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后一年多，我遇见了英达。在我的三次婚姻中，英达这一段总好像不可触碰。然而既要写我所经历的过往，与他共同走过的10年便无法回避。他比我大49天，我们27岁相爱，37岁分手，共同度过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段光阴，从浪漫无忧的青年走到心事重重的中年。

分手时我曾经试图出一本书纪念那段旅程，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如愿。今天，当我同意了出版社的约稿，便又将那些尘封近10年的手稿找了出来。

重温以后我惊讶无比：时间是一种多么可怕的东西！太多的往事，太多的心情，我已经忘得干干净净。假如当初没有记录下来，那段婚姻在记忆中将只余一个起点和一个终点。所以我庆幸我写过并留下了这些文字。

但面对这真实得让人有些“难以接受”的历史，我又犹豫了。无论初恋，还是第一次不为人知的婚姻，想来我已十分淡然。而与英达共同生活的这一段却因当时正沉浸其中，色彩显得格外浓烈。如今我们已朝着不同的方向走出太远，再没有任何重合的足迹，翻回旧的一页是否仍有必要？是否会打扰别人的生活？更何况，即使一起走过的日子，他的记忆和我的记忆又能完全一样吗？

我不知道我应该仅仅留下那些故事，淡然地叙述，筛去彼时心情，还是应该保留既然已经保留下来的一切。我不知道应该将它们留给自己看，让自己记住曾经走过那样一段路，那么温馨那么动感情，还是应该说给别人听，告诉别人现在我早已不疼了，不在乎了。

最后我决定尊重历史，将逝去的那一段复原。所以现在的有关英达的文字大部分仍是出自10年前的我之手。

当然，在我们各自度过了又一个10年后回头看，37岁还是太年轻，那时的心境极端而热烈，红太红，黑太黑。于是只有到了一切都已平静的今天再去回首那段往事，冷静地，客观地，泰然地，看到的才是它本来的面目――没有是非对错，没有其他可能，海可枯石可烂，抑或新人笑旧人哭，其实不过是一个“缘”字。

**每一次爱都是惊心动魄的

我和英达的相爱是在1987年，那年1月他母亲去世，他从美国回来奔丧。正好剧院要排一个新戏《纵火犯》，由林兆华导演，英达任副导演算作实习，也为将来能留在剧院做准备。我在里面演一个戏份很少的黑人小女仆。演出时我给自己梳了一脑袋小辫儿，满脸满手的黑油彩和一个大而厚的嘴唇，用尖而快的怯生生的声音讲话，可笑极了。那出戏演的场次不多，在我的艺术道路上没留下什么痕迹，但它却改变了我的生活。

建组的那天，在会议室讨论剧本，大家围坐在大桌子四周，我和英达挨着。我排戏从来不带水，因为我觉得无论坐下来谈什么都先倒上一杯茶那是老年人的习惯。英达的面前放着一个保温杯，满满的香喷喷的茶水。导演正在谈剧本构想，我渴得要命又不好讲话，就在纸上写了句：“我能喝你的水吗？我没病。”他笑了一下，在下面写：“当然能。但我有，AIDS（爱滋）。”

他就是这样一个机敏幽默的人，不认识他的人与他的第一次谈话都会很难忘。他的聪明，他的博学，他的狂放和不可一世，让喜欢他的人一见钟情，让讨厌他的人不能容忍。

“有什么了不起！”常常有人会这么说，“不就是英若诚的儿子嘛，不就是去过美国嘛。”

我们的关系有进展是在排戏后大概两星期。有一天早晨他进排练厅直接走近我，手握成一个拳头放在我的手上，松开是一个被他的手捂热了的煮鸡蛋。我笑着把鸡蛋磕开，连蛋清儿都还是水。

“你的手根本没把它焐熟！”我大笑起来。

然后是我请他在一个叫“白桦林”的小西餐厅吃饭。

然后是我接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满了：“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一定要娶你！我一定会娶你的！”

