的私人关系。对杨虎城根本看不起，私下常以“老粗”称之。

初到西安时，张在杨的面前是一付十足的长官架势。不是今天下个手令，就是明天打电话找杨去他的总部汇报，关系很不融洽。面对张学良的傲气，杨虎城动了一点心计。有一天，杨虎城集合起十七路军精锐部队，在西关大操场举行了一个欢迎张的大会。开会时杨还有意多带了一些卫士。

大会一开始，杨先致辞说：张副司令到西安已经好多天了，因为他军务很忙，所以直到今天，我们才开这个欢迎大会。现在我给大家把副司令的简历简单介绍一下。张副司令今天所带的军队，就是他父亲原来所统率的东北军，他的父亲就是张作霖，是东北的大胡子。这个军队过去是反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是我们多年革命的对象。

当杨讲到这里，张学良的表情十分惊慌。杨接着说：然而现在他们已经打起青天白日旗，和我们是一家人了。我们今后要绝对服从张副司令的命令，听从张副司令的指挥……。经过这次讲话，张当晚仅带了一两个警卫员，亲自到杨家，表示异常亲热，不再是过去那样傲慢的样子了。

10．团结张学良

在对待东北军与张学良问题上杨虎城是十分清醒的。他没有像蒋介石所设计和期待的那样，陷入与张学良和东北军争夺地方利益的纠纷中。而是以政治家的远见、爱国者的情怀来看待当时出现的矛盾与纠纷。

一天宪兵营长向他汇报，东北军强占民房与居民发生争执，宪兵营出面调解，东北军不服反而与宪兵营发生了冲突。杨虎城对这位营长说：“你们明白吧，这就叫亡国！我们对他们，应有同情心，不能以正常情况对待这样问题，也不应只听一面之词，或站在一面说话。要教育我们的官兵。以后处理这样问题时要特别注意！”

东北军大举进入陕、甘地区“剿共”后，杨虎城原来试图依靠自己力量在西北营造一片革命基地的计划已无可能。在日本侵略的日益逼迫下，他抗日救国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要求民主的决心却不断高涨。他认识到要实现抗日救国建立民主目的,当前必须解决与张学良和东北军的关系问题。于是他和高级幕僚深入仔细地分析研究了张学良和东北军的处境和今后的发展：

从表面上看, 张学良拥护蒋介石,对“剿共”表现的很积极，对抗日却缺乏主动性。但深入来看，“9.18”后张学良是背着“不抵抗将军”的骂名离开东北的。白山黑水的沦陷，使许多东北军眷属扶老携幼逃到陕西、甘肃一带寻找亲人。面对这些，广大东北军将士肝肠寸断、痛心疾首。东北军入关后，到处颠簸流离，力量逐渐削弱。

1935年，张学良到陕西时，职位由“陆海空军副总司令”降为“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代总司令”，地位日下。从其个性上来看，蒋将“9.18” 不抵抗的帽子长期让张一人独戴，张是不会甘心的。张、蒋之间蕴藏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在抗日问题上，两支部队官兵都有共同的要求；部队都处在被蒋介石排挤、削弱的地位上，两军有合作的前提与基础。两支部队团结起来推动抗日是可能的。

杨虎城在对张学良和东北军进行了一番分析后说：“患难的朋友好交！”但他也有疑虑的地方：论兵力，东北军比十七路军大数倍，如果东北军受了蒋介石的愚弄，与蒋在陕、甘的兵力一起，采取压迫的态度，那对十七路是极不利的。不过东北军初到陕、甘，根基不牢，人情不熟，而且受到红军压力；东北军既然奉命“剿共”，力量势必分散，不会立刻对十七路军下手。我们兵力虽比东北军小数倍，但我们是地方部队，久在陕西，在地方有许多潜在力量，陕西的团队，绝大部分我们掌握得住，东北军也会有顾虑的。

