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生活特稿/作者：谷青）时值2007年岁末与新年交替之际，因回国参加母校高教研讨会暨海外校友大会，我有幸对大洋彼岸那块令我魂牵梦萦的热土又有了一次亲密的接触。这次回国只有三个星期，时间短暂，只能马不停蹄、走马观花似的在苏州、上海、广州、东莞、深圳、武汉逗留了一番。这一路上的见闻及经历让我感慨系之，现择其要者，诉之笔端，以飨读者。

**特聘教授的话发人深醒

在回国参加母校的会议期间，有一位在大学时的同学，现为美国某大学的副教授，同时在母校当特聘教授、国家长江学者在大会上直言，国内搞科研的环境不好，不利于出成果。他举例说，他在美国定购实验用品，可以用信用卡，两、三天后就可以到货；在国内定购实验用品却需一、两个月才能拿到。这些类似的问题严重地影响到他的科研进程。

同时他还在大会上表示对校方的不满：他三年半以前回母校当特聘教授时，校领导曾答应给他一套三室一厅的住房，但是他到现在还暂住在一个60平方米的房子内。他太太和儿子现住在美国，一家三口经常分离，妻儿对他怨言颇多，使他不能安心搞科研。从1993年他到美国至今，他在国际上已发表79篇科学论文及书中的章节。而在国内从2004年6月他被聘为特聘教授至今，他没能以国内的科研成果在国外的科学杂志上发表一篇论文。长此以往，他将没法在国内搞科研了。

特聘教授、国家长江学者在大会上的一席话，让台下的人听了面面相觑，禁若寒蝉。我想，我那当特聘教授的同学之所以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当着校领导的面 “仗义执言”是因为他在美国还有职位，每年只在国内呆几个月的时间，在工作和生活上并不依赖领导才能生存。他要是对国内的工作状况不满意，随时可以拔脚走人，这种情况才能使他“无欲则刚”。在国内的学者、教授中，很少有人有如此胆量敢在大会上诉说对领导不满的话。

我并不想在此以偏概全，以此个别事例来否定国内聘请国外留学生中的人才回国担任特聘教授、长江学者的成效。但是，据我了解的情况而言，国内的高校在聘请国外的留学生回国担任特聘教授时存在着追求形式，没有讲求实效的弊病。

**政策研究者的话令人震惊

12月30日在苏州期间，我的另外一位大学同学特地开车将昔日与我们一起在大学干过行政工作的处级干部，现在国家某研究所搞政策研究的一位学者接来苏州与我们在苏州一高级饭店见面。席间把酒言欢，几杯白酒下肚后，头脑发热，酒后吐真言。此君先问我在加拿大的情况，听我说到我现在已是加拿大的公民后，大加赞赏，并告诫我说，千万不要回国工作。

我听后不觉一惊，鉴于他以前是我的领导，我没有反驳，只是静静地聆听教诲。

我昔时的领导毕业于国内重点高校文科专业，对政治、历史颇有研究，谈起中国近代史时如数家珍，连事件发生的年月日都可以讲得丝毫不差。他接着说，历史往往是重复的，中国现在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就像清朝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当年搞的洋务运动。

这种观点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虽然觉得有点新鲜，但却不以为然。我在心里想，历史往往会出现一些惊人的相似，但相似的事件不一定就会重蹈往日的覆辙。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世人有目共睹，国内搞政策研究的学者竟然视而不见，让我诧异莫明。

我委婉地说，我出国已17年多了，每一次回国都可以看到国内的巨大变化。现在在胡锦涛、温家宝的领导下，我觉得中国还会向更好的方向发展，国力会更强，人民的生活水平会更一步提高。我个人认为，胡温搭档是中国自建国以来最高领导人的最佳组合，我对他们二人的人格魅力佩服之至。

昔时的领导见与我话不投机，没有接着我的话往下讲。随后，酒席上的其他人转换了话题。

**对温家宝的评价不敢苟同

胡温上台执政后不久，我在加拿大碰到国内来的人，有机会就问他们对胡锦涛、温家宝二人的看法和评价。他们给我的回答竟然都是肯定的，从没有听到负面的答复。这次回国，如有机会，我也会向国内的朋友问这个问题。

出乎我的意料，我曾在不同的城市听到有人给我同样的回答：“温家宝的领导能力不强，他只会到处视察，经常流眼泪。”在不同的城市里听到同样的回答，说明这个说法在国内流传甚广。

