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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往事，殷承宗也是一枝沧海冷如冰的感慨万端)

文革十年在鼓吹革命激情与禁欲的政治气压下，却也出现了许多另类的文化事件，撇开样板戏这样的纯粹为政治而生，也为政治而死的程式化文艺来说，六、七十年代音乐家殷承宗为京剧样板戏《红灯记》钢琴伴唱的事件在艺术史上绝对算一个另类的艺术形式。

样板戏的模范效应要求戏剧的每一个细节不但具备政治内涵，同时也经得起形式的琢磨，毋宁说，样板戏不但是所有戏剧思想上的样板，也是它们艺术上的样板。也因为如此，给样板戏《红灯记》钢琴伴唱的演奏也是经过了无数的推敲与打磨的。

样板戏在整个中国大地上红彤彤，红了江青，红了样板戏本身，也红了许多创作表演的人。《红灯记》照亮了钱浩亮，也照亮了为其伴奏的殷承宗。

**为钢琴为自己找出路

殷承宗说自己当初是为了给钢琴找一个出路――因为当时的钢琴已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的玩意而打入了冷宫，从而要借着《红灯记》等样板戏的火热之光使钢琴从黑变红，由资产阶级的玩物放下身段，成为服务于人民大众的乐器，得到合法的生存环境。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殷承宗无疑是个牺牲者。牺牲艺术的高贵与艺术家的矜持，取悦于当权的江青。

为钢琴找到出路，同时也就是给自己找到了出路，殷承宗在获得柴可夫斯基钢琴大赛的大奖之后，更立志要在音乐上有一番作为，他如何能荒废自己的少年志向。

在文革中，殷承宗是幸运的，他火中取栗，将钢琴搬到了天安门，放下钢琴家的矜持，为人民服务，由市民任意点奏他们熟悉的歌曲。当有人要他用钢琴演奏京剧的时候，他勉为其难地凭着记忆弹奏了一些，自此受了启发，连夜赶写了《沙家浜》的几个唱段，第二天再到天安门前演奏，反响热烈空前。

一击而中，殷承宗找到了让钢琴变得“革命”的法门，那就是与样板戏联姻。江青或许也是出于某种艺术的需要，决定大肆铺张钢琴伴唱的《红灯记》，要将高雅音乐还诸人民。殷承宗遂变得炙手可热，红得堪比扮演《红灯记》中的主角李玉和的钱浩亮。

**少年才气，柴可夫斯基钢琴比赛第2名

1941年，殷承宗出生在厦门鼓浪屿的一个基督教家庭。“我在鼓浪屿长大，我从小接触的音乐就多，特别是西方的音乐、教堂的音乐。3岁的时候，我三姑（三姑丈林文庆是厦门大学第一任校长）有架钢琴放在我们家，我就有了学琴的机会。我学钢琴的时候没有老师，纯粹是自己弹出来的。”

殷承宗7岁开始学琴，9岁首次举行独奏会，12岁就读于上海音乐学院附中，1959年在维也纳“第七届世界青年联欢节”钢琴比赛中荣获第1名，1960年被选派赴列宁格勒音乐学院深造，1962年，殷承宗代表中国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第2届柴可夫斯基钢琴大赛”，技惊四座，荣获第2名。

**毛泽东要他多搞些民族的东西

这一年，殷承宗从苏联回到中国，他选择留在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学习，那时音乐界出现许多奇谈怪论，指这个不能弹，那个也不能弹，拉赫玛尼诺夫的作品更不能弹，因为他背叛祖国，十月革命后出走西方。从小接触西方音乐的殷承宗，一直受教于苏联老师，留学期间接触的也都是苏联的东西，又刚得大奖，雄心壮志准备大干一番事业，回国后却发现钢琴不能弹了，心想如果再不去学点民族的东西，钢琴就更没有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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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承宗不负毛泽东的嘱咐，搞了一个钢琴伴唱《红灯记》)

1963年12月31日，殷承宗作为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并为其演奏。这是毛泽东为了解当时文艺界的情况而安排的小型文艺晚会。殷承宗弹了自己创作的《秧歌舞》和肖邦的《诙谐曲第二号》，演奏完被安排坐在毛泽东身边谈话。他赞扬了殷承宗的演奏，并要求多搞一些民族的东西。

**灰心现实，曲线救钢琴

1964年9月，殷承宗参加“四清”，被安排到北京通县劳动锻炼，虚度了一年的时光。这一年里，他总是不死心，想方设法为钢琴找出路。他认为如果不挣扎求存，自己的钢琴前途就会断送了。他以给农民演出为理由要求学校搬架钢琴到乡下，终于在春节前搬了一架钢琴到生产队。这样他白天干农活，晚上可以练琴。