当前的出路，主要在联张上，只要在反蒋抗日这一点上彼此一致了，那么合作就可靠了，停止内战的办法也好想了，我们所顾忌的对十七路军的不利条件便减少了。杨说：“我专试探张的动向，尽量设法和张在政治上合作。”

之后，杨虎城就改变了对张学良敬而远之的态度。多次主动探访张学良，在交谈中有意表露出自己对打内战的厌烦，对不能参加抗日的苦恼…。开始张态度依旧，没有更多的表示。一次，杨去张宅，有意识地谈了国内的政治形势。杨回来后对秘书王菊人说：“很糟糕！张赞成法西斯，同我正相反。”

后来张与杨又一次谈到法西斯问题，张问杨：这个办法在中国行得通行不通？杨说：人家搞法西斯（指德、意、日），对外扩张领土；咱们搞法西斯（指蒋）对外（指日本）投降，他（指蒋）当小皇帝，我们当亡国奴，你看行的通吗？张听后一言未答，从此再也不提法西斯的问题了。

1935年9月，在东北军110师被红十五军团消灭前，杨虎城看到“西北剿总”的作战命令，认为张的安排不当，就好心去见张，劝他慎重，不要进攻，结果张根本听不进去。杨回来对人说：“他是不碰钉子不会回头的，还是少年气盛，等碰回来再说吧。”

从1935年9月到11下旬，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东北军经过三次战役被红军消灭了近三个整编师，其中两个师长阵亡，损伤惨重。当109师被歼，师长牛元峰阵亡的消息传来时，张学良和杨虎城都在南京参加国民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蒋介石对东北军“剿共”的损失不但不予补充，反而趁机撤销了两个被歼师的番号，对张申请为阵亡师长每人10万元的抚恤也置之不理。气的张大叫：“我张某人混得都不值10万块钱了！”此时，张才觉悟到蒋介石将他推到“剿共”第一线的用意，一时情绪沮丧到了极点。

11．互表衷肠

在张学良因剿共战斗中遭到重大损失，异常苦闷时。杨虎城没有因为张碰了钉子而幸灾乐祸，对张表示出极大的同情与关怀。他亲赴张的住处进行慰问表示同情，并再次劝说张不要再跟着蒋盲目走下去，应该走自己的抗日之路。这样接触多了，张学良才把心中的苦闷，对蒋介石的不满向杨叙说。

两人的关系拉近了，逐渐发展到政治上可以相互谈心。张对反蒋心存顾忌，开始讨论的问题只局限在如何实现抗日上。两人先是在共同抗日问题上达成了共识。1936年初，两人还一起去太原做阎锡山工作。

杨虎城很明白，要抗日不反蒋是根本行不通的。为了使张能认清蒋介石的卖国本质，1936年初的一天，杨与张的谈话中有意提到“9.18”的责任问题。张拿出了“9.18”事变时，蒋给他的电令给杨虎城看，张说：“不抵抗的责任，在于中央，而结果却嫁祸于我。”言时几乎留下眼泪。并历述他被迫离职出国，回国“剿匪”和东北军民颠沛流离的国难家仇等等痛苦。

通过这次谈话，杨虎城了解了张对蒋的真实态度。加快了与张合作推动抗日的步伐。尽管几十年后，张学良又否认了，蒋介石曾给他有过“不抵抗”的指示。但当时确给杨虎城出示了相关文件，博得了杨的同情。

杨虎城为加强同东北军上层的联络，1936年2月间，在西安绥靖公署成立交际处，由申伯纯任处长，主要是与东北军上层的联络工作。张学良则指派高崇民负责与十七路军上层的沟通。

一次，杨虎城听说东北军王以哲部的经费没有即时汇到，王很着急，就立即停发了自己部队的经费，拨给王部使用，解了王的燃眉之急。

西安绥靖公署（新城）院内原有一处废弃多年的网球场，当杨虎城听说张学良喜欢打网球，就派人将场地整理了出来，让他手下能打球的高层干部约请张来打球。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