对于这种说法，我实在不敢苟同。我推测，这种说法可能源自温家宝温文尔雅的形象，加上中国正在吞食以前国家政策失误导致人口众多的苦果，以及自1998年以来，在结构调整、体制转型、国企改革中出现了大量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失业等方面的问题，有人迁怒于温家宝。毫无疑问，温家宝是一位亲民的总理，他关心人民的生活，在老百姓最困难的时候，总能看到他风尘仆仆地出现在人民中间，并为贫民百姓多次流过眼泪。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语出鲁迅《答客诮》一诗，“怜子”在此借喻温家宝爱民如子。）温家宝到处视察说明他关心老百姓的疾苦，经常流眼泪说明他心地善良，是一个极富同情心的人。尤其是SARS在国内流行期间，温家宝亲自到医院看望病人，置个人生死于度外，难道这种国家领导人还不够让人钦佩吗？

至于温家宝的领导能力，当年温家宝作为中央办公厅主任和其他领导人陪同当时的赵紫阳总理到天安门广场看望学生后，其他领导人全都受到政治的牵连，惟有温家宝毫发无损，而且平步青云。这除了说明温家宝不介于政治的派系斗争外，还说明了他的能力。

1998年长江发生特大洪水，温家宝作为国务院副总理在前线担任总指挥。当时湖北省汛情告急，不少官员要求炸毁荆江大堤，分洪以保住省会武汉市。当时的朱F基总理已下令做好分洪准备，中央政治局授权温家宝作最后的决定。如果炸堤，武汉上游的公安县将成为泽国，40万人无家可归，但温家宝不必承担任何政治风险；如果不炸堤而最终结果是武汉被淹，他将难辞其咎。温家宝在听取专家意见后，决定不炸堤，继续固守大堤。

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正确，作出了正确的决策。从这个事例可以看出，温家宝是一个擅长听取不同意见，敢于承担责任，善于解决疑难问题的领导人。

另外，在温家宝就任总理期间，中国的经济蒸蒸日上也是说明他的工作能力的最好例证。

**苏州的交通“K不忍睹”

元月一号，苏州的一位同学打电话告诉我说，有同学从徐州和昆山赶到苏州来看我，现已住进观前街附近的一宾馆内。我听后立即坐出租车赶往那里。没想到苏州的交通实在是太拥挤，越是急着要见同窗，出租车越是开得慢。快到两位同学住的宾馆时，汽车因为拥挤竟然停在路上。出租车司机为了省油，干脆把车子的火给熄了。我立即要求出租车司机把我放下车，自己走到宾馆去。

苏州的交通差到了“K不忍睹”的地步，虽然据出租车司机说是因为修路的原因，但缺乏管理却是不争的事实：在交通状况如此恶劣的情况下，我竟然没看到有警察在疏导车辆，以舒缓堵塞的交通。为此，我曾戏谑地问出租车司机，苏州的警察是不是罢工了。

还有我坐另外一辆出租车的情景在我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因赴约与我以前教过的一些学生见面，晚上8点钟在苏州最繁华的地带观前街附近等了近半个小时才有机会拦到一辆空出租车。上车开到观前街人民商场边上一条繁华的交通支干道上，竟然有一辆私家车停在路中间。车上没人，也没有紧急灯闪亮，似乎有人故意将车停在路中间制造交通混乱。

汽车和行人在那里被挤得水泄不通，我坐的出租车司机因对面有一位开车的女司机挡住了他的去路而下车大骂。但交通实在是太拥挤，大骂也解决不了问题，因为那女司机开的车实在是无法动弹。出租车司机看到旁边有一条单行线的小路，于是开进那条路，逆向行驶，然后进入另外一条大路将我送到目的地。出租车司机得意洋洋地对我说：“你看，还是我聪明吧。”我哑口无言，不知道是该赞扬，还是该批评他。

**到广东犹如刘姥姥进大观园

回国期间，我曾应多位在广东工作的同窗之邀到广州相聚。乘飞机抵达广州后，在出口处见到接我的老同学，他现在位居院长。我见到他时以开玩笑的口吻说：“郭院长，我从乡下来看你了。”

我说这话的原因是，从上海到加拿大的留学生说多伦多就像农村一样。另外，我出国多年，对国内的一些情况不熟悉了，就像乡下人进城一样。比如，这次回国在苏州坐公交车时，因没见售票员，我拿着钱交给司机。司机对我大声吼道：“把钱投到门口收款的地方，交给我干吗。”我戏言道：“对不起，我是从乡下来的，今天是第一次坐汽车。”

郭院长的司机开车将我们带到一高级饭店，只见里面已有6位昔时的同窗，其中有一个是从美国回母校开会的同学，还有一个是从渥太华回母校开会，以前带过我们的实验课，比我们早两年毕业的校友，我和同学们都称他杨老师。我与大家一一问好后，入席就坐，酬酢甚欢。

