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国军时期的杨虎城)

作者：杨瀚（爱国名将杨虎城嫡孙，现侨居加拿大温哥华，星星生活经特别授权刊载《杨虎城大传》）

（文接上期）当时在中共北方局从事地下工作的南汉宸与杨虎城一直保持着秘密的联系。当南汉宸得到《八.一》宣言后十分高兴，他意识到由于中共政策的改变，一个全民抗战的新局面将会开创。于是立即派申伯纯（1933年曾担任杨虎城驻北平的代表，）带着《八.一宣言》去见杨虎城。

杨虎城看到《八.一宣言》十分赞同，他在认真阅读了《八.一》宣言，并与张学良有了进一步接触后，在回西安的火车上对申伯纯说：“从田中奏折看来，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一步一步地灭亡中国的野心，现在已经显而易见。这次国民党开五全大会，虽然有人打了亲日头子汪精卫一枪，但我看那是内部的斗争，还看不出蒋介石有什么抗日的决心和准备。自从江西的红军到了陕北，西北的形势将起大的变化。据你前次所谈，共产党能够以抗日作前提，联合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人共同抗日，这就对了，这就合乎中国人民的迫切需要了。”

接着，他又提到东北军最近所受的损失和南京政府对张学良种种冷淡的情形，说：“我看张汉卿迟早也要另打主意的。现在帝国主义的步步进逼，全国人心震动，纷纷起来要求抗日，我看这个局面维持不了多久了。”

1935年11月间，毛泽东将中共陕西省委兼军委成员、红二十六军政委汪锋找到他的住处，布置了派汪锋去西安，代表红军与杨虎城联系、谈判，争取联合抗日的任务，并让汪锋带上他写给杨虎城的亲笔信。

大革命以来，杨虎城虽一直与共产党人合作不断，但却从未与中共中央发生过直接的关系。从杨虎城收到毛泽东的亲笔信后，经过一番曲折的联络，杨虎城与中共中央建立了正式的关系，建立起交通线。前线已无形停战，接着红军又派张文彬为代表，常住西安，张文彬被杨虎城委任为十七路军总指挥部政治处主任秘书。当时，因电台未建立，关于蒋介石重要的军事部署，便口头告诉中共代表。

为保持双方的往来，杨虎城密令设立了交通站，在西安的有三处：西安城内甜水井，以特务二团（阎揆要团）留守处名义，派副官原润泉负责，专为一般外来的或自苏区出去的共产党人设置的。宋文梅的特务营部和特务营营副谢晋生的家，是专为重要共产党人设置的秘密住所。这两个地方保护极为周密，与杨直接接触的共产党人都住在这里。为保密起见，这里住的人，不与其他一般共产党人往来。如张文彬即住在谢晋生家中。

在前线也有三处交通站：一为驻淳化之阎揆要团，由阎揆要负责；一为洛川、延安间的四十九旅和程鹏九团，由旅长王劲哉、团长程鹏九负责；一为宜川的四十二师武士敏旅，武去南京陆大受训后，此一交通线取消。

中共中央为了进一步加强对杨虎城部的联合工作，1936年2月将在共产国际工作的王炳南派到杨虎城的身边；5月在周恩来的指示下成立了以谢华为书记的中共西北特别支部，主要进行杨虎城身边人员和十七路军上层人事的统战工作。

到1936年8月间，在杨虎城的周围形成了一个由中共中央代表张文彬，中共北方局南汉宸、王世英，中央军委西北特别支部和王炳南的多层次多渠道联络系统。这些组织与活动对杨虎城坚定反蒋抗日决心，策动西安事变起了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15．山雨欲来（1）

为了剿灭红军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再次驾临西安，要亲自组织对红军的最后一战。按他的计划，以为两个星期最多一个月时间，便可剿灭红军。