1965年殷承宗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到中央乐团担任首席钢琴演奏家。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文化系统各部门及各院校迅速掀起批判“封、资、修”、“大、洋、古”和“文艺黑线人物”的狂潮。有人提出钢琴是“资产阶级的玩艺”，“不能为工农兵服务”，应该砸烂它。

不过殷承宗也算是一个能屈能伸，随机应变的人，红卫兵不准他再演奏钢琴，但他请来清华大学附中的红卫兵，叙说自己想用钢琴反映他们战斗生活的意图。在他们的支持和帮助下，殷承宗创作的钢琴协奏曲《红卫兵交响诗》终于登台了。然而这部尝试之作，只在内部演了一两场，就寿终正寝了。殷承宗并不气馁，因为他至少能弹琴了。

当殷承宗看到出现的样板戏，京剧演员、芭蕾舞演员都还活跃在舞台上。他不再消极等待，决心用实践证明钢琴是能够“洋为中用”、能为工农兵服务的。1967年5月纪念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二十五周年，各地掀起了组织毛泽东宣传队到社会上去宣演的热潮，他和几个朋友把一台立式钢琴搬到天安门广场演出，让观众随意点奏，有个观众要求听京剧，因中央乐团已搞了交响音乐《沙家浜》，他对该剧的曲调还比较熟悉，凭记忆能弹一点。回去后连夜赶写了该剧中沙奶奶斥敌的一段。第二天找一个会唱的人，回到天安门去又弹又唱，反应非常热烈。在天安门连演三天后，又到建国门等北京其它街头去演出，受到观众的喜爱，也收到大量的群众来信。

受天安门演出经历和观众点唱京剧的启发，殷承宗终于找到钢琴的一条出路：用钢琴为京剧样板戏《红灯记》伴唱。1967年春夏之际，殷承宗到中国京剧院，无意中见到刘长瑜、李维康等人在练唱，于是他先请来了李维康，用钢琴为她唱的一段用京剧谱写的毛主席诗词《咏梅》伴奏。接着又请刘长瑜到乐团，试唱了一下《红灯记》的伴奏。1967年秋，一辆卡车载着一架钢琴和殷承宗、刘长瑜他们，到天安门广场来“宣传毛泽东思想”了，演出反映十分强烈。

殷很喜爱《红灯记》戏中李铁梅的唱腔，就写了李铁梅的三段曲子，又马上去找唱李铁梅的京剧演员刘长瑜合练。在合练中刘长瑜边唱边指点殷的钢琴如何配合京剧的唱腔。她发现殷很聪敏，一听就懂，殷也觉得刘对钢琴适应很快。他们练了几次，感觉很好。

**江青夸奖他：搞得不错嘛！

1967年国庆节，在北京民族文化宫的演出节目中，殷承宗和刘长瑜的钢琴伴唱《红灯记》以及他创作的毛主席诗词《咏梅》引起了轰动。有人把钢琴伴唱的《咏梅》和《红灯记》唱段录音带送给了江青。江青一听之后就说：“搞得不错嘛！今后我要抓的。要公演，拍电影。”1968年夏，江青特地接见了殷承宗和油画《毛主席去安源》的作者刘春华，称他们是“左派”。随着钢琴伴唱《红灯记》被拍摄成电影公映，殷承宗也成为中国百姓惟一家喻户晓的钢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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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琴伴唱《红灯记》还出过英文版)

1968年春，殷承宗又把写好的曲子（李铁梅五段、李玉和三段）和刘长瑜、钱浩亮进行认真的排练，录音后送交上去。同年夏天的一个深夜，殷承宗在睡梦中被叫醒，说是中央领导要接见他。接见时中央首长特别肯定钢琴伴唱《红灯记》的创作，并决定作为建党四十七周年的特别献礼，第二天要向全国广播。

1968年7月1日，钢琴伴唱《红灯记》向全国广播，毛泽东和中央各领导人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47周年的文艺晚会，聆听了殷承宗的钢琴伴唱《红灯记》这个“洋为中用”的艺术新形式。演出结束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上台接见演员。

翌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特大号字通栏报导这条新闻，并配有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在台上与演员合影的大幅照片。紧接着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把它拍成影片在全国公映。一时轰动全国。

有人认为，这是钢琴音乐在中国史无前例的大普及、大扫盲，因为当时有很多人是从这部纪录片中才认识钢琴的。

革命应当无止境，殷诚忠(殷承宗已改名“殷诚忠”)急切地期待自己有新的作品投入到波澜壮阔的“文化大革命”中去。一天翻阅着《江青同志关于文艺革命的指示》，江青在1964年11月18日就音乐工作的谈话吸引了他的注意：“钢琴的表现力很强，现在只是没有群众喜闻乐见的曲目……如果能把京戏、梆子弹出来，群众就听懂了。《青年钢琴协奏曲》不错，但是用的都是民歌，为什么不用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歌唱祖国》？”