“咱们得好好谈谈。”我说。因为我发现问题有点儿严重。

“好啊！我有套单元房，在水碓子13号楼，你来吧！”他的表情特别真诚。

约好下午5点见面，差5分钟5点我就到了。刚上楼梯我就听见有人在鼓掌，爬上来看见他换上了干净的白衬衫。

“我妈说女孩子跟人约会应该迟到。可我在大街上耗了半天还是早了5分钟。真够露怯的！”我说。

他笑起来。我说什么他都笑，他好像特别爱听我说话。

我们相爱了，像两个18岁的少年。每天在剧院见面我们都大喘着气。中午休息时我们跑到新侨饭店吃饭，整顿饭他都在教我唱英文歌。我那会儿一句英文都不会，靠死记硬背我的发音居然还特别准。4年后我第一次去美国时给美国人唱过那些歌，有个美国人无论如何不相信我根本不明白歌词是什么意思，他简直不能想象我那时不会说英文。

我不是那种把爱情一点儿一点儿给出去的人，我不在乎也不考虑是否自己像个傻瓜，我完全缺少女孩子的疑虑和谨慎。一旦爱上了就全心全意。爱会使我的理智消失，智商为“零”。人们常说：“真正的爱只有一次”。我必须坦白地承认：我每一次爱都是“真正”的和“惊心动魄”的。

热恋时记得有一次我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英达在看报纸。电视里演的是“世界名模大赛”。每一个模特走出来我都惊呼一声，然后我说：“快看呀英达，太漂亮了！这些女人真是‘上帝的宠儿’！”英达漫不经心地抬了一下眼皮，嘟囔了一句：“比你还差得远啦！”

能想象我的智商吗？不撒谎，当时体重近130斤的我差一点儿就相信了他的话！

他还告诉我，我是他见过的最聪明的女孩儿。“大学里的那些女孩子可能会读书，但她们绝大多数都没你‘聪明’，‘聪明’不一定会读书，就像有文化不一定灵魂高贵一样，你经常会看到一个文化人有一个小市民的灵魂，而你是既聪明又灵魂高贵。”

这些话我听了心里可太舒服了！我深深地把它记了10年。

后来他回美国继续读他的学分去了。我几乎每天都能收到他的信。他还给我写了好多特棒的“情诗”。他说他写的诗老在“韵”上，他不会不押韵，而在“韵”上就不能算好诗。我自视为文学青年，同样以诗回赠给他，同样地每一句收尾都在“韵”上。

**嫁给英达

英达以最快的速度在美国读满了学分。1989年7月13日，我们终于在东城区街道办事处登记结婚了。

我真正走进了那个家，卷起衣袖开始做“家庭主妇”。我首先打开壁橱，将英达的母亲生前存放多年的“宝贝”都翻了出来：大捆的布匹、大叠的口罩，以及许多永远不会再用的，每一个经历过“困难时期”的母亲都会保留下来的生活用品。我把它们分送给邻居和亲戚。

8月底，我正准备接一部由滕文骥导演的电影《黄河谣》。我演女主角，英达当时还没有工作，就跟我一起去了西安，准备做那部戏的副导演。我们在西安为剧本的丰富出了一些主意。修改剧本的时候，我们回到了北京，就在那时我发现自己怀孕了。

“要这个孩子吗？”我问英达。

“要吧！”英达坚定地说，“反正早晚得要。”

“戏怎么办呢？挺好的机会，我应该再演几年。”

“也是，”英达说，“那就别要了。”

“为什么你不想要我们的孩子？”我盯着他，“为什么你想杀了它？”我开始无理取闹，开始有了做母亲的恐慌，开始撒娇和找理由哭。英达哄了我很久，我们决定生，并立刻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滕文骥。

我非常兴奋地准备做母亲。八九月份北京还很热，我穿上宽松的孕妇服，每天都在毫无顾忌地大吃。终于可以不担心发胖了。我以最快的速度在长肉，并且十分得意地每天下午在楼下晒太阳。

“丹丹怀孕啦？”楼里的邻居见我穿着孕妇服都在问。

“当然！”我自豪地回答。

“多久了？”人家看我挺着肚子。

“1个多月了！”我努力控制着幸福的表情。每一个听见我回答的人都放声大笑，因为此时孩子大约只有一颗黄豆那么大，而我的肚子已经不小了。

就这样，我在家里准备做母亲，英达在陕西拍《黄河谣》继续做他的副导演。戏还没有拍完，英达就回来了，说滕导让他先回来写下一个戏的剧本。英达果真在写了，而且非常认真，然后很快发现人家只是找了个借口把他撤了。从来没人要用他写的东西。