蒋介石一到西安就密集地接见，除张学良、杨虎城以外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高级将领，要他们服从命令，继续“剿共”。在蒋介石的计划中（从来不论对内还是对日作战）是要将非嫡系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放在“剿共”的最前线，以达到消灭红军（即使消灭不了起码也消耗红军）；又通过红军进一步消弱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一石二鸟的目的。

而张、杨的这些下属，在蒋面前都表现的唯唯诺诺，口称服从命令，谁都不敢将自己心里真实的想法讲出来。这使蒋介石产生了错觉，认为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他还是能够控制、指挥的，只是张、杨有问题。于是对张、杨采取了进一步的高压政策，蒋要他们明确表态。一是服从“剿共”命令，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全部开往前线，向陕北的红军全面“进剿”，中央军在后面接应（实为督战和渔利）；二是，如张、杨不愿“剿共”，则将东北军调往福建，十七路军调往安徽，将陕甘两省让出给中央军“剿共”。

蒋介石的办法一提出，杨虎城就认识到与蒋已再没有妥协的余地了，他找张学良研究如何扣蒋的问题。

12月6日上午，蒋介石要前往西安南郊，沿途由东北军担任警戒。杨虎城就找张学良紧急研究，认为有机可乘。决定趁蒋由南郊返回临潼时在途中秘密扣蒋，然后送往西安新城大楼，再和他谈“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问题”。当时估计在中午时分行动，要求不得开枪，不准断绝交通，不许挖断公路。当蒋乘坐的汽车开来时，由守候在路旁的东北军，把事先准备的横木突然放到公路上，迫使蒋的坐车停下而采取行动。扣蒋后，由东北军迅速扣押在临潼的蒋介石随行人员。西安方面则由十七路军负责逮捕随蒋来西安的中央大员，控制飞机场，解除市内公安局、宪兵团、省党部等处的武装。

杨虎城亲自安排了行动部署，只等东北军捉蒋成功，便在西安动手。但一直到下午3点，仍不见捉蒋的消息，杨虎城就亲自去找张学良询问原因。张学良向杨解释，说是他上午突然接到南京一个电话说何应钦当天乘飞机要来西安见蒋介石。他准备等何来了连这个亲日头子一起捉，就临时改变了在南郊捉蒋的计划，使得第一次捉蒋的计划流产了。

从两广事变时的军事行动计划，到南郊捉蒋计划的两次流产，都说明了张学良还没有下与蒋彻底决裂的决心。

12月7日，张学良约杨虎城到他的官邸商量停止内战的办法。张说：我们再劝蒋一次，他再不听，‘先礼后兵’，那我们对得起他。”杨起先不赞成这个办法，张坚持这样做，杨只得答应，并约好次日上午张先去见蒋，杨后再去。

杨回到十七路军总部对身边人说：“蒋是个死不回头的顽固家伙，哪能劝得过来。张和蒋的交情虽然可以深说，但他和蒋走的路是相反的，蒋决不会听的。我虽然同意了张去对蒋劝说，但据我看，凭嘴说服蒋不打内战，去抗日，是不可能的事。他同蒋说翻了不好，万一叫蒋看出马脚，很快地走了，又该怎么办?当时张对我说：‘看不出蒋有提防我们的迹象，蒋很骄傲，他以为我们只会服从他，或许蒋认为我们既去劝说他，便不会有其他的举动。’我不好过于阻挡，便答应试一下再看。”

12月7日晚，杨虎城将当时负责城里防卫的十七路军警备二旅旅长孔从洲叫到新城绥靖公署。问孔，蒋系武装在西安的情况。他要孔搞清楚“他们是什么部队，什么番号，都驻在什么地方，哪条街、哪个巷子里的哪些院子。这些都必须搞得一清二楚，不能有半点含糊。”

之后他又打电话给孔从洲：“命令演习从11点钟开始!”他对孔坚决地说：“你们按中央军警宪特驻地配置兵力，他们有一个营，你就放一个营；他们一个团，你也放一个团。分区演习，占领位置。”他还反复交代，演习部队必须严格遵守四条纪律：第一，对东北军千万别发生误会；第二，严禁走火；第三，部队行动中，如遇中央军巡逻队问起来，你们就说是进行夜间训练，是例行演习；第四，要严格保密，不能走漏半点风声。”

