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荣，旧上海叱咤风云的人物，连蒋介石都曾经投靠其麾下，后来拿起扫帚，在大世界的门口打扫卫生，成为当时的一条爆炸性新闻。）

利用租界与华界鼎立的特殊社会背景，黄金荣脚踏黑白两道，左右逢源，是上海滩的世富和流氓大亨。1949年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之际，黄金荣面临人生的最后一次抉择。最终，黄金荣留了下来，“以不变应万变”是他的处世信条，反正来日无多，听天由命吧。

黄金荣的“三件套”

中共建政初期，黄金荣蛰居上海，不少人以为黄金荣早已逃往台湾或香港，或被中共逮捕入狱。当时的上海政府也没有闲暇来管他，因此黄金荣也过了一段平静安逸的日子。

以抽大烟来说，政府虽有明令禁止，但黄装糊涂，照吸不误，而且家中藏了大量上好的大烟土，据说“足够他后半世之吸食”。虽然有人举报，但一直没人去管他。

不光大烟，黄金荣每日白相三样东西：吸大烟、搓麻将、下澡堂。他对人说，这“三件套”是他最大的享受，不管是国民党当权，还是共产党天下，都是如此，要陪他到老死。他能留在上海不走，这“三件套”也有一半功劳。

当时黄家上上下下二十多口人，都住在龙门路均培里一号，这是黄金荣发迹后造的一幢三层洋房，附近房屋大多由他的门徒租住。除夏天避暑去漕河泾黄家花园(现桂林公园)住一段时间外，黄金荣一直居住于此。

这时黄家的排场还是不小，堪称大家庭，常住人口情况如下：

大媳妇李志清(大儿子已死)、二儿子黄源焘、孙儿孙媳两位、门警两个、女佣三个、男佣五个、司机两个、三轮车夫一个、烧饭师傅两名等，这时尚且如此，想见他鼎盛时的威风，更是如何了得。加上来来往往的旧友、门徒，谈不上车水马龙，但也颇不寂寞，一天开饭五六次，是稀松平常的事。无论如何，麻将搭子总归凑得齐。这似乎比远在香港的杜月笙，只能听孟小冬的京剧清唱，显得略胜一筹。

以租金收入维持生计

中共这时还允许黄金荣照常经营他的产业，如大世界、黄金大戏院、荣金大戏院等，每月都有一笔不菲的收入。据说黄金大戏院，就出租给了华东文化部下属的大众剧团，每月收入约数百万元。黄金荣还有几处房产，也都由门徒承包，对外出租，租金数目可观。黄金荣已无心思去管这些产业，或者交给门徒经营，或者由二儿子黄源焘打理，钱一时还可以应付。

1951年初，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后，黄金荣的日子开始难过起来，市民甚至自发涌到黄宅门口，要求他出来接受批斗。一封封控诉信、检举信，如雪片般飞进上海市政府和公安机关，恳请政府作主，为民报仇雪恨。

偏偏这个时候，公安局又得到情报，说黄金荣家中藏有枪支。

此事非同小可，公安局马上派人找黄金荣谈话，责询有无此事。黄金荣一脸无辜，连连否认。后来查明，黄家确有一批枪支，黄金荣也可能确不知情。这批枪支弹药是黄源焘所藏，因其曾任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大队分队长。

公安局派人抄出武器，计有长短枪十枝，其中两枝已锈坏，另有子弹数百发，日本刀数把。

时值镇反高潮，黄家匿藏武器案的反响可想而知。黄金荣本人真正感到了恐惧，他担心政府随时会来抓他，甚至会真的枪毙他。他彷徨徘徊，只好整日关在家中，束手待“毙”。

不动黄金荣的原因

实际上，对于上海的帮会人物，中共在上海解放前夕，已有明确的方针，即只要他们不出来捣乱，不干扰上海解放后的社会治安，老实接受改造，就不动他们。特别是对于黄金荣、杜月笙这样的帮会头面人物，“观察一个时期再说”(刘少奇语)，目的是“努力使上海不乱”(周恩来语)。

上海市长陈毅和分管政法工作的副市长潘汉年，认为黄在没有逃走，没有破坏，说明至少对中共不抱敌意。他现在不问外事，就不必把他当作专政对象，只要他表示态度就行。这也就是为什么上海解放后，一直不动黄金荣的主要原因。

勒令写悔过书

不久，上海市人民政府委派盛丕华、梅达君、方行三同志为代表，出面召见黄金荣，向他说明既往政策不变，但希望他能写“悔过书”公开登报，老实认罪。

针对围绕着黄金荣的诸种情形，有关部门作了三点指示:

1、如此多的革命群众检举揭发黄之罪行，要求对黄采取行动，说明民众觉悟很高，对政府信任；

2.对黄金荣的处理，为照顾策略，宜以削弱其实力，分化瓦解其组织为主；

3.对于黄金荣本人应责令写悔过书公诸报端，向民众谢罪，由民众“裁判”。

1951年5月20日，上海《新闻报》《文汇报》刊出了《黄金荣自白书》，自称“自首改过”、“将功赎罪”，“请求政府和人民饶恕”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