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电影剧照组图：1、《地道战》；2、《地雷战》；3、《南征北战》；4、朝鲜电影《摘苹果的时候》；5、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

（星星生活/作者：李竹）可以说每个人都有一段自己的“文化往事”，曾经的一本书、一首歌或一部影片都会勾起斑驳的记忆。然而对于35岁以上的大陆人来说，“文革老电影”是一种集体的回忆，对于出生成长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来说，电影是童年的启蒙，是认识外界的窗口，虽然事过境迁，记忆已经泛黄，但透过划痕交错的底片，回放那模糊闪动的黑白影像，会品味出浓淡相宜的苦乐情怀。

我至今对电影的爱好，可能就是源于少年时代电影的影响。记得那时最快乐的事情就是去看电影，痴迷于银幕所展现的纵横古今、奸寇忠良、人间冷暖、爱憎情仇。

那时看电影是很多人唯一的文化生活和娱乐方式，不但上映的新片使人们趋之若鹜，即使烂熟的老片同样让人津津乐道，许多电影台词也融汇于人们的日常生活语言中。比如，赞叹某人某事，会说“高！实在是高！”（《地道战》）做事情要有的放矢，便说“不见鬼子不挂弦！”（《地雷战》）求人帮忙，就会说一句“看在党国的份上，拉兄弟一把！”（《南征北战》）安慰别人渡过难关，会说“面包会有的！”（《列宁在1918》）

上小学时，南开电影院是我最熟悉也是看电影最多的地方，“老三战”（《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八个样板戏、《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以及《奇袭》、《青松岭》，还有美术片《放学以后》、《小螺号》、《半夜鸡叫》等，在那里不知看了多少遍。那时候一张学生票是五分钱，可以说南开影院是我的“电影摇篮”。

曾记得朝鲜电影《摘苹果的时候》刚上映时，我特别想看，新片没有学生场，找家里要了三角钱（在当时是很大一笔资金了）在南开影院外等余票。等了一场又一场，热门新片哪里有什么多余的票？望着人们兴高彩烈地走进影院，又看着他们心满意足地走出来，真是羡慕不已。最后终于有个人走近我，掏出一张票要卖我，但周围有几个大孩子蜂拥而上，抢先得到，我当时不过十一、二岁，惹不起他们。后来天都黑了，我只有失望地回家，心情沉重而懊丧。

还有一次，新上映一部朝鲜宽银幕影片，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所谓宽银幕电影，父亲托人搞到票，在我下午放学后带我去全市唯一的一家宽银幕影院。放学后正赶上召开班会，作为学生干部我不能缺席，也许是同学们嫉妒我要去看新电影，故意没完没了地拖，我很着急，要告假离开，马上有人反对，还上纲上线：“是个人的事重要，还是组织的事重要？是个人服从组织，还是组织服从个人？”最后时间临近了，我愤而跑走，像逃出牢笼一样舒畅。

那部朝鲜电影的名字现在都记不清了，是描写革命人士被捕后不屈不挠，有个情节是敌人为了让革命者说出机密，强行灌迷魂药，革命者为避免泄密，自己咬断了舌头，还把断舌咽下去。这个情节曾让我困惑很久，人能自己咬断舌头？我轻轻咬自己的舌头，稍用一点劲就受不了，怎么可能咬断呢？现在看电影的这个情节多半是杜撰出来的。

往事中还缺不了看“蹭电影”。我们是一家大厂的子弟，厂内礼堂一演电影，我们宿舍区的孩子们就特别兴奋，想方设法混进去。办法很多，包括让大人带进去，翻墙头，在大门口软磨硬泡，实在不行就是集体向厂里冲，这一招最刺激，十几个小孩撒腿向厂里跑，一两个门卫根本没办法。

去厂礼堂每看一次电影都不亚于一场战斗，要经过摸清情况、研究对策和最后实施等步骤，经常是一计不成再生一计，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每当我们费九牛二虎之力，最后进入礼堂时，电影都早已开演了，黑乎乎的礼堂里热烘烘的全是人，我们爬上高高的窗台，窄窄窗台挤上三、四人，再恶劣的环境，能看上电影也是满足的。

还有一次，大院的孩子们得到讯息，说另外一家姊妹厂的宿舍区当晚放映露天电影，是一部“毒草批判片”。要知道，当年说“批判电影”，就像后来说这部电影“少儿不宜”一般具有诱惑力，越是“毒草”越想看。

