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送蒋走时给杨虎城的手令；西安事变后西安群众在机场欢送杨虎城。）

作者：杨瀚（爱国名将杨虎城嫡孙，现侨居加拿大温哥华，星星生活经特别授权刊载《杨虎城大传》）

（文接上期）你这次来西安，我当然不反对你站在你们党的立场，但是我希望你也要替我打算打算。你刚一来到我就对你说，和平解决就是牺牲我，张汉卿主张和平解决并亲自送蒋回南京，结果如何，现在我差不多可以看出来了，回来希望不大，张的牺牲是差不多了。共产党主张和平，可以同国民党、蒋介石分庭抗礼，他们是平等的。我是蒋的部下，蒋的为人是睚眦必报的，和平解决以后，叫我怎么对付蒋！

所以和平的前途就是牺牲我。这种情形你为什么不替我想一想？你只一味地站在你们党的方面说话。我现在不能看着自己就这样完了。我们现在的政治关系是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但是我仍愿与你保持纯朋友关系。

现在的局势发展很险恶，不知道会演变出什么事来，我现在把你送到我老太太家里去（三原东里堡），你在那里是安全的，你今后不要再过问西安的事情。

南汉宸听杨说后，便对杨说；“我是共产党员，绝对不能离开党的工作，不能这样丢手不管。目前的严重局势怎样处理，我马上就去找周先生研究这个问题。”南汉宸说完，就去找周恩来汇报了杨虎城对他讲的那番话。周恩来听完汇报对南汉宸说：“你回去告诉杨先生，就说我今天去三原红军司令部驻地开会，今天晚上一定赶回来，请杨先生放心，我们一定对得起朋友，绝不做对不起朋友的事。”

这时中共代表团认为，唯一可能制约左派的就是张学良。为了缓和左派的情绪，于是就亲自出面请蒋介石允许张学良回陕对部下训话一次。这首先是基于因为张学良力主和平，而且因为一旦蒋保证张学良回陕训话，少壮军官一时也就不能采取激烈行动。对此，毛泽东也颇为赞同。毛泽东27日晚上接周电后立即打电报给已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的中共代表潘汉年，要求他向蒋介石及南京方面提出此一要求，以缓和西安内部的矛盾冲突。

对于中共的要求，蒋介石迟迟没有回复。只是张学良二十九日又有手书来，要求部属务必遵照蒋介石之部署及商定办法迅速实施。到这时，远在奉化的张学良也遥控不住西安的局面了。一些少壮军官甚至赶至前线，将前线师团级军官数十人组织起来，一致抵制西安对南京的妥协决定，坚持非张学良回陕不撤兵。

这时的中共代表团和杨虎城一样，也处在两难的境地。支持与南京方面抗争吧，违反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支持与南京妥协，必失东北左派，前线便一时混乱。况且，左派基本上是东北军的骨干，直接掌握部队，失去这些左派军官，就意味着三位一体事实上的不存在。要不要对左派力作让步的问题迅速提出议事日程。而对此，当时的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态度极为明确，他提出：“我们的方针应该毫不迟缓的坚决为和平奋斗，不为左派威胁所动。”“我们及一切愿意和平的大多少坚持不参加内战的决心，以争取和平局面的实现。

正是这种“坚持不参加内战的决心”，违背了红军当初与东北军与十七路军结为“三位一体”的诺言。激怒了少壮派，出现了“集体请愿”，引发了杨虎城对南汉宸的谈话等情况，使局势更加复杂。

33． 矛盾激化

1月29日东北军为了统一内部意见，由董英斌代表王以哲（因生病）在渭南主持召开东北军团长以上军官参加的军事会议。何柱国、马占山、缪澄流、刘多荃、鲍文樾、高崇民、卢广绩等四十多人出席。会议原本是想说服少壮派军官接受南京方面的条件从渭南前线撤兵，结果却做出了“在张副司令未回来以前坚决不撤兵，中央军如再进逼不惜绝一死战”的决议。到会的全体军官还都在决议上签了名。

渭南会议后周恩来与博古、叶剑英等为了劝说中共中央改变“坚持不参加内战的决心”，当天傍晚，专程赶到云阳。同张闻天、彭德怀、任弼时、王稼祥等政治局领导人一同开会讨论研究东北军要红军协同作战的问题。

会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又从云阳镇连夜赶回西安，将红军云阳会议的决定告诉杨虎城和东北军的高级将领和少壮派军官。周恩来对杨虎城表示：如果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要打，作为三位一体的红军也采取一致行动，并与你们坚持始终，我们决不做对不起你们这两位朋友的事。也就是说，无论和战，红军都是最靠得住的朋友。周恩来通过何柱国向顾祝同提出，中共要求派代表参加潼关谈判。中共的态度使有解体危险的三位一体又稳定了下来。但危机仍没有解除，一场更大的风暴随之而来而来。

东北军的一些人在张学良被扣后，在蒋介石的威胁、利诱下，抱定了要与南京方面进行妥协的立场。为了否定渭南会议的决议，他们1月31日派飞机将在兰州的于学忠接到西安。于学忠到西安后先到王以哲家探望了病中的王以哲，在王家，王以哲、何拄国向于学忠说明了他们反对渭南会议的决议，主张与南京方面进行妥协的意见。当天晚上在王以哲家举行了“三位一体”高级会议，决定和、战问题。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杨虎城、周恩来、何柱国、于学忠、王以哲、董英斌、应德田，旁听的有张政枋(粮秣处长)、杜维纲(工兵团团长)、刘佩苇(炮兵团团长)等。于学忠主持这次会议。会上何柱国、杨虎城、周恩来，王以哲，都发了言。董英斌说必须打，不打，张副司令回不来，东北军就要垮台。应德田同意董的意见。最后于学忠作结论说，糊里糊涂和就和了吧，如何进行和谈，明日上午10时大楼(杨虎城办公大楼)开会大家研究。

