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后，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官兵在西安革命公园召开大会，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开放群众爱国运动、召开救国会议等八项要求。）

（西安事变后，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举行多次谈判。图为1937年4月初，周恩来在西安谈判后回到延安。左起：秦邦宪 、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伯渠、萧劲光。）

作者：杨瀚（爱国名将杨虎城嫡孙，现侨居加拿大温哥华，星星生活经特别授权刊载《杨虎城大传》）

（文接上期）杨虎城对李志刚说：自从张汉卿送蒋走了以后，已经半个多月了，在这期间，一切发展都出乎我们的意料。张汉卿原说三天至五天可以回来的，现在不但直到今天没有回来，而且遥遥无期。

张汉卿不回来，我们的事情很难办。首先是团结问题，东北军内部本来就不够团结，他们与我们之间也不是没有问题。张汉卿不回来，整个团结成问题，我个人实在撑持不了这个局面。

你这次到南京，第一个问题就是向蒋要求务必让张早日回来，以便进行一切善后工作。不过我以上所讲的那些情形，是不能对外讲的，对外讲就是坚决要求张回来，扣张是毫无道理的，讲得愈简单愈有力愈好。第二个问题是要质问蒋：顾祝同统率几十万中央军向潼关以西分路拥进，这是要干什么？是不是还要打内战？谈到这个问题时，态度要强硬一些。

可以明白告诉他们，因为蒋不履行诺言，扣留张汉卿不让回来，西安方面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都群情愤激，团结一致，要同中央拼命。特别是红军也坚决表示与东北军、十七路军采取一致行动。

当然，蒋如果真能实行他的诺言，我们一定听他的命令，到那时无论军队怎样调动都可以。现在蒋对自己的诺言既毫无表示，又扣留张汉卿不放，在这种情形下，派几个师开向西安来，我是坚决反对的。

第三个问题是要设法看一看蒋和南京方面在政策上有无转变，是否有准备抗日和结束内战的迹象。这一点最关重要。假如经过西安事变，蒋能够把过去先安内然后攘外的错误政策改正过来，那么我们个人就是牺牲了也值得，如果蒋的错误政策仍然继续坚持不改，那么我们的一切就都算白干了。

李志刚和鲍文樾16日抵南京，17日由南京飞杭州，转乘汽车去奉化。他们一到，蒋立即接见。见面时，蒋因西安事变时腰部受伤，穿着一个钢架背心，正躺在床上接受医生的治疗。

李、鲍向蒋转达了东北军、十七路军全体将士希望张学良能早日回西安的强烈要求。蒋说：“我的腰痛，不是我个人的问题，而是国家的问题，是纪律的问题。张汉卿来京以后，承认自己的错误，承认自己读书少，修养差。他现在再三表示要跟着我学修养，跟着我读书。他自己不愿意回去，你们也不要强迫他回去。”

谈到派中央军大举向西安进军的问题时，蒋强调西安方面在军事上必须服从他的命令，必须在南京提出的甲、乙两案中择一执行。否则他是不能容忍的，蒋说到这里声色俱厉。

当天下午，蒋介石单独召见了李志刚。蒋问李：“你可以讲一讲，他们究竟打算怎样办？”当李按照杨虎城的交代讲道：“自从委员长回来以后，对于所答应的问题还没有能够实现，又把张先生留住不让回去，并且大量中央军又开进潼关，西安方面群情愤激，东北军、十七路军双方团结一致，张先生若不能回去，他们要打仗。”

蒋听到这里，就由床上翻起身来说：“他们要打仗，要打就打，我还怕他们？我早就准备好了，要打的话，我在几天内就可以消灭他们。”李说：“现在陕北和甘宁边区的红军也正向关中开进，打起仗来，恐怕不好。”

蒋听了这话，并不正面答复，却转缓语气说：“我并不要打仗，你要告诉虎城，虎城与十七路军是有革命历史的，不能与东北军相提并论。今后东北军即归虎城指挥，陕西省主席即由虎城的部下充任。你回去告诉虎城，只要听我的命令，我答应的话都可以实现。我要亲自写一封信给虎城。”

31． 战与和

杨虎城在张学良离开时被张临时授权指挥东北军，始终视张为自己的上司，对张传来的意见，都认真研究尽量执行。自李志刚从奉化带回张学良给他的亲笔和听到张让他“多容忍”的话后，便认真开始与顾祝同在潼关的谈判，力图为西安方面多争取到一些有利的条件。但这时他被东北军的两派夹在了中间，左右为难。

潼关谈判12月24日开始，谈判中南京方面对西安方面要求做出了一些让步，但不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分歧点，是如何对待张学良的问题。西安方面坚持要先恢复张的自由。但蒋介石得知后很快否定了关于张学良一条，强调恢复张学良公权，须国府委员会决定，西北问题未解决之前，事实上不能为之呈请。“彼方如相信我，即应完全相信，如不能相信，则不必再谈”。

面对这种情况，东北军中没有人敢出面承担放弃为张学良争取自由的责任。上层的将领变得犹豫畏缩，王以哲、鲍文樾称病不出，何柱国虽有意谈判，却无法作主。以少壮派为代表的中下级军官则坚决反对，非要南京方面对张学良问题作出明确担保。

东北军的分歧，也影响到杨虎城，谈判陷入了僵局。蒋介石闻知上述情况后，十分恼火，他还是采用两手策略：一手运用军事的优势，下令至次日（27正午东北军再不接受条件开始撤退就宣告和平破裂，立即开始轰炸东北军前线阵地和前方司令部。

