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一,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时的周恩来

中央特科及其所属机构，是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从1927年秋天开始建立、逐渐健全起来的。1928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常委会议决定成立中央特科工作。1928年春，中央特委为了训练秘密工作干部以适应新环境中对敌斗争的需要，开办了为期20天的训练班。当时陈赓与中央特科绝大多数人员，都参加了这个特训班。

周恩来为他亲自所领导的中央特科制定的保密纪律是极其严格的。所有参加工作的人都是单线联系，各自所有活动的内容严格保密、不能向包括自己亲属在内的任何人泄露。陈养山在1928年4月情报科成立不久就进特科，直到1935年9月特科撤销为止，是在中央特科工作时间最长的一个。有一次他却说过：当时是单线联系，只知自己的工作情况，连工作单位的名称“中央特科”，是1936年到西安后才知道的。
　　
设立党的秘密机关
　 　
中央特科，第一科成立最早。1927年8月，中共中央机关从武汉迁回上海之前，即设立了一个专为筹建中央机关服务的“总部”。中央特科成立以后，这个“总部”就改为特科第一科。一科科长洪扬生说：“特一科刚开始工作时，租房找保十分困难。周恩来同志指示我们，千方百计找社会关系，设法解决这个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特一科逐步建立了三个点。”
　　
当时住机关的人，男方如果是单身汉，党组织都要调一个女同志扮做“假夫妻”。在上海做秘密工作，如果没有女同志以夫人身份作掩护是不行的，单身汉独居不单是容易受人怀疑，就连租房子都很困难。多数住机关的假夫妻，相处的时间久了，双方有了感情，经党组织批准成了真夫妻。

武汉中央军事部(以后通称“中央军委”)参与情报、保卫工作的李强，曾在1981年10月谈到这段经历。他说：“在‘四・一二’后我到武汉，到了武汉中央军委。中央军委那时的书记是周恩来同志，军委下面有两个长：一个参谋处，参谋长是聂荣臻同志；秘书长王一飞同志，牺牲了。我当时在特务科。”

　　
1981年10月，有一天，李强回忆在上海的地下工作，在谈到“住机关”的时候，除了讲述了上述那些话，还举例说：《永不消逝的电波》就是真人真事编写成的故事影片，男的叫李白，女的就叫裘慧英，她现在上海，是外贸部下属一个公司的经理。
　 　
遇到中共中央召开人数较多的重要会议，就由第一科租来较大的会场，还要设法组织一个临时家庭作掩护。如1930年5月中央在上海召开中华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预备会议，有将近50人参加。会前决定由在中央机关工作的李一氓充当这座开会楼房的主人，李一氓的夫人和两个男孩以外，党又调来赵毅敏当李一氓的弟弟、李一超(又名李坤泰)当他的妹妹，共6口人组成一个临时家庭。会议一结束，这个临时家庭就解散了。那个临时当他妹妹的四川姑娘李一超，以后就不知道她到哪里去了。过了20多年，全国解放初期看过《赵一曼》这部电影，李一氓才晓得赵一曼就是那个李一超。
　 　
第一科当时主要还是为中共中央设立一些办公机关、联络点和接头地点。如在天蟾舞台隔壁的云南路447号生黎医院楼上(现云南中路171-173号)，设 立了中央政治局开会办公的机关，由熊瑾玎和朱端绶夫妇住机关。1928年春，中共湖北省委遭到破坏，熊瑾玎转移到上海后，中央任命他担任中央机关的会计， 负责筹措经费。他挂起一个“福兴商号”的牌子，经营土布生意，自任老板。实际是为中央政治局设立开会办公地点，进出的中央负责同志像似顾客可免人怀疑。
　 　
