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多次会见过从国外回来探亲的藏胞,，曾问过他们，你们在国外，对1959年3月10日发生的叛乱的原因，究竟是怎样理解的。他们异口同声地说：那是因为当时西藏军区要把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原西藏地方政府）的主要官员抓上飞机送到内地。29个年头过去了，至今在西藏，不但青年人不了解事件的真相，连老年人也不甚了了，仍然处在谣言欺骗之下。制造谣言者又是佛教徒，这就更加不幸了。我作为这一事件的目击者，历史的见证人，对事件的内幕了解得清清楚楚。

1959年3月10日上午8点多钟，西藏拉萨街头一片混乱，人们哭喊着奔走相告：“到罗布林卡去保护如意至宝（此处指达赖喇嘛）吧！汉人要把他劫走了。”这喊声对笃信佛教的藏族人民简直是一声炸雷。于是，人们怀着震惊、惶惑、恐怖的心情，涌向罗布林卡，以保护达赖为名，包围了罗布林卡，揭开了武装叛乱的帷幕。这就是后来不久发展成为大规模全面武装叛乱的1959年“3月10日事件”。

按照藏族传统习俗，每年藏历十二月二十九日是“破九”，在布达拉宫举行“破九跳神大会”。和平解放后，每年“破九”都邀请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的领导同志去看跳神。1959年（藏历土猪年）“破九跳神大会”时只有西藏军区政委谭冠三和副司令员邓少东在拉萨，他们应邀前往布达拉宫。达赖喇嘛在他的卧室会见他们时主动提出：“听说西藏军区文工团在内地学习回来后演出的新节目很好，我想看一次，请你们给安排一下。”谭政委和邓副司令员当即欣然应允，并告诉达赖喇嘛，这事很好办，只要达赖喇嘛确定时间，军区可以随时派出文工团去罗布林卡为他演出专场。达赖喇嘛说，去罗布林卡不方便，那里没有舞台和设备，就在军区礼堂演出，他去看。

事情就这样说定了。谭冠三和邓少东从达赖喇嘛的卧室出来，回到噶厦专为他们看“跳神”设置的坐处时，把这件事告诉了在那里的全体噶伦（原西藏地方政府的主要官员），他们都知道这个过程。后来，因为达赖喇嘛要考“格西”（意译为善知识，是在僧众大会中辩论佛教经典考取的学位），去军区观看文艺演出的时间就这样拖了下来。

1959年3月9日下午3点钟左右，西藏工委统战部李佐民同志到我家告诉我，达赖喇嘛决定3月10日去军区看文工团演出，并转告达赖喇嘛的意思说：“噶厦官员明天不用到罗布林卡了，可直接去军区礼堂等他。”怎么这样安排呢？按一般规矩，这类活动，噶厦官员都应先到罗布林卡，然后随达赖出行。我觉得情况有些不正常，预感会出事。

我就对李佐民说：“这几天拉萨很乱，匆忙决定达赖喇嘛到军区看文艺节目可能会出现麻烦。”李佐民说：“现在已经没办法了，看文艺节目是达赖喇嘛亲自定的时间，不好改变，只好这样了。”不到10点钟，西藏军区副司令员、西藏地方政府噶伦兼藏军总司令桑颇•才旺仁增径直坐车去罗布林卡，在距罗布林卡不远处被石头打伤，立即被送到德吉林卡印度驻拉萨领事馆的医务室进行了包扎。10点钟以后，帕巴拉•格列朗杰的哥哥堪穷（西藏地方政府里僧官的衔名，相当于四品官职）索朗加措被叛匪打死在罗布林卡门口。很明显，达赖喇嘛不可能到军区看演出了，我们也不可能去罗布林卡了，我就从筹委会到了军区。

这就是1959年“3月10日事件”的起因和全过程。至今在国外藏胞中的大多数人仍然被蒙在鼓里，可见这个谣言误人之深，流传之广。至于当时他们为什么要制造这个谣言，说穿了就是为了以此欺骗群众，发动武装叛乱，以反对民主改革。

1956年底至1957年初，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应印度政府邀请，去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2500周年纪念活动。当时正在印度访问的周恩来总理亲自给达赖喇嘛面交了毛主席的亲笔信，达赖喇嘛认为六年不改的方针以及周恩来总理讲的许多问题都很好。

当时，我作为西藏地方政府噶伦，也是达赖喇嘛随行官员之一。我们随行的主要官员认真讨论了周总理同达赖喇嘛的谈话后认为，在西藏从和平解放到1956年，在贯彻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达成的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方面，没有任何违背协议的地方。因此，对西藏工作提不出任何意见。但是在康区和甘青等藏族地区的民主改革中，有一些不好的做法，希望中央予以重视并认真纠正。周总理采纳了这个意见。当时不存在西藏搞叛乱的任何理由，因此，1959年在西藏发生的叛乱是毫无道理的。这次叛乱并不是中央政策和中央造成的，而是少数上层反动分子自己搞起来的。

至于现在拉萨骚乱分子又喊出了“西藏独立”的口号，这更是荒唐的。西藏是不是独立的，无论从汉文、藏文的史书记载中还是从现存的许多历史文物里，如皇帝赐给西藏统治者的印信、金册等，都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吐蕃同唐朝有了一种亲密的关系，从元朝开始，西藏正式纳入中央政府管辖，至今已有740多年。这就是说，所谓“西藏独立”完全是毫无根据的。

1959年叛乱以后，西藏紧接着进行了平叛和民主改革，开始了各种建设，从这件事的结果看，西藏社会是前进了一步，人民解放了。（摘自《中国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