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说：1、杨光在《唐-卡洛斯》中饰演公主艾波丽的丰采；2、杨光便装照）

（星星生活特稿/作者：李竹）随着两年来三次与加拿大国家歌剧院合作，多伦多的歌剧迷渐渐地熟悉起一位来自美国的华裔女中音――杨光。在本剧季的大制作威尔弟的《唐-卡洛斯》中，观众们从这部爱情和阴谋的悲剧中领略了杨光饰演公主的丰采，而笔者更有幸一窥她的戏剧人生。

这位成长于中国的年轻歌唱家，曾经的纺织女工，现在已经站在西方的歌剧舞台上，用意大利文、法文亦或德文的宣叙调和咏叹调，演绎着剧中人物的爱恨情仇。

尽管距西方歌剧界大腕儿、明星的地位，她或许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作为一个东方人，能在这个纯粹的西方艺术领域里，获得西方观众的认可，已经是非常难得。要知道，目前在西方歌剧舞台上演唱的中国演员，伸出一只手已经数得过来。

杨光今天能跻身这个舞台，实际上早已远远超越了她最初的梦想。

这还要从杨光的成长经历说起。在童年时代，杨光似乎就已经开始了戏剧人生的上演。1970年，杨光出生于北京的郊区。父母当时都在一所县医院里工作，但由于工作繁忙，杨光长到几个月大，便被送到外省的外婆家去抚养，直到上学的年龄才又回到父母的身边。

她印象中的父母是那种教子严格且相信棍棒底下出孝子的父母，因此她没少受皮肉之苦。但父母再严厉，她也明白父母还是爱她的。不幸的是，这种爱在她九岁时却变得残缺不全。

那年起，父亲因文革中的问题受牵连，坐了三年冤狱。一个囚犯的女儿在同学面前受尽误解和欺负，还要常常挺身而出去保护妹妹，而又必须忍辱负重，不再为母亲添加更多的烦恼。

郁结在杨光幼小心灵中的苦闷，幸亏有一个宣泄口，那就是唱歌。她说：“我从小就喜欢唱歌，这也是妈妈唯一不会反对我，不会因此打我的事情。妈妈说，我一岁半的时候唱歌就不跑调，两岁的时候跟着收音机就能准确完整地唱整首歌了。”

父亲出狱后，已经不能做回原来的工作，后来与出狱的狱友一起开始做生意，本不是做生意材料的父亲，不仅赔了本钱，还给家里带来了大亏空，那笔钱直到父亲53岁英年早逝前才还清。

家庭的窘境，让杨光希望早些独立，她没有考大学，而是中学毕业后，进了技工学校，19岁时她当了一名纺织女工。也许命中注定她要走上歌唱生涯，她读的技校恰好重视学生的文体活动，她的歌唱才能正好得到了发挥。

而工作后，一位从专业演出团体退下来的厂里同事，不仅对她的演唱加以指点，还建议她去考音乐学院。这位同事还带她去看了一场歌剧。那恐怕是一场全世界绝无仅有的歌剧，因为除了一位在国外受过训练的演员在唱意大利文，所有演员都用中文演唱。同一台戏有两种语言，这真算是绝版了。

然而，杨光描述她听这凭生第一场歌剧时的感受是，“我当时一下子就掉进去了，被音乐整个包围了。我当时就想一定要唱这种歌，如果有一天能上台站在合唱队伍里，这辈子就满足了。”

当时已经21岁的杨光考过了中央音乐学院的专业考试，又拼命复习遗忘了多年的文化课，当师傅将大学录取通知书交到她手里时，用比她还急切的心情催促她快拆开看看。那情景杨光至今忘不了，她还怀念工厂里那些热心纯朴的工友们。

正常的音乐训练应是从童年就开始了，像杨光这样21岁才开始接受音乐和歌唱训练的已经是特殊情况。幸亏她遇到了好老师，她说，陈瑜老师是少有的能深入探究声乐理论并将其应用到教学上的老师。

生活的坎坷，也让杨光更珍惜得来的机会，她知道自己要什么，她有着强烈地渴望要把握自己的未来，因而她刻苦努力，像海绵一样饱吸着知识的营养。毕业时，她以第一名的成绩留校任教。之后曾四次获得国际声乐比赛大奖。

1997的英国卡地夫国际声乐大赛中，杨光成为唯一进入决赛的女选手，并获得大奖。BBC的实况转播，使这位中国的“灰姑娘”哄动了整个欧洲。

大赛评委，花腔女高音歌唱大师琼-萨瑟兰和女中音歌唱大师玛丽莲-霍恩，对杨光的演唱给予了高度评价。此后霍恩盛情邀请杨光，参加她的生日庆典音乐会，在驰名全球的卡耐基音乐厅与当今多位世界著名歌唱家同台演唱，霍恩继后又收杨光为入门弟子。

1998年，在霍恩的推荐下，杨光获纽约朱丽娅音乐学院全额奖学金录取，并于2001年获高级艺术家表演文凭。在朱丽娅学习期间，杨光开始在世界歌剧舞台崭露头角。2002年杨光应邀为美国芝加哥歌剧院女中音，从此正式登上西方歌剧舞台。

这时她开始懂得用一种虔敬的心去感谢上天的赐予，“也许是上天要我用全部的热情和生命去投入我的歌唱事业，对待事业和对待一份工作的态度应是截然不同的。”

作为一个从事艺术的女性，杨光并不缺乏感性，然而她的理性，可以说是人群中并不多见的。她今天的成绩除了应归功于她的天赋好嗓音之外，恐怕更离不开她的刻苦好学和时刻期望保持一种清醒认识的头脑。

歌剧在西方也算得上是一种阳春白雪式的高雅艺术，看歌剧的观众基本上是银发一族，他们中的很多人就像京剧的戏迷一样，不仅是喜好，更是行家。剧院中常演不衰的也不外乎那些经典剧目。

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就是因为其深入人心。杨光清楚要塑造一个立体丰满的角色，靠的不仅是音乐和歌唱技巧，更需要有对西方语言和文化的驾驭。

杨光说，“中国演员其实很多具备演唱的技巧和条件，但最欠缺的就是语言和文化的表达，包括肢体语言的自然运用。这也是为什么许多有机会出国培训的演员，在他们最黄金的40-50岁的年龄在这里没有机会登台，最终还是得回国。”

刚来美国时，杨光的英语单词量不超过五个，于是她花了80%的时间在学习语言和西方的肢体语言及文化表现方式上。她常说的一个词是“Mind Work”。其实不止是她这样认为，在技术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之后，艺术上的成就全靠艺术家本身的思想境界和人生的积累。

喜欢思考的杨光，更爱从阅读中寻找答案。让人想不到，一个歌唱家，杨光的业余爱好却是钻故纸堆，喜读文史哲，闲来舞文弄墨作的是古体诗。

她说，“没成为专业歌唱家之前，我的业余爱好是唱歌，在专业唱歌之后，自己倒失去了业余爱好，可人不能没有爱好呀，于是我就看书和写诗了。”她的诗虽有儿女情长，更多的却是巾帼不让须眉的胸襟气度。

走过37年的生活和事业的顺境、逆境，在接近不惑之年时，杨光对自己、对人生、对世界的思考更加深入了。目前定居纽约的杨光，除了要经常飞来飞去到世界各地演出之外，她还有一个的理想，是将来有机会回国开班授课，把在国外的所学到的艺术和自己的感悟，传给国内的人。

她认为，现在中国的器乐相当普及，但歌剧艺术的土壤还较薄弱，只有中国歌剧艺术的总体水平提高了，她自己也才可能就此上一个新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