对！能不能把《黄河大合唱》改编成钢琴协奏曲？在一次江青接见时，他提出了自己的设想，江青也颇感兴趣地说：“《黄河大合唱》还是不错的，但词作者不行，要留曲不留词。”支持他搞钢琴协奏曲《黄河》。

**马蹄轻疾，先弹《红灯》后《黄河》

兴奋不已的殷诚忠回团后马上组成了一个创作组，由他任组长，刘庄、储望华执笔作曲记谱，盛礼洪负责配器，殷诚忠、石叔诚和许斐星弹琴试奏。

1969年12月26日，钢琴协奏曲《黄河》接受了江青的审查。她在审听后从总体上肯定了这部作品，但认为，“最大问题是《黄水谣》和《保卫黄河》，我看改成《黄河怒》和《黄河愤》，不要按原来的东西写，原来星海写的东西没有阶级性。”特别是最后乐章《怒吼吧黄河》，她认为没有表现出党的领导，应当把《东方红》和《国际歌》的旋律加进去。又说：“大合唱原歌词是王明路线的产物，宣扬一切要通过统一战线，《黄水谣》中说什么‘男女老少喜洋洋’，分明是美化国民党统治嘛！”

在江青审听完后，第三乐章《黄水谣》的标题改成了《黄河愤》，大家没异议。但对加上《东方红》《国际歌》，指挥李德伦表示不同意：“加上这些旋律就不是《黄河》了，让人感到不伦不类的。”但殷诚忠说：“我觉得首长说得有道理。这两首歌曲全世界都知道，一听就明白这是共产党领导的斗争，有政治高度，应该加上！”与刚从“牛棚”中被“解放”出来的李德伦相比，殷诚忠的意见自然占了上风。

这样被肢解改编的《黄河》已经失去了原来的味道，原汁原味的《黄河》是怎样的好象并不重要。殷承宗后来在说起段往事时也是对江青避而不谈，他说，《黄河大合唱》与《黄河》要一分为二地看待，它们是两个特别时期的产物，一个是“抗日战争”，一个是“文化大革命”，创作初期《黄河》共有两个版本，一个是“黄河颂版”，另一个则是“东方红版”。现在公开演出的是加进了《国际歌》和《东方红》旋律的版本。

殷承宗说，当初是一位工人给他写信建议加进《国际歌》的旋律，所以在后来的调整中，不仅加进了《国际歌》，也加进了《东方红》。令殷承宗意想不到的是，《东方红》和《国际歌》的旋律与《黄河》巧妙地融于一体，取得了特别的效果，表达出了最为强烈的感情。

殷承宗说，《黄河》的改编版也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认可，“在《黄河》演出当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在人大小礼堂演出的时候。那时候总理来审查，大家很激动。总理一直打拍子，最后他喊：‘是星海复活了’，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好久没有听冼星海的音乐了。”

1972年，中央乐团的交响乐在“革命样板戏”这个领域里，频传“捷报”。先是交响音乐《沙家浜》，后是钢琴协奏曲《黄河》，随后又马不停蹄上了钢琴伴唱《红灯记》。这被誉为“洋为中用”的典范和创举。由于这两部钢琴作品，殷诚忠成了“功臣”，江青为了褒奖他，专门为他从国外进口了一台高级钢琴，并亲自与国务院文化组组长吴德一起，当了他的入党介绍人。

**池鱼之殃，4年审查证清白

1973年，殷承宗加入中国共产党，被提升为中央乐团领导，又被任命为第4届全国人大常委。1976年四人帮垮台后，殷承宗随即被作为“四人帮在中央乐团的代表”，受到长达4年的政治审查，其中有10个多月的时间，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不能回家，也不能上台演出，甚至被禁止触摸钢琴。

在隔离审查的年月里，殷承宗每天写交代材料，几年下来足足写了三麻袋，“在临来美国之前这些材料退给了我，我用了几个小时才把这些东西烧完。”“ 在完全不能回家的10个月里头，我一直是用脑子练琴，以前弹过的东西一条一条背。我手小，就撑手，每天在桌子上划道，今天撑到这儿，昨天撑到那儿。我天天夹着吃饭的筷子，不让手缩回去。结果10个月出来以后，原来10度和弦弹不到的，手长大了都能弹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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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照片，文革时殷承宗演奏《黄河》时的情形)

殷承宗那时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失望和迷茫。他被隔离审查，连党籍都要重新考虑――谁不知道江青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好在这时李德伦站出来为他说了话：“殷承宗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党支部大会就讨论通过了他的入党申请，我是介绍人，只是党委没批。我证明，他的入党手续是完备的，绝不能说是江青拉进党内的。”

渐渐的，他的问题澄清了，属于受蒙蔽，跟着跑，没有什么罪行，党籍也保住了。4年后的1980年，他被宣布结束审查。1983年殷承宗移居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