2月1日，西安方面派李志刚前往潼关继续谈判，中共方面派李克农一同前往，当二李一行早上出城时受到了孙铭九指挥的部队的拦截，不让出城。东北军特务团一部甚至包围了于学忠的住地，要于学忠收回成命，放弃头天晚上的决定。后因何柱国大怒，痛训斥，要以执行军纪相威胁，后者才撤去。但这些事情的发生已预示着不祥的苗头。

上午，李志刚等到潼关，向顾祝同具体提出履行甲案的具体办法。南京方面同意了张学良复权授职并出席三中全会；张可回陕训话，以便联军向案地区移防等条件。

鉴于南京方面在张学良的问题上初步答应了西安方面的要求，杨虎城和于学忠遂于当天下午向前线指挥官正式发布命令。命令他们立即撤退警戒部队，2月2日将前线部队撤至渭河以北，2月3日撤到渭南。中央军2月5日将进驻渭南，2月6日前后将进驻西安。

2月1日下午，在渭南前线的缪为流致电杨虎城。请杨保护于学忠、何柱国、王以哲等人。此前，杨也接到东北军有人要闹事，并订有暗杀名单的报告。但此事重大，搞不好要影响两军团结，故杨不便动作。接缪为流来电后，杨有了预防的理由。于是杨立即派人将于学忠、何柱国、马占山、孙蔚如、周恩来等接到新城严加保护。杨曾两次派车去接王以哲，都被他拒绝。傍晚，杨亲自登门动员，也被王拒绝。因为王对杨有猜忌，怕杨吞并东北军。结果第二天（2月2日），王以哲被东北军少壮派军官刺杀于寓所。

34．事变落幕

2月2日拂晓，突由西安城西南方向传来几声枪响。正在新城内查哨的杨虎城卫士长的白志钧，立刻去向杨报告，那时杨主任还没有起床。

白志钧推门报告，主任说：“不好，你快到王军长公馆去看看，有什么事没有?”白志钧出来就坐上摩托车开到粉巷口。这时孙铭九的卫队营已把粉巷两头巷口都把住，不让任何人通过。白从旁打听到已把王以哲打死了，就立即返回向杨主任报告，主任说：“接他几回不来，到底出了这事。你在院子多留心些。”白志钧就在新城杨主任的住所门口加派了双岗，院中也派了游动哨。

刚布置完毕，卫兵前来报告说宋文梅营长要见主任，白出来到门口一看，见宋带了东北军四个兵，各带自动步枪和短枪坐吉普车，宋由车上下来说，孙铭九叫他来接何军长。白志钧见他神情慌里慌张，口气不对，便叫他把带的人、车停在门外，另派卫兵监视，只叫宋一人到住房内，一进门就叫人把他的枪下了，也把他监视在房内，白志钧才上去向杨主任报告。

主任说：“他们真是胡闹!”我下来对宋文梅说：“主任说不能接。”宋说他要见主任当面报告。白志钧说主任正在开会，你不能面见。你们究竟要接何军长干什么?现在王军长已被孙铭九打死，难道你还想把何军长骗去打死吗?宋看事已暴露，他又接不去何柱国，这才无可奈何地退出。

因为杨主任的住所孙进不去，才叫宋文梅带上他营的兵，企图将何蒙混接出枪毙。过了一会儿，何柱国的参谋处长何镜华来了，说要到东北军总部各处长的办公室去商量什么事，走到通杨主任住的偏门口，又说要进去见何军长有事报告。

卫兵来对白志钧说，赶去时看他带的有枪，便叫卫兵先把他的枪下了，领他到另一间房里坐。去报告杨主任，主任说不能让他见面，叫把他打发走，并叫把何柱国安顿到主任后边的住房里严密保护。何就在这房里呆了一整天没有出来。二、二事件后，何柱国曾送杨主任一个银盾，上面刻着“再生之德”四个字，以表达他感激之意。

孙铭九等人枪杀王以哲，造成了东北军的分裂。刘多荃率部自动撤出渭南，立即开回临潼向西安警戒，誓为王以哲报仇。之后又杀害了根本没有参加孙铭九等人密谋的旅长高福源。东北军骑兵军第十师师长檀自新在蒲城叛乱将蒲城的民团全部缴械，纵兵在县城抢劫还扣留了杨虎城的母亲作为人质。几乎与此同时，驻周至、眉系的东北军一0六师宣布效命南京，脱离西安。

3日上午，发动事件的苗剑秋、孙铭九、应德田等人意识到他们达不到控制东北军的目的，并造成及其严重的后果，后悔莫及。为了寻找出路，他们到中共代表的驻地，表示悔过认罪，请求周恩来等协助平息此事。考虑到中共人员刘鼎等人与应德田、孙铭九等长期以来关系密切，必会因此而受到牵连，周当即让刘鼎带苗剑秋等人乘车秘密出城远避三原云阳红军驻地。

周告诉在云阳的彭德怀等红军领导人，“刘鼎带来之人勿要秘密，目前不可于外人见面，此事关系重大千万注意。”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