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社记者安涵编译报导）周五的晚上，六名年轻人在海鲜餐厅愉快聊天。戴着一对大圆耳环、脸妆精致的张小姐眉飞色舞地谈起泰国，她说，在泰国浮潜是种享受，那里中国人很多，因此不需担心语言问题。一旁的杨小姐正敲打着笔记型电脑的键盘，好从她的手机内下载电子邮件，此时，一群人聊天的话题转为滑雪，接着是iPod，最后落到信用卡上。

在北京奥美广告公司担任销售的陈先生说，最近他收到六封信用卡公司的申请邮件，“每张卡都有一万元人民币的额度。我突然变成有钱人了！”陈先生大笑后，话题又转成中国的线上购物，直到丰盛的菜肴上桌。

《时代》杂志介绍，现代中国的年轻人，聊天话题多元新潮，但有个话题却几乎不碰，那便是政治。此现象让这群世代的人展现出与上个世代不同之处，上一代生活在撼动中国历史的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与其他肃清活动之年，然而，在上述海鲜餐厅，那群20来岁年轻人的对话中，却完全不见政治的踪影。陈先生说：“对于政治，我们是无能为力。所以我们不谈它。”

现今中国30岁以下的人口约三亿人，他们就像一座横跨毛泽东时代与全球化经济时代的挢，中国的年轻人是这波经济成长的驱动者，也是受益者。波士顿信用银行（Credit Suisse First Boston）统计，过去三年间20至29岁的年轻人，收入成长了34％，超过任何一个年龄阶层的人。只要共产党能维持经济良好发展，这群人便不关心政治，此外，他们还抱持利己主义。

在城市里，可见到年轻人喝着星巴克、穿上耐克鞋、悠闲地写着博客；几本时尚杂志出版者洪晃表示：“在他们的心中，一台Wii游戏机的重要性远超过民主。”

“我世代”在近年成一种全球现象，“我们”的时代似乎已远去，而“我”的时代来临。在日本，2001年尚未脱离通货紧缩困境之际，法国著名奢侈品LV在日本市场的销售仍能出现惊人的两位数增长。据日本智库Saison Research Institute的调查，有超过90%的东京人在20多岁时，就至少拥有一件LV的产品。

此外，一个20多岁连单身公寓都租不起的人，却认为自己应该住高级公寓，一个月薪1500的前台接线生节衣缩食去买价值上万的LV皮包，有500万中国人则因为广告的鼓励而想买豪华车。我世代奉行“我花故我在”(spending becomes me)的消费哲学，在一个没有宗教与意识形态维系的消费社会，消费主义就是最大的宗教与意识形态。

中国“我世代”的形成，也许推翻了其他国家的对华预测。西方汉学家曾预言，中国的经济成长必然会带来民主，孟捷慕（James Mann）便在《对中国的幻想》（The China Fantasy）一书中提及，随着中产阶级的兴起，中国的民主将产生，进而成为美式政体的国家。但对于中国“我世代”的人来说，身为经济发展的受益者，他们越来越倾向维持现状，他们最不想见到的便是民粹主义者蠃得胜利、统治整个国家。

种种迹象显示，民主可能不会太快在中国出现。如此反而给了西方国家领导人一个挑战：共产党没能改善乡村贫民的生活，也在政治上有需改进之处，若西方领导人无法原谅上述现象，则会被认为是挑衅者。中国观察家认为“我世代”不愿意进行改革的原因，是因为不想破坏中国目前的成长之势。

为上海Jigsaw International公司做市调的布莱克（P.T. Black）指出，目前年轻人对政府施政感到自豪，也对政府抱有非常正面的印象。

如果曾拜访过毛泽东时代工人天堂的人们，可能没想到今日的中国是个年轻人逐渐入主的社会，《时代》杂志称，上一代与“我世代”最明显的不同，便是“我世代”为独生子女，他们崇尚消费、被物质文化与网络游戏吸引，不过在此同时，比起上一代，他们又受过更好的教育、更有国际观。

在文化大革命时代，有一群人被称为“失落的世代”，他们通常难以完成高中学业，但如今中国有四分之一的20岁年轻人得以进入大学，此外，由於对西方政策开放，满足了市民的好奇心，在2007年便有约3700万的人出国旅游。未来10年，中国出游人数将超过美国与欧洲的总和，这些现象均说明了中国社会的改变。

中国政治免除骚动的原因还有，它已让人疲惫不堪。“我世代”受家庭影响深远，当“我世代”的父母以恐怖故事描述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时，“我世代”想避开政治的心态也自然成形，不过这些事件对现今的世代来说，均像天方夜谭。

现在的年轻人的优越感可以以杨小姐作代表。29岁的她是一名精算师，不苟言笑、拥有目标，但她也喜爱参加聚会，她从不在家吃晚餐，经常与朋友到外头吃饭，她也去酒吧，会在博客上张贴自己的照片，记录如何度过假期、到何处旅游。

上半年，杨小姐在男朋友的鼓励下开始接触滑雪，专程到北京购买高级装备，花了约700美元。杨小姐说：“我相信在你决定开始一项新兴趣前，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即使我不喜欢滑雪，将装备摆放在家里看起来也赏心悦目。客人不会知道我没用过它。”杨小姐谈论起滑雪话题时神采奕奕，但当提起政治，她却变得兴趣缺缺。

“这是因为我们的生活已经很好了。我关心的是我的权利：餐馆侍者的服务水平、我买的东西的品质，即使国家进入民主时代，也不会对我的生活有任何影响。”

2015年以前，中国30岁以下的成人预计成长61％，达到五亿的人口，相当于所有欧朋的人口，中国政府也承诺，最重要的事便是让这群新兴中产阶级快乐。

举例来说，在北京，新兴的富裕市民平均每天购买一千辆汽车，过去五年理，北京公路上的汽车数量成长了一倍，达300万辆，连纽约市都仅有200万辆。虽然相应而生的北京空气污染问题让该市几乎成为全球空气最糟的都市，进而有损北京奥运的形象，但政府还未出台任何限制措施。

如果中国的政策不变，则贫富差距将加大，成为社会隐忧。不过，当“我世代”越渐茁壮，拥有更多权力时，他们是否会推动社会改革？当西方国家希望中国民主化时，他们也必须找到一条鼓励改变的道路；在海鲜餐厅的年轻人便称，自己的父母是为而女儿活，但现在的年轻人较以自我为中心，为自己而活。而“我世代”贡献国家的方式，便是加强经济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