宴毕，有人提议“泡脚”。老实巴交的我，移居加拿大多年，因长时间没见过国内的世面，不知其深浅，以为这“泡脚”与黄色有关，早已吓得瑟瑟发抖。我声音发颤地问道：“这泡脚没有其它的名堂吧”。我得到同窗们的肯定答复，而且看到“泡脚”的地方没有门，只是几张躺椅并排围成一个包间，料定也不可能有其它名堂后，才敢坐到躺椅上脱下鞋袜把脚放在装有药水的桶中。

泡完脚，夜已深。有一位在东莞某公司当老总的曾姓同窗热情地邀请我们到东莞去玩，于是我们一行八人驱车前往东莞。广东毕竟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广州开往东莞的路上在半夜12点钟汽车仍然川流不息，甚至偶尔还有堵车的情况发生。

在开车途中，曾总说把我们带往东莞去按摩，我们的话题随之变了颜色。那位从美国回国的同窗说：“男人受到年轻美貌女子的诱惑，很难控制住自己，恐怕连胡锦涛也把持不住。”我接过话题说：“那不一定，道德观在这时还是起一些作用的，所以历史上有柳下惠坐怀不乱的典故。”

我们开车到达东莞的一高级宾馆，里面的陈设与装潢决不亚于四星级。看来曾总是这里的老熟人，不用在宾馆大厅前台登记就把我们直接带到宾馆的3楼。曾总在走廊上找到一位穿宾馆制服的男子，讲了几句话后就把走在我前面的几个同学一一安排进入单人房间。

这时，大约有十位穿桔红色上衣短裙、衣着暴露的年约20岁年轻女子鱼贯般地进入我们这边的走廊，从那些女子的排列整齐及走路的姿势可以看出她们都是训练有素的。

我一看这阵势，心里不安起来，急忙向身边的一位同学问道：“这些按摩女的衣服怎么这么暴露？”同学含蓄地对我说：“这按摩有很多不同的项目，最高级别包括全方位的服务，客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

我一听就感到这按摩有名堂，急忙追上走在前面的曾总，对他说：“这按摩我不要了，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阵势，现在有点胆怯。”

曾总毕竟是见多识广之人，在社会上历练了20多年，各色人物都见过，知道世上有我这等人存在，丝毫没有强人所难的意思。他语气平和地对我说：“你先到一楼大厅等我，等我把他们安排完后再来找你。”

我听后像得到特赦令一样转身就跑。不料，我的另一个当市场营销经理的刘姓同学喊着我的名字朝我走来，我只好停下来。刘经理走到我面前对我说：“这么好的事你干吗走啦？按摩在这里很流行，很受欢迎，你不妨试试。”

我回答说：“对不起，我长这么大，除了我老婆外，我从来没有和其它女人单独在一起呆过。现在的环境让我很不适应，请你不要强人所难。”刘经理听我说完，立即放开拉着我的手。我趁机跑到电梯面前按电梯下楼，怕他改变主意似的。

在宾馆一楼大厅等了约半个小时，曾总领着杨老师下楼来到我的面前。我笑着问：“杨老师，你怎么也下来了？”杨老师一脸窘相地回答我说：“我说话，那些按摩小姐都笑我。”我好奇地问：“你说些什么哪？”

杨老师不肯回答，我也不好再往下问。我估计，杨老师从加拿大回国，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言谈举止都不符合那个场合的时宜，自然就有笑星的效果引人发笑了。

曾总带我们走出宾馆，开车将我们带到一家四星级宾馆，其规模、设备和装潢比起我在美国开会时住的高档宾馆毫不逊色。第二天，曾总开车到宾馆，打电话给那五位享受了按摩的同窗到我们所住的宾馆来吃早饭。早餐每人10元，是自助餐，食物，饮料，水果十分丰盛，中西餐结合，应有尽有。比起上海机场的80元一杯咖啡，武汉街头餐馆6元一碗的粉条算是很便宜了。

在东莞高级宾馆内可以吃到这么丰盛而又便宜的早餐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我后来问曾总宾馆的房间收费标准，曾总告诉我说是每晚380元人民币。我想，宾馆可能把部分早餐费算到房间费内了。不然的话，那样丰盛的早餐只收10元，肯定会把老本赔光。

在一起吃早饭的过程中，大家心照不宣地绝口不提昨晚按摩的事。

吃过早饭，曾总带我们到他的公司参观。参观完毕，广东的同窗开车回家。曾总开车送我们三个从国外回国的人到深圳游玩。看了深圳的中英街及罗湖海关，要不是我的中国签证是single entry，曾总就要带我们到香港去玩了。