顾祝同即据此通过电话正式通知西安方面：次日晨必须接受南京条件，否则即告破裂。另一手是将情况告知张学良，由张向西安方面施压。

张学良得知这一情况后，十分焦灼。27日一早，在蒋的同意下，张用南京方面的电台紧急致电东北军军、师长，肯切要求部属“立命部队于今日正午以前开始移动，勿再固执误事为要”。电报中还直言不讳地埋怨其下属“固执误事”。称：“若今日再不接受，而仍以良之问题为先决条件，则爱我即以害我，不但害我，且害我团体，害我国家矣”。

压归压，蒋介石态度也有松动。他致电顾祝同，要其转告东北军将领说：“关于汉卿出处问题，一俟移防完毕后，可保证，必为其负责请求，使汉卿出而效力国家。至于复权，更不成问题。但在此时万勿提出事实上不可能之问题，以延误大局也”。

西安方面接到张学良的电报，又从谈判代表米舂霖处了解到蒋对张问题处理的解释意见后，又经过几个小时的反复讨论，东北军高层将领和杨虎城终于决定接受南京条件，只是要求撤退时间以七天为限。对于这个结果，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方面也是完全赞同的。

1月27日，西安方准备与南京最后达成谈判协议。对于三方上层的妥协，以应德田、孙铭九等为首的一批人士（东北军少壮派军官居多，十七路军中层军官也有一些参与）反对向南京妥协，要求推翻潼关谈判达成的协议。

1月底的一天晚上，东北军一批团、师级军官约五六十人，来到杨虎城的住所。他们情绪激奋地对杨说：“张副司令临走时，手令东北军听从杨主任指挥，现在中央不讲信义，扣留了副司令，我们的头头们无动于衷，置之不问。我们大家签了名，请杨主任指挥我们作战，我们只要求中央放张副司令回来，别无其他目的。副司令回来之后，命令我们缴枪我们也甘心情愿。”

他们一边说，一边哭，最后形成全体一致的放声大哭。这种激昂悲愤的场面，使杨和在场的十七路军干部也流下了同情的眼泪。

事后杨曾向人谈过他的苦衷。他说：“事变不是我们一家干的，我们不能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必须考虑到东北军和红军的意见。红军方面还好办，有周先生在这里，随时可以商量解决。问题是东北军，上下既不一致，上层也各有各的打算。他们对周先生当面不肯多表示意见，但对我的说法，往往和对周的表示有所不同，这是我和周先生谈话中发现的。”

“今天张先生走了，东北军这个队伍谁也抓不起来。于学忠名义上是个头头，那也是名义而已。我这个代张行使职权的人，更无能为力。但是就军事力量来说，他们又是最大的一方，决不能不考虑他们的意见，究竟怎样考虑呢，那又很难说。我对张先生跟蒋走很不理解，现在他被扣了，我对他非常同情。”

“我们两个人共同搞了这么一件大事，现在要我一个人来挑这个担子，力不从心啊！在东北军干部营救张先生的活动中我怎么能漠然置之呢？！我和他们一样流了泪。但我又不能撇开上层直接对中下层有所表示，我的这种心情，曾和周先生谈过，他不仅表示理解和同情，而且主动替我出主意和解除困难，我很佩服他，也很感激他，目前只有加强同中共代表团的合作，来挽救整个局势，我们对友军要忍让，一定要顾全大局。”

以战逼和、以战释张、以战促进三位一体的团结是为西安方面争取最大政治成功的正确选择。所以开始中共中央是坚决支持这一策略的。另外从对手蒋介石南京方面看，也是反之而使用这一策略。

正如毛泽东后来讲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西安方面一武装游行，红军开赴前线，蒋就派人来要谈判；西安方面进行军事部署，蒋就不敢下总进攻令；西安方面坚持自己的要求，蒋就不得不几次修改谈判条件。

在杨虎城的思想上，一直是想运用这一策略，以三位一体（当时有20多万兵力和陕、甘两省群众支持）为基础，以不惧战为前提，迫使蒋介石让步。杨虎城一度希望，既不撤兵，也不主动挑战，利用对峙的局面（时间），由各地方实力派出面进行武力调停，对此韩复 、刘湘等人都有过积极表示。同时使蒋感觉到，如果不放张，他将无法收拾西北的局面。

但是随着张学良立场的变化，不断地对西安进行干预，促使东北军意见分歧；中共方面又按照共产国际指示调整了策略，迫使杨虎城不得不向南京妥协。这时候他处于极度矛盾之中。

32．左右为难

东北军少壮派的骚动也影响到杨虎城。1月28日凌晨3时，杨虎城将南汉宸从睡梦中唤起，郑重地对他说：

我今天有要紧的事同你谈。我们两人是十几年的朋友关系，这种朋友关系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纯朋友关系，一部分是政治关系。在政治关系方面，十几年我是对得起你的。1928年在皖北的时候，你们要暴动，蒋介石有派韩振声到皖北要我逮捕你，我不肯。我当时宁愿离开我的部队，去了日本，我不愿同你们决裂。1930年入关以后，我用你当秘书长。1932年冬，黄杰兵压潼关，蒋介石命令逮捕你，我不惜冒着引起战争的危险，将你放走，从此，我与蒋介石的关系一直搞不好。因此，在政治上我是对得起你的。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