“福兴商号”开张不久，为了掩护，周恩来又调来19岁的湖南女共产党员朱端绶当“老板娘”，与“熊老板”一起住机关。他们两人先前在湖南就认识，并且相互留有良好印象。在这里相处了几个月，加深了了解，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这年中秋节的夜晚，周恩来、李维汉、邓小平等在“福兴商号”开过会后，他们两位在四 马路川菜馆备了一桌酒席，请他们饮酒赏月。周恩来有意促成他们的婚事，就在席间提议他们结为伉俪，李维汉、邓小平等都很赞成，两人就此结为革命情侣，开始 终生甘苦与共的革命生涯。
　　
1980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已将当年中央政治局开会办公的“福兴商号”旧址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周恩来亲自布置“六大”会场
　　
当时几次中央全会，都是由第一科布置的会场，有的则是周恩来亲自布置的。
　　
1929年6月下旬至7月初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六届二中全会，就是周恩来亲自布置李宇超、刘淑琴夫妇和罗登贤的夫人周秀珠去住机关。
　 　
刘淑琴回忆说：“1929年夏天，中央正在筹备召开六届二中全会，会议要求用家庭形式来掩护。这时，周恩来要我去住机关搞掩护工作。当时，我担心自己做不了，周恩来对我说，另找别人要添做衣服，党的经费有困难，这个会很重要，一时很难找到更合适的人了。于是，我就接受了这个任务。六届二中全会开会的地点 记不清了，只记得那幢房子是在一条弄堂的最后一排，样子很漂亮，像是公馆。为了把房间布置得像有钱人家的住房，我把结婚时的缎子被和好衣服都带了去。周恩来是会议的总负责人，会议期间，罗登贤的爱人(名字叫秀珠)也来过开会的地方，并和我一起住在楼下，其他来开会的人都住在楼上……”
　　
两次营救任弼时同志
　　
处在白色恐怕的环境中，经常有我们的同志被捕。当时一般的同志被捕后，依靠中国救济总会进行营救。遇有中央负责同志被捕的时候，就由中央特科负责营救。营救的办法主要有三种：当被捕的同志未暴露身份时，中央特科采取公开聘请律师出面辩护的方法，合法营救。洪扬生说：“在特一科的直接关系下有两位律师，一位是潘震亚，他是法学教授兼办律师事务，十分同情革命，我们有所求，他必应，从不附带任何条件。另一位是费国禧律师，我们请他出面辩护，仍得花点钱。”这是常用的一种办法。如1929年11月17日任弼时在上海被捕，化名彭德生，没有暴露身份。11月19日，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堂开庭审判。中央特科请潘震亚出庭辩护，据理驳得 法官词穷理亏，宣布休庭。12月22日第二次开庭，敌人没有从他嘴里得到任何情况，也没有任何证据，只是借口“危害国家安全”对他判刑40天。3天以后，12月25日，租界洋人过圣诞节时，任弼时即被“减刑释放”。
　 　
第二种办法，寻找内线，或托人说情，或者行贿买通，争取释放。如1928年10月13日任弼时前往安徽巡视工作，在南陵县第一次被捕时，临时化名胡少 甫，没有暴露身份。经陈琮英延请任氏家族的姻亲、长沙四大律师之一的何维道赶到安庆奔走营救，将案子从特刑庭转到安徽省法院；中共中央亦令特科在国民党上 层开展营救活动，国际济难会拨款8000元收买有关官吏，终于取保无罪开释，于1928年底出狱回到上海。
　 　
恽代英于1930年5月6日在上海被捕，押在老闸捕房，但他装作工人，化名王作林，没有暴露身份。洪扬生说：“当时，一个打入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中 央特科的同志找到老闸捕房的探长尤阿根‘打招呼’，自称恽代英是他的‘表兄’，请他卖个情面。于是，恽代英被从轻判处3年徒刑，转押到苏州陆军监狱。恽代英关在苏州时，陈赓又通过江苏高等法院的一个法官的关系，准备将恽提前释放。如不是顾顺章叛变投敌，出卖了恽代英，恽代英也不至于最后在南京牺牲。”
