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3月，杨虎城（前右一）与妻子谢葆真（前右三）、次子杨拯中（前右二）以及随员等在杭州岳飞墓前)

作者：杨瀚（爱国名将杨虎城嫡孙，现侨居加拿大温哥华，星星生活经特别授权刊载《杨虎城大传》）

（文接上期）“二、二”事件发生，形势急转直下。东北军的分裂使潼关谈判一度中断，西安方面失去了从南京方面所争取到了的有利条件。但是为了推动西安事变的最后解决，2月4日杨虎城领衔发表了《和平宣言》，表示接受南京方面的方案。

2月5日，东北军于学忠、何柱国、缪澄流、刘多荃四将领在高陵开会，决定放弃原来三方都同意的甲案，接受将东北军部队调往苏北、安徽的乙案，与十七路军、红军分道扬镳。有的将领公开表示，不愿留下是怕部队被赤化。

周恩来曾力劝东北军高层留在西北，与红军、十七路军靠拢，相互支持，以便以后共同抗日，但都不为这些人接受。在东北军的坚持下，西安方面在潼关谈判中达成了接受乙案的协议。东北军2月5日撤离西安，第十七路军的大部也离开了西安。

杨虎城2月5日致函蒋介石：“刻值复员期间，诸凡尚形纷纭，一俟稍为就绪，决即引咎辞退。” 2月6日颁发“安民布告”。杨虎城于2月7日离开西安到三原“处理复员与善后问题”。

2月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主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率部进入西安。

到此为止，这场震惊中外由张学良、杨虎城策划、领导中国共产党参与的，东北军、十七路军广大爱国将士和西安爱国民众参加的西安事变。经过58个惊心动魄，跌荡起伏，险象环生的日日夜夜后，终于以和平的方式落下了大幕。

35．救母、送信

杨虎城做事向来机警沉稳，大事前声色不露，而且公事私情分得很清。西安事变前他未向家人透露任何消息，使大儿子杨拯民孤身一人在北平很是危险；“二、二”事件发生母亲又被东北军骑兵十师扣为人质，令他这个孝子十分担心。但他以大局为先，集中精力处理 “二、二”事件引发的危局，在事变落幕后才设法营救母亲脱离险境。

事变前杨母由小儿子杨茂三陪同，住在蒲城甘北村老家。事变后，他们以为县城可能比农村安全，就住到县城里东槐园的家里。不料，东北叛军把东槐园包围了起来，抢走杨母的一些财物，限制了他们的自由。

杨虎城听到檀自新叛变，母亲被扣的消息，很焦急。事后找何柱国军长商量解救办法。何柱国找来与檀自新交往较深的东北军骑兵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杨大实，让杨去蒲城找檀交涉。

杨大实二话没说，带了个警卫员，坐着杨虎城派的专车直奔蒲城。到了城门口，守卫不让进，他把信件交给卫兵转送檀自新。檀还够朋友，让杨大实进了城。当杨大实向檀说明来意后并讲了释放杨母对檀部安全有利的一番道理后，檀与亲信经过一夜的考虑后终于放了杨母，由杨大实把杨母护送回三原东里堡。

当杨虎城带着副官赶到东里堡迎接母亲孙一莲时，看到母亲脸色阴沉，还以为是受惊所致，遂深情的喊了一声“娘”，并欲上前搀扶，谁知道却引起老太太一顿数落：“你们干的这是啥事？亏你还五短长枪的，打了几十年的仗！一不做，二不休，你们既然得罪了他蒋介石，就不该随便放他，你比张学良大十几岁呢，就这么糊涂？！”老太太把拐棍在地上敲得咚咚直响，“你们这是放虎归山，是造孽啊！。蒋介石今后能不报复？”

当时周围的人都惊呆了，杨虎城也不敢吱声，低头听着母亲的责怪，他心中有着难言之隐。作为杨母哪里知道事情的复杂性，儿子的能力和处境？可是她对蒋介石的品行、为人却倒看得很清楚。

蒋介石很清楚，这是中央军是第一次正式进入陕西。东北军、十七路军红军同在的情况下，在能否控制住陕西还不一定。以杨虎城的地缘优势和在陕住政时的显赫成绩，在地方百姓中的威望，都不是一下可以消除的。因此需要先稳住杨，等中央的力量站住后再逐渐收拾他。

顾祝同在进入西安的前一天，接到蒋介石的电报，蒋令顾入城后要做好杨虎城的工作，应把杨看作是“三位一体之中心，自当稍加另眼看待，如使其能自动与我方就商其彻底办法则更拖也”。顾祝同遵照蒋的指示，2月10日派黄杰、王宗山、卢广绩分别代表顾祝同、孙蔚如、于学忠、何柱国同赴三原请杨虎城回西安绥靖公署视事。

这时，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在即。杨虎城最关心的是他在西安事变所提出的政治主张，能否被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接纳，多少能够得到落实。遂于2月14日由三原返还西安绥靖公署。第二天就与于学忠联名向全会提出了一个提案。这个提案再次重申了西安事变时提出的八项政治主张，希望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改变政策。