我想他第一次进摄制组，一定工作特别“认真”，一定显得特别“聪明”，一定给不少人提了不少意见，一定有滕导老班底的人问：“哪儿来个不知深浅的，跑这儿来指手划脚。他不走，我们走！”一定是滕导没招了，怕戏拍不下去，就想了个不伤英达自尊心的办法，把他先发配回来了。尽管情理上是这样，我还是像一个孩子被人欺负了的母亲一样被激怒了。我对后来到我家来给英达送稿费的制片主任说：“请你转告滕文骥，宋丹丹说他是个虚伪的小人……”

我不知道那个制片主任是怎样转告滕导的，没过多久我们收到了一封滕文骥的来信，字迹很工整，两页纸，印象最深的一句是“君子分手不带脏字儿”。

那时候英达刚从美国回来不久。从中学、大学到出去留学他都没有走出过校门，没有接触过社会。他常常会喋喋不休地显示他的记忆力和他那些“无用的知识”。如果一群人在谈论一个观点，他一定会找出一个人来争论。我永远为他捏把汗，因为最终他的观点常常是正确的，而对方会很下不来台。如果一大桌人围坐在一起吃饭，我常常会踩他的脚或掐他的腿。

“你为什么不能闭上嘴呢？”回家的路上我总在抱怨，“为什么你就不允许别人‘聪明’一次？”

“我不行！”他说，“我不能眼看着那个人企图踩着梯子和我一边高。”

当我深知自己不可能去改变他的时候，我就改变了策略：“英达没有社会经验，他不大会为人处世，但他人特别好。”我常常会告诉第一次见他的人。

不过几年以后，他经历了许多事，自然成熟了许多。他在离婚前还经常对我说：“我成熟了吧？现在你不替我捏把汗了吧？”

1990年3月20日上午，我被推进了手术室，剖腹产下7斤1两重的儿子。那时候我以为孩子得有个八九斤重，因为我的体重已经180多斤，我胖得谁见了都哈哈大笑。当医生把孩子剖出来，我听见儿子的哭声的时候，我想我的肚子还开着大口子。我用虚弱的声音，忍着疼痛让医生帮我数数孩子的脚趾够不够10个。生一个健全的和别的孩子一样的小人儿是那么不可思议！听我妈说在手术室门口当英达听说果真是儿子的时候，他用拳头重重地砸了一下墙。

**聪明绝顶的“觉皇”

孩子七八个月大的时候，我们搬进了一个四合院，院子里有一棵很大的枣树和一座两层小楼。我从未想过不要孩子和生孩子可能会影响我的工作。在怀他6个月的时候，我演了小品《超生游击队》，一下子大红起来。生下孩子34天，我开始四处奔波忙于演出挣钱，五六天回来一次，每一次孩子都大一圈儿。我把挣来的钱用来装修我们的新家。看着我那样辛苦忙碌，英达曾对我说：“丹丹，我今天花你1分，将来还你1万。”

话虽是这样讲的，但他却依旧整天在家里睡觉，自称“觉（教）皇”。每天睡到中午12点起来吃午饭，吃完午饭说：“天那！太困了，我必须去睡一会儿了！”

眼看着他一天天胖起来，我十分严肃而气愤地跟他谈了一次话：“我不在乎你是否成名，也不在乎你是否挣钱，但你现在已经做了父亲，你得做事，人不能不工作、不劳动，人不能一天到晚什么都不干！”他画画儿很好，写东西也不错，我开始逼他写东西。“你小时候都发表过小说，为什么不能接着写呢？”

我的话很严厉，他说我像他去世了的妈。然后他下决心写东西。“我必须白天先睡一天，然后我写一夜！”

我们的卧室在小楼的二层。早早我就上楼睡了，看见白天睡了一整天的他走进楼下对面的小书房去“创作”。夜里3点，我醒来趴在窗前，看到他书房的灯还亮着，我欣慰极了，我从认识他的第一天就坚定地认为他聪明绝顶，必成大器。