杨虎城的这番安排，表明了他捉蒋的决心已下。必要时，将单独行动。

16．山雨欲来（2）

到了12月9日，西安的形势更加紧张。蒋介石决定要在陕西召开西北“剿共”会议，蒋的高级将领陈诚、蒋鼎文、卫立煌等已陆续抵达西安。同时传出许多关于中央军军事调动消息，旨在逼迫张、杨就范于蒋的“剿共”计划。

同日，蒋介石秘函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力子主席兄勋鉴：可密嘱驻陕《大公报》记者发表以下之消息：‘蒋鼎文、卫立煌先后皆到西安，闻蒋委员长已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亦来陕谒蒋，闻将以军政部次长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军各部队云。’但此消息不必交中央社及其他记者，西安各报亦不必发表。为要。中正，十二月九日。”

邵力子及时向《大公报》记者传递了蒋介石的密嘱，《大公报》在12月12日在要闻版刊出该报驻西安记者按蒋介石密嘱发给报社的专电，四行标题：《陈诚指绥东军事 蒋鼎文负责剿共 任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甘绥四省边区总指挥》。《大公报》用大号字“蒋鼎文负责剿共”做主题，点明了蒋介石密嘱的主旨。遗憾的是这条消息刊出已晚，此时蒋在西安已被扣。

蒋给邵力子的密嘱，是杨虎城的部下在逮捕邵力子时在邵的办公室中查抄到的。事前，张、杨对此并不知情。有人说这是西安事变的导火索”其实此事根本够不成 “导火索”，但可以说明，蒋也是要对张、杨下手了，只是张、杨快了一步。而西安事变的“导火索”在“两广事变”时就安装了，由于张学良的犹豫不决一直没有点火罢了。促成张最后下决心的人物一个是杨虎城。杨一方面不断地敦促张实现两人要实现抗日的约定，另一方面也开始了自己的部署，给张造成一定压力；但更主要的还是蒋介石本人。

1989年6月1日，张学良在台湾过89岁生日的晚宴中，张学良意外的说：“今天我忍不住，我对你们说，事情完全是临时逼出来的。就是12.9那天，我对学生说，我可以代表蒋委员长，考虑你们的要求，我也可以代表你们，把你们的请求转达给委员长，你们先请回去。当天晚上，我与委员长谈，他先骂我是两面人，怎么可以又代表他又代表学生？这我已不高兴了。但他接着说：这些学生来了我用机关枪打。这可把我气火了，我话都到嘴皮子，我想说：你机关枪不打日本人打学生？我气极了。这话我没说出来，蒋先生也看我 变了脸，我脸都气红了。”

事情的经过是，1936年12月9日西安市1万多学生为纪念12.9运动1周年，举行游行示威，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清晨当游行队伍在集合的过程中却遭到警察的阻挠，警察竟开枪打伤了东北竞存小学一名12岁的小学生，激起了学生更大愤怒，要求惩办公安局局长马志超。游行队队伍上午先到南院门向西北剿总请愿，张学良不在由交际科长代见。后到北院门省政府，省府主席邵力子在省府大门外对学生讲了话，但学生们对邵的讲话甚为不满。下午1时，游行队伍至新城绥靖公署，当时杨虎城也不在，由参谋长李兴中代为接见。

之后，游行队伍前往蒋介石行辕临潼请愿。蒋介石历来对内都是凶神恶煞的，但他本人从来都怕见学生游行。当他听说学生们要来临潼找他时，非常紧张，让他的侍从室主任钱大钧立刻电令军、警、宪各部门，只要学生到临潼就“格杀勿论”。蒋的宪兵二团已在临潼前架好了机枪，设置了路障。当时天已薄暮，学生们忍着饥渴，顶着寒风行进到了城东十里铺。