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通过红军广播，发表了中共中央致中国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电报。当杨虎城看到这个电报后，认为这个文件十分重要。但根据他的判断，蒋介石未必会让中央委员看到这个文件。为了向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宣传中共的新政策，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于是他找来秘书马文彦，派马到南京去见于右任，试图通过于打开南京的宣传缺口。

马文彦按照杨虎城的指示来到南京，见到了于右任。于对马说，蒋介石回到南京后只停了几天，就坐飞机到浙江去了，说是跌伤了腰骨需要休息，其实啥话都没说。至于蒋在西安同三方达成的协议，答应抗日，释放全国的政治犯，组织联合政府等事情，于先生一点都不知道。于还说：“新闻界也封锁得很紧，连张学良送蒋回京后，现在什么地方均不知道。要不是杨先生派你送来这个件，我们还都蒙在鼓里。”

第二天中午，于先生从外归来兴冲冲地对马说：“你带来的那份文件，今天早上在孙总理纪念周上宣读了！” 在杨虎城的机智与不懈的努力下，共产党的“四项保证”冲破了蒋介石的思想封锁，在国民党中央大员中流传开来，为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吹入一股春风。

36．历史的评价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1937年2月15日至22日在南京举行。会上，蒋介石报告了西安事变的经过；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13人提出了关于“恢复孙中山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李宗仁等9人，向会议提出了有关反对独裁政治，保障人民爱国言论自由，解放爱国群众运动的议案；孙科、冯玉祥、于右任等人在《请特赦政治犯案》中批评了国民党近十年来对“人民从事爱国活动，或发为政治言论者，动辄指设嫌疑，因为反对，罗致既多，冤抑日众，或致流离失所，或者幽羁囹圄”的暴行。

这次会议成为在西安事变的推动下，国民党内进步民主力量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动派多年推行的卖国、独裁政策的一次大批判。

会议对杨虎城、于学忠的提案做出了“不问其内容如何，惟既出叛逆之行为，及威胁之方式，显系托词造乱，实国法军纪不容，应不予致理，以绝效尤”的决议。但通过了冯玉祥等16人提出的《促进救国大计案》。对内政策上，宣布放弃以武力安内政策。会议宣言提出：“此后唯当依据和平统一之原则，以适应，且以奠长治久安之局。”

全会主席团决定对中共中央的来电不做公开正面的处理，而以主席团名义提出了一个“根决赤祸案”并获得会议通过。在这个提案中虽对中共多有攻击之词，但它再没有拒绝中共提出要两党合作共同合作抗日的要求。而且因应中共的“四项保证”提出所谓四项“最低限度之办法”，变相地答复了中国共产党。

中国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国民党历史上，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以隐晦的形式接受了，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代表全国爱国力量所提出的政治主张；正式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剿共内战；开始了一个国内和平积极准备对日作战的新时期。此后国民党的新政策的到了全国各种力量的（包括共产党）的支持，国民政府实现了政治意义上的国家统一。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实际是西安事变的政治延伸。它的结果标志了中国民主运动取得一次历史性胜利。用杨虎城的话来说他们没有“白忙活”。

西安事变过去了整整70年。当年，为了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张学良、杨虎城率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大无畏精神，的精神，毅然在西安发动兵谏，迫使蒋介石和南京当局，改变了反动的“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促成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形成了半年后的全民抗战的新局面，直接改变了中国近代史的进程，影响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

西安事变同时又以内幕重迭，扑朔迷离，变化多端成为政治历史上的一场惊险大戏。杨虎城在这场惊险大戏中起了多大的作用？是什么角色呢？蒋介石为什么杀杨而不杀张？一直都是人们关注的问题。

随着世界的进步，历史的发展，国共两党的历史文件和参加西安事变一些重要当事人的私人文件，不断公开，杨虎城在这场爱国民主运动中的作用也就显而易见了。

作为碰巧亲眼看到西安事变的真相的一个英国记者贝特兰，在1980年说：如果有人问我：杨虎城将军在西安事变中起了什么主要作用？我想我应当这样来回答：

首先，正是杨虎城说服了少帅，只有运用兵谏战略，抓住最高统帅，才有希望使他停止对共产党作战，并团结全国共同抗日。

第二，正是杨虎城坚决反对在没有作出书面保证、改变其政策的情况下让蒋介石返回南京；后来是周恩来说服了杨接受口头保证，以代替书面保证。

第三，正是杨虎城在一九三七年一月间担当了西北地区的主要发言人，而且他通过王炳南及其他共产党人的联系，鼓励着进行积极的宣传活动，以维持公众的士气，并对统一战线给予支持。

第四，正是由于杨虎城精明地处理了第三次西安武装政变，即一九三七年二月二日孙铭九与“左翼分子”企图清除较为保守的东北军指挥官，才制止了另一次流血事件，并且使和平解决军事争端成为可能，这样就最终地解决了西北的全面危机。

作为了一个在短暂时刻掌握人民命运的人物，杨虎城并没有扮演一个不光彩的角色。如果从本性上说，他远不及少帅那样富于理想、豪侠尚义的话，但从他坚决要求民族团结抵抗日本侵略这一主要威胁来看，他毕竟是一位正直而又忠诚的中国人。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