我们提早做好准备，带上干粮，步行将近两个小时，到达现场已经人山人海了，小小的银幕挂在大院中间，银幕的前后两侧都坐满了男女老少，周围宿舍楼的窗子全是探出的脑袋。影片开始了，原来是湖南湘剧戏曲片，叫《园丁之歌》，几乎所有人都听不懂对白和唱段，既枯燥又乏味，也看不出有什么值得批判的地方。即使这样，也少有人离开，因为是不花钱看了电影。

“文革”期间放映的电影很有限，就那么几部翻来覆去地演，很多情节都会背，小伙伴们的游戏内容之一就是“演电影”，有人装英雄人物，受排挤者只有屈居扮坏蛋。

那时进口电影均来自社会主义国家，主要是朝鲜电影，从电影里看朝鲜人如同生活在天堂，衣着光鲜、居住宽敞、足吃足喝的。

另外还有阿尔巴尼亚电影也很好看，《海岸风雷》中“你到了这种地步了！”也是经典台词，画面是地上有一张钞票，一个人刚要俯身捡，一只脚踏在上面，片中两个人物分别叫“赛力姆”和“布鲁嘎”，成了当年孩子们口头叫响的“外语”。

阿尔巴尼亚的《第八个是铜像》是一部战争片，因为片名好记，所以印象特别深。阿尔巴尼亚还有一部现代片叫《勇敢的人们》，描写一个笨拙胆小的胖男孩，在老师同学的鼓励下战胜自我的故事，片中有一句台词是体育老师和众同学让男孩勇敢地跨越木马，大声喊：“伊利尔，跳！”这也曾经是一句流行语，用于鼓励某人做某事。

除此之外，越南和柬埔寨的电影也看过不少，黑白片效果极差，只有越南影片《阿福》中的“天灵开，地灵开”跳大神的场景印象较深。

七十年代新闻纪录片和科教片很多，成为电影市场的重要补充，纪录片看的最多的就是《新闻简报》和“西哈努克访问”系列，再有就是“周总理出国访问”片。也许我从小就“崇洋媚外”，特别着迷异域风光，《周恩来访问巴基斯坦》开片就是港口城市卡拉奇霓虹闪烁的夜景，配上节奏强烈的现代音乐，简直太“洋”了！

科教片有《对虾》（那时好吃的全出口给洋人吃了）、《水稻种植技术》（小孩哪里懂）、《防止血吸虫病》，还有《断肢再植》（非常血腥，记得我母亲带我看的电影，电影散场她坐在影院门外起不来了，心脏病犯了）。

七六年粉碎“四人帮”以后，大批文革前的被禁电影复映，这是我记忆里可以疯狂看电影的时光，家长和上班的哥姐的单位工会经常发电影票，尤其是春节前后电影票特别集中。经常要“赶场”，看完这场看下场。我也是中学生了，不再局限只在家附近看电影了，单独一个人骑单车为看电影，去多远也在所不惜。进口片也有了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的电影，《爆炸》、《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桥》，不知看了多少遍。

我记得“文革”后第一部进口的美国片是说机器人的《未来世界》，我看这部电影是在大年初一，而且是通宵电影，四、五部电影一夜演完，当时风雪交加，我骑车顶风冒雪去很远的北站外北宁电影院，大约晚上11点的电影开演，到第二天大清早才疲惫地回家，这种为看电影能舍弃一切的精神，以后可能再也没有了。

要说我看过的最长一部影片还是苏联电影《解放》，那是在上大学期间，为配合二战史课程所看的教学片，整整八个小时，带着饭去的，电影后半部分几乎所有人都睡着了。同时期还看了许多日、英、美的二战题材电影，如《虎虎虎》、《山本五十六》、《中途岛之战》、《沙漠坦克战》等，每部都在三个小时以上，外系的同学对我们利用上课时间集体去看电影，羡慕不已。我们看多了也就成了负担，就像为配合考古课程参观了无数的博物馆、发掘现场，形成一种“兴趣疲劳”。

零三年回国时，朋友突发其想，送我一堆“文革老电影”光盘，说能勾起我无数美好回忆，有《小兵张嘎》、《看不见的战线》、《金姬银姬的命运》、《地道战》、《地雷战》等，带回加拿大，一次也没碰过。太多好电影都没时间看，谁还愿意重拾那些“古董”。我也悟出一个道理，“老电影”就像过去的一个恋人，回忆或许是美好的，再现就未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