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很多文人墨客都虔诚信佛礼佛。唐宋即有陶渊明、白居易、王维、苏轼等，清代的龚自珍作诗自称，“先生读书尽三藏，最喜维摩卷里多清词，又闻净土落花深四寸，冥目观想尤神驰。”鲁迅更云，甚至可以把《维摩诘经》当作文学小说来阅读，来研究。

龚自珍晚年仕途坎坷，已由积极而转为消极，所以才有“暮年学佛”之论。事实上，定庵公信佛学佛正是金榜题名、春风得意的前后，佛学正是他立身处世、学问事业的重要思想基础。近代另一著名的革新思想家魏源，也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他编纂的《净土四经》在近代佛教发展中有重大影响，他晚年在杭州东园僧舍闭目澄心、精进念佛，最终身无病苦、安然而逝，总不能因此就把默深公视为愚夫愚妇吧。

不说出家人，只说在家人，不说古代人，只说近现代人，奉佛学佛者又何止龚自珍、魏源两位。林则徐、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杨仁山、欧阳竟无、叶恭绰、简氏兄弟（照南、玉阶）、马一浮、章太炎、熊十力、李炳南、许地山、丰子恺、梁漱溟、赵朴初……不胜枚举，他们都是学养深厚、才高八斗，或在政治、或在经济、或在学术、或在艺术等方面有重大贡献的重量级人物。

而非佛教徒而从佛教文化中吸取营养的人就更多了，孙中山、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鲁迅、瞿秋白、毛泽东等等，都与佛教文化有很深的因缘，对佛学有很高的评价。如孙中山先生说：“佛教乃救世之仁，佛学为哲学之母……研究佛学，可补科学之偏。”胡适先生说：“不懂佛学，就不懂中国文化。”

鲁迅先生曾出资在金陵刻经处刻印《百喻经》。毛泽东先生也曾指出：“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主张普渡众生，是代表当时在印度受压迫的人讲话，为了免除众生的疾苦，他不当王子，出家创立佛教，因此，信佛教的人和我们共产党人合作，在为众生即人民群众解除压迫的痛苦这一点上是共同的”。

瞿秋白依自身体会说：“无常的社会观、菩萨行的人生观引导我走上了革命道路。”以上例证，无不说明博大精深的佛学、丰富璀璨的佛教文化遗产中有许多可以借鉴吸收的宝贵财富，对人类的发展是有重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