当张学良闻知宪兵二团即将执行蒋的命令大开杀戒时，就急忙乘车去追去临潼的学生。张在十里铺追上了请原的学生队伍。他对学生们说，不能再往前走了，再往前就要流血了。学生们说：为抗日，我们不怕流血，我们就有鲜血。说着痛哭流涕。

张学良当时被学生们的爱国热情所感动，他流着眼泪对学生们说：“我与你们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你们的要求也就是我的要求，也许我的要求比你们还急迫。你们现在回去吧！你们的要求，在一个星期之内，我一定用事实来答复你们！”学生们听到张学良这样肯定的答复，就没有继续去临潼回了西安。

17．一场虚惊

12月9日，一场大规模学生流血事件避免了，但捉蒋的行动却因误会，险些再次提前。9日晚，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易俗社陪同随蒋介石来西安的中央大员们看秦腔。看戏中间，杨虎城突然接到他机要秘书王菊人的电话，说有要事汇报，要他立即回新城绥靖公署，杨就中断看戏回到新城。原来是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傍晚，十七路军特务营营长宋文梅忽来西安绥靖公署报告：

说他到东城门楼去看东北军卫队第二营营长孙铭九，在城坡上碰见孙带“自来得”枪两支，说“去临潼”。还看见城下几辆卡车，满载全副武装士兵，准备出发，据他判断，孙是去捉蒋的。这个情况极为重大，可这时候，杨正在请蒋系高级将领在易俗社看戏。便将请杨回到十七路军总部，作了汇报。杨听了情况后（当晚，张学良因去劝阻学生，后又到临潼见蒋故去戏园较晚，杨接电话时还未到）也就相信张在当晚要有行动。马上决定配合东北军行动，按以前与张说好的十七路军的任务(在西安城内解除蒋系武装，占领特务机关，接收蒋系各机关并逮捕蒋系高级将领)作了部署。他为了不使蒋的人看出破绽，下了命令后，又去易俗社陪蒋系高级将领看戏了。

当夜的兵力部署是：陕西警备第二旅孔从洲部(共三个团)和炮兵团(归孔指挥)担任西安城内任务；特务营宋文梅部(四个连)作总预备队；卫士队两个连，包围易俗社担任逮捕蒋系高级将领的任务，并担任新城至易俗社的警戒；第十七师第五十一旅旅长赵寿山驻新城，担任临时指挥官。各部队于8时均开始出动，各街口均布双岗，只等蒋捕到后立即开始行动。

杨虎城在部署完后，又回到易俗社继续看戏（观察动态），这时看到张学良不但到了戏园而且边看戏边与陈诚、朱绍良等有说有笑，看不出有行动的迹象。等到10时左右，孙铭九方面仍没有消息送来，杨就从易俗社又回总部问情况，决定再请陕西几位士绅再点几段戏，以延长看戏的时间，等待临潼方面的消息。他仍回到易俗社陪客看戏去了。

过了11时，宋文梅去东城楼见了孙铭九后回来报告说：我去看孙铭九，他的警卫说，营长已睡了，我大吃一惊，推门进去，孙已睡着。我把他叫醒，问他去临潼为了什么事?孙说：张副司令怕学生晚上又去临潼请愿，遭蒋毒手，叫我去巡路，如果碰上有学生请愿，叫我劝回来，我才巡路回来，睡了。我看他若无其事的样子，很生气。来不及再说什么，赶回来报告。正好当夜下命令时是以夜间军事演习为掩护，在十七路总部指挥的人便不等向杨报告，即时决定，迅速命令出动的部队，立即停止军事演习，限拂晓前，完全归还建制，回原驻地。杨于深夜1时前回来，听过情况报告后，斥责办事人员把大事当儿戏。

12月9日晚发生的事情虽然是一场虚惊，但是很明确地传达了一个信息－－箭已上弦，不得不发。而且也使张学良感到了，不能再犹豫下去，否则十七路军有能力也有准备要单独行动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