　 　
第三种方式为武力抢救。在上述两种方式无效后，万不得已才用此着。武力抢救列为“红队”的训练项目。彭湃等四位同志被捕后，中央特科曾计划乘敌人将他们 转押的半途中用武力劫持营救，不料由于计划安排不周，贻误了时机。罗亦农被捕后，中央特科也曾打算“半途拦劫”或“法场劫持”，但由于形势不利，无法下 手，最后只得放弃原定计划。
　　
对于牺牲了的同志 负责收殓，安抚料理家属生活，也是第一科的任务。其他各科的同志也都参与这类工作，李强就是经常参与的一个。罗亦农烈士牺牲后，他的棺木寄存在安徽会馆 中。李强就和罗亦农的夫人李文宜一起，将罗亦农的棺木从安徽会馆迁葬至江湾公墓。他还亲自办理过苏兆征烈士和邓小平已故夫人张锡媛等烈士的安葬。
　 　
一科负责的工作，还有购置、保管武器和一些特殊用品；建立各种掩护机关为中央服务等等。为了购置武器，一科也建立了不少利用关系，和在上海的外国洋行、 军火商人、军阀和流氓等都有直接或间接的交往。一科有时派女同志运送武器，以减少抄靶子的敌人的怀疑。武器多的时候，常由女同志打扮成阔绰的太太小姐模 样，坐着流线型的卧车运送。
　　
情报科长陈赓
　　
为了加强建立新的对敌人侦探机关进攻的工作，中央特科在1928年4月设立了情报科(二科)。在它成立之初，就任命陈赓为科长。这个科的工作是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进行的。
　 　
当时陈赓需要依托家庭作掩护，他在环龙路(今南昌路)上租了一间房子，王根英便搬来和他住在一起。房东是英国巡捕房的探长陆连奎。陈赓对王根英说：“租 这种人的房子可以减少敌人的怀疑，让陆连奎也做一做‘保镖’。”第二年，他们家里诞生了一个男孩，取名知非。为了避免敌探特务的追踪，他们经常搬家，从 1929年至1931年的两年当中，他们就搬过5次家。在此期间，根英尽心竭力地掩护陈赓，使他能安全地进行工作。小知非逐渐长大了的时候，自个能说会 跑，她不让孩子知道自己家的街道门牌号码，在孩子面前从不谈起陈赓的真实姓名和在外面工作的事情。陈赓有时把枪带到家里，睡觉时便压在枕头下面。
　 　
在知非三岁的时候，有天独自悄悄地跑到街上去玩，看到“红头阿三”(就是英租界的印度巡捕)身上挎的枪，忽然想起前几天他爸爸藏在床头的枪，天真地说： “红头阿三的枪，没有阿爸的枪好。”巡捕一听，马上盯住小知非，紧跟知非到家门口，正好遇到根英出来找孩子。巡捕问她：“你家有枪吗？”她便想到可能是知 非泄露了机密，马上机警地回答：“有，有支枪，是他阿爸在永安公司给他买的玩具枪。”因她讲话的神情从容、自然，就把印度巡捕支走了。
　 　
陈赓置身龙潭虎穴，在错综复杂而极其尖锐、残酷的隐蔽斗争中，公开与敌探特务周旋。由于他沉着、机敏，敌人对他不但没有怀疑，而且认定他是自己人，见面 时全都亲切地叫他“王先生”或“老王”。有一次在法租界一家戏院里开会，有许多共产党员参加，租界巡捕和国民党特务突然包围了现场，情况异常紧急。陈赓也 正在那里。为了掩护同志安全转移，他灵机一动，站了出来，立即同那些前来围捕的警探“合作”。他充当“蟹脚”，独自把守着一个出口，悄悄将一些党员放走。 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陈赓依靠党组织，通过各种社会关系，掌握着租界巡捕房和国民党的某些探目特务，甚至还掌握了个别在蒋介石左右的人。
　　
陈赓的活动，使得敌人闻风丧胆。国民党特务和租界巡捕一提到陈赓的名字又恨又怕，曾为他的头颅悬了巨额的赏格。实际上，那时候他经常来往于一些国民党特务当中。但是，敌人始终不晓得他就是他们日夜谋算的那个共产党人。(穆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