**国航的服务差强人意

这次回国，到了几个城市，游兴未尽，乐不思蜀，因为昔日的同窗和家人把我当钦差大臣一样“侍侯”着。但梁园虽好，却非久留之所。转眼就到了我定好回程票返回多伦多的日子――元月16日。

元月15日晚上7时许，我收到一位在苏州的同学给我的电话，告知我他收到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短讯，他帮我买的从武汉到上海浦东机场中国国航机票的航班被取消了，航空公司让我与武汉天河机场联系改乘其它航班的事宜。

我立即拨通武汉天河机场的电话，询问16日上午10点10分飞往上海的航班是否取消了，接电话的小姐回答说不知道。我接着问：“是中国国航通知我的，你怎么不知道？”对方回答说：“你的航班是否被取消要明天早上7点钟以后才能知道。”

我一听就知道再与她多说也无济于事，于是挂掉电话，上网查找有关信息。在网上找到中国国航在武汉办事处的电话号码后，我立即打电话。电话拨通后，很长时间没人接。我想，可能他们早已下班。

从晚上7点多钟收到我的航班被取消的消息后就忙着查机场的网站，给机场打电话，然后查找国航的电话号码并打电话，忙到晚上十点多钟却一无所获。因我坐飞机到上海是要在当天转乘美国航空公司经芝加哥到多伦多的飞机，而且天气预报报道明天下雪，更加担心赶不上从上海起飞的国际航班，于是决定第二天起大早坐车到机场赶乘早班的飞机。

早7点钟赶到机场，找到问讯处，询问航班是否取消。问讯处的人给了我肯定的答复，并让我到中国国航的柜台前去办理改航班的手续。

找到中国国航的柜台，竟然没有人当班。原以为会有很多人在那里排队改签，但是那里却空无一人。向旁边一位其它航空公司的小姐询问，小姐告诉我，他等一下才能到，如有急事可以打电话给他，他的电话号码在柜台上。

我这时才发现中国国航的柜台上放有一个做工精致的黑牌子，上面印有两个电话号码，让顾客有事打电话。在我的想象中，国航的柜台上没人当班是上班的人因私事耽搁未能赶来上班，现在看到做工精致、印有电话号码的牌子，说明国航的柜台上没人当班是国航知道并认可的。我对国航的这种服务质量的不满油然而生。

站在我旁边送我上飞机的姐夫告诉我说：“国航在国内的航空公司中是老大，这就是老大的派头。”

我按牌子上显示的电话号码拨通电话，告知接电话的人，我是CA1979航班的乘客，我乘这趟飞机到上海是转乘国际航班经芝加哥到多伦多的，国航取消航班就必须立即帮我办理改乘其它航班的手续。

国航接电话的人问我的国际航班在上海的起飞时间，我回答说是下午6点钟。对方回答说，我帮你安排1点钟起飞的飞机，应该能赶上你的国际航班。我说，请你安排更早的航班，我担心会下雪。对方告诉我最早只有上海航空公司上午11点10分起飞的航班，请你十分钟后到十号柜台办理登机手续。

十分钟后我到十号柜台办理了登机手续，乘上海航空公司航班飞到上海，转乘国际航班飞到芝加哥，而后转机顺利地到达多伦多。

**结束语

我在国内从苏州坐汽车到上海，途经苏州工业园区，以及我从东莞坐车到深圳的路上，那里现代化建筑及道路两旁的绿化让人赏心悦目，叹为观止。我深信，那些景观即使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中也堪称佳作。

然而，我回国游览的几个城市，除武汉的经济发展略嫌不足外，都是经济发展处于前列的城市。国内经济发展不均衡，偏远地区和农村还处于落后的状态，贫富差距悬殊。在西方发达国家，富人、中产阶级和穷人呈正态分布，即中产阶级占重大比例，富人和贫困阶层只占小部份。西方国家中众多的中产阶级是社会稳定的因素。而在中国，富人和中产阶级只占小部份，贫困阶层却占有重大比例。众多的贫困人口是中国社会安定的重大隐患。中国高层领导人现已意识到这一问题，提出了以人为本、和谐社会领导理念或方式，用社保、低保等国家政策来保障贫困阶层的基本生活。

虽然中国在国际上是位居第四的经济大国，但中国人口众多，中国人均GDP的排名却在100位左右。据国家统计局在2007年4月公布的统计结果，2006年全国城镇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21001元，折算成美元，国内城镇职工年均薪酬已接近3000美元――这只是先进国家人均月工资的水平。所以，中国在全面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方面还有一段很艰难、漫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