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生活特稿/权陈）抗战期间，巴金先生回到四川重庆，写了中篇小说《憩园》。《憩园》中的“我”――黎先生，回到重庆，寄居在老同学姚国栋的“憩园”府上，继续作他的写“小人小事和悲剧”的生活。

其间，他知道了“憩园”的前主人的家道中落，他看到瞎子夫妇的卖唱就联想到他未完成小说中的老车夫和瞎眼女人，他也经历了“憩园”的前主人之一――杨梦痴和姚国栋以及死去的前妻之子小虎，小虎的死给他带来的感伤。

“我”是一个不爱金钱，而重视理想的人。这原因就好似巴金先生在后记中些的：他不认为文人比商人清高，唯一的原因是他不爱钱。钱不会给他增加什么。谁见过保持到百年、几百年的私人财产？保得住的倒是在某些人看来极渺茫、极空虚的东西―理想和信仰。

当然，今天的中国人大都不这样看，因为受了重商主义的洗礼，并不认为金钱和理想之间有什么矛盾；他们有的人出了国，也看到有百年世家的财产（虽然极少）；如果说他们的人生观有挣扎，则可能是理想和信仰之间的挣扎： 几百年的私人财产又怎样呢？在过去梦想中的“地上天堂”北美有了“三大件”（北美大学学历，大屋子，大公司）又能怎样呢？这些对自己来说是有永a价值的吗？其实遥想当年的巴金和中国文人，我们也可以问一问：有几篇文章能流传千古呢？而千古和永a又相距何其远啊！

姚国栋是个靠祖上留下的土地产业过清闲日子的富人、好人。他好客，请老同学在家里住下；他爱才，不嫉妒有名气的朋友；他有度量，不太计较别人的冒犯；他也爱太太，不是个寻花问柳之徒；当他知道杨梦痴入监做苦力后，他有怜悯之心，花钱托人要保这个和他没有什么关系的人出来；他也是性情中人，爱看戏，喝了酒后滔滔不绝向朋友讲他的报负，他的得意和不得意。今天的一些中国商人，是在“与天、地、人斗，其乐无穷”的亢奋中、是在“批判孔孟的仁礼道德”的运动中、是在“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的价值观中、是在“适者生存”的人生哲学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对人，对己，很难有一颗自然平常心。

姚国栋什么都好，就是教育不好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小虎十二、三岁，不爱学习，喜好赌钱、看戏、摆阔、逃学，不尊重父母，和W人对骂娘；他很“聪明”，晓得区分贫富并嫌贫爱富，懂得察言观色，利用矛盾。他娘死得早，娘家里的人宠他，纵容他，教唆他为难那爱他的后娘，老老少少的人性的恶催化著他。

黎先生很看不惯，几次劝老姚严格管教，但老姚对怎样教育他很有信心。儿子要赌钱，他就慷慨赞助，还说自己有钱，不怕儿子赌钱和不读书；儿子不好好学习，他认为爱玩的小孩活泼，爱读书的小孩反而不行；他迁就纵容儿子，还为此给要管教儿子的太太吵架；他的教育哲学是对孩子有求必应就是爱。最后，任性刁顽的小虎死于溺水。

今天一些移民家庭，父亲很少和孩子交流，见面就是有求必应，慷慨解囊；认为北美是自由发挥，海阔天空之处， 孩子会“水到桥头自然直”；母亲是大事等著丈夫来管，小事认为一没有关系；夫妻在教育孩子上还不同心，甚至争孩子的宠；结果孩子是步步进逼，利用矛盾，不断地越界。

小说中的姚太太是个细腻、善良，可亲近的漂亮女人。姚太太和丈夫的感情好，对W人们也很好，但在教育小虎上，受著来自小虎和他的亲娘的家人，以及丈夫的夹板气。她理解黎先生，对他说：“你们小说家看事情比平常人深得多……，我想你们的生活也很苦，看得太深了恐怕还是看到痛苦多，欢乐少。”她爱读他的小说，但对他正在写的老车夫和瞎眼女人的悲残结局不忍心，她说“人世间的事情纵然苦多乐少，不见得事事如意。可是你们写小说的人却可以给人间多添一点温暖，揩干每只流泪的眼睛，让每个人欢笑”。

黎先生被她的话所震撼，他觉得他把自己关在一个小世界中，自私地活著；他的写著总是善良、热诚、不幸、好心、正直、纯洁人的不幸和悲剧，缺少希望的热力。姚太太也关心黎先生，后者对她有了一种感情，他寻思：这不止是同情，也许不是爱，但是那样一种心情，只想给她带来幸福，让她的脸上永远有灿烂的微笑。

巴金先生在后记中也记下姚太太对“我”的另一席话：我的心跟别人的心挨在一起，别人笑，我也快乐，别人哭，我心里也难过。我在这个人间看见那么多的痛苦和不幸，可是我又看见更多的爱。我仿佛在书里面听见了感谢的，满足的笑声。我的心常常暖和得像在春天一样。活著究竟是一件美丽的事……。

黎先生纠正姚太太的最后一句话说：活著为自己的理想工作是一件美丽的事。但姚太太却回答说：这是差不多的意思……。她听过一次教堂的英国女医生讲《圣经》中的一句话：牺牲是最大的幸福。她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帮助人，把自已的东西拿给人家，让哭的发笑，饿的饱足，冷的温暖。她觉得那些笑声和喜色就是最好的酬劳！

的确，我不得不思想他们的对话，理想的工作和爱的牺牲是不是一回事呢？爱的本质是什么呢？爱是否仅仅能靠笑声和喜色的酬劳来维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