早上8点，我轻轻地走进他的小屋。一进去我就惊呆了！床、桌子和书架都挪了位置，窗明几净。他鼾声如雷。台灯前整整齐齐摆着稿纸，一个字都没有。

我把他摇醒，问他的“小说”放哪儿了。“丹丹，”他诚恳地说，“以后你看哪屋脏就让我在哪屋写东西，我保证把它收拾得干干净净，因为干什么都比写东西强！”

我不能再逼他了，我怕他的压力太大了。他那么聪明，那么可爱，那么懒。我想也许他不适合当作家。

一天，我的朋友王领来我家玩。那时候她的儿子秋秋刚从电影学院毕业，还不知会分配到什么地方，他急着想工作。

“他太急于去挣钱！”王领说。

“把他叫来，”英达故作严肃地，“我得好好给他上上课！这哪儿成啊，怎么这么不懂事！得好好批评批评他！如果他态度虚心，我就给他传授经验：教他怎么能娶到摇钱树。自己挣多累呀！”

直到后来他已经套上了工作的“大马车”以后，还总在家里拄着一根同事送给他父亲的拐棍，“我什么时候才能到‘晚年’呀？急死我了！”他常常这样叫唤。

我从来没有对他真生气，因为他让我气不起来。

大概就在那个时候，《爱你没商量》的导演来请我演女主角周华。我非常喜欢那个剧本。故事发生在一个剧院里，我演的是一个话剧演员，历经坎坷，最终走出了自己。那个故事很动人，我特别懂那个角色，因为我就是话剧演员。

虽然我小心翼翼地怕失去这次机会，但我还是对导演说：“你让我演周华我特别乐意。但英达必须演方波。”我没说不让英达演方波我就不去演周华，我还没那么自以为了不起。但我的确非常诚恳地要求导演考虑方波让英达来演。方波在戏开始时是周华的男友。我用许多强有力的证据证明了这个角色非英达莫属。导演当时犹豫着说等过两天再给回话，因为他们实在没有思想准备。于是，过了几天，我和英达一起兴高采烈地走进了《爱》剧组。

客观地说，英达的“方波”演得很精彩，他把知识分子的小聪明、小算计，浪漫而又现实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他那时已经演过了《围城》里的赵辛楣，有了一定的表演经验，再加上他天生松弛并有很高的悟性。我是那么以他为荣。

拍完《爱你没商量》，我就到美国度假去了，《爱》剧在国内的反映与我们的预计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许多报刊杂志批评、嘲笑这个戏。当然，批评最多的是我的表演。

“幸亏你不在国内，”英达打长途告诉我，“不然我真担心你受不了。”他因为报刊对我的“不公正”评价气愤至极，他为我四处喊冤，夸奖我并为我的“才能”平反。

其实对于观众和记者的批评我并没有感到承受不住。我早就知道演员的艺术道路不可能永远只是鲜花和掌声。我比英达想象的要坚强得多。

我在美国度假期间英达和王朔一起见了《我爱我家》的投资商。从我认识英达的那一天起，就知道他一直想拍一种在美国已流行多年的“情景喜剧”，他梦想做导演，导自己的戏。

他打国际长途告诉我这事有进展，我没当回事，我对他所做的一切都表示怀疑，因为他懒。然后他告诉我他和英壮、梁左一起到西山远离“尘嚣”创作去了，当我从美国回来一进家门，他就拿出了几集《我爱我家》的剧本。他不让我自己看，非要念给我听。大概他怕我看不出来那些“包袱”，而念出来会比较逗。

《我爱我家》圆了英达的导演梦，并且一炮打响。他人缘好，对工作人员及演员都很尊重，大家都喜欢他。他干上了一个最适合自己的职业，他的“杂学”派上了用场，自此他不可能再懒下去了。投资商投了钱，摄制组一建起来，每一天的花销都很大，摄制组要以最快的速度运转，否则资金就不够了。

英达异常勤奋起来。有一天早上7点，我睡眼中发现他在擦地！

“我睡不着。”他告诉我，“压力太大了。”

他摘掉了戴在他头上多年的“觉皇”的帽子。

（节选自《幸福深处》作者：宋丹丹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