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回顾一下30年穿过什么，每个人的脑海都会浮现出一片一片记忆的碎屑，无论怎样摆放，都合不成一部完整的怀旧黑白片子。
　　
不如换一种方式来怀旧吧！不同性别，不同职业，不同身份的你我，从什么时候开始，穿得不一样了呢？
　　
这样勾勒出的三十年前，是一个“衣同装”的年代。人人穿得单调，整齐划一，将时尚、将自己统统藏压箱底。谁会想到30年后，女人居然要穿出女人味，蓝白金领居然能代表完全不同的社会地位，一辈子居然要扮演那么多不同社会角色，要换那么多不同的服装……
　　
当人人拥有了穿出自己的权利，你才是你，我才是我。

所谓性感，无非是男人有男人味，女人有女人味。别说性感，仅仅是穿出性别来，我们就曾经历了几次有意思的革命。

当革命不分性别：不爱红妆，只爱武装

列宁装是女干部的标志性服饰，“列宁装”–革命热情裹住女性身体。列宁装，这种双排扣的西式上衣因属于革命领袖列宁所钟爱的服装，而成为布尔什维克的身份标志。在1949年革命后的中国，阴差阳错地变成了女装。对于女性而言，“无产阶级”革命不仅是政治上的“无阶级化”，同时也是一场“无性别化”的革命。从革命的禁欲理念来看，制服是一种乌托邦服装：严谨、刻板和整齐，保证了乌托邦的纯洁性。它以掩耳盗铃的方式，试图将性别特征和性感归于视而不见，甚至消失。但在密封的制服包裹的下面，始终埋伏着女性的危险的身体，她是对男性革命道德的严重挑战，也是对男性想象力的考验。

当性别意识在觉醒：你潇洒，我漂亮

喇叭裤逆反的剪裁，过分凸显了臀部线条，有严重的色诱嫌疑。更要命的是，喇叭裤已经不分男女，拉链一律开在正前方。过去，女装裤从来奉行“右侧开口”路线。绝大部分国人将此裤视为“不男不女，颠倒乾坤”的恶物，不少人站在政治高度上谴责它是“盲目模仿西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裤腿长及脚跟部，需要鞋跟加高的皮鞋相配，否则裤腿难免拖泥带水。高跟皮鞋的出现也就顺理成章。喇叭裤与其他的“文化走私”品—蛤蟆镜、收录机、迪斯科和邓丽君的歌声等一起，构成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市井文化的怪异景观。

比基尼与“形体革命”：全国只有四个女人敢穿着比赛

1985年8月，全国体育界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国家体委规定，参加第四届全国健美比赛的女运动员，必须穿三点式泳装。结果，偌大一个中国，竟没有一个城市敢领先。最后，第一个穿着三点式在选拔赛上成功地登台亮相的，竟是广东省的体育健美专业户熊国晖培养的四名女运动员。因为，他不需要那么多的研究、请示、汇报。这就是在今天已经极为平常的比基尼首次在国内亮相。

多少年来，封建思想的幽灵顽固地盘桓在中国人的脑海中。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从一而终的封建礼教，穿衣不能露出皮肤，笑时不能露出牙齿的陈规陋习，如同一道道镣铐，紧紧地束缚在中国女性的身上。即使时间已跃进到80年代，即使改革开放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别样的世界，即使我们已拥有了众多女政治家、女教育家、女企业家等中国女性的骄傲。

西方有句俗语：“比基尼告诉我们生活中最美好的事物就是自由。”对于80年代的中国，“女性的形体不能袒露于众”—这种观念如同最后一道镣铐，仍然紧紧地锁着国人的心。

口红与“美色革命”：中国女人也可以亮出朱唇

美国《布富斯》评价羽西：“她用一支又一支口红改变了中国人的形象。”羽西的《世界各地》轰动一时，不仅让国人全新认识外面世界，同时也将注意力集中到羽西身上。尤其是女性观众，她们惊异的发现：羽西的嘴唇为什么这么好看，羽西的睫毛为什么这么长，羽西的气质为什么会那么好？这恰恰给了羽西一个新起点—中国女性怎样美丽。

皮尔卡丹与“时尚革命”：模特舞台走秀，观众请勿转身

想在当时的“文化沙漠”里种出时尚，一方面需要一个布道者，另一方面需要一个冒险者，皮尔・卡丹将两者结合起来。1979年，法国服装设计大师皮尔・卡丹应邀首次访华，并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一场服装观摩会。观摩会上有这么一个细节：当一个金发美女面对观众停住脚步，突然兴之所至地敞开对襟衣裙时，台下的人们竟像一股巨浪打来，身子齐刷刷向后倒去。

当性感也有“中国式”：女人漂亮了，世界才更美好

张曼玉的花样旗袍：“买碗面也穿得这么漂亮？！”即便我们中的更多人没有机会像巩俐那样展示国色，也可以在寻常的日子穿一袭旗袍。不妨再回到《花样年华》里看看：半鬈着烫发，已经不很年轻的张曼玉穿着浅蓝格子的旗袍，滚边的元宝立领，蝴蝶状的盘扣，一只保温桶拎在修长的手中，沿着古老的台阶悠然走去。你也许会和那位房东一样带几分妒意地说：买碗面也穿得这么漂亮。

中国旗袍，使得旧元素正在成为新时尚。现在旗袍的款式非常时髦，颜色也很亮丽，你还可以根据不同的场合选择旗袍的长度，比如正式的场合可以穿较长的旗袍，而周末的酒会可以穿长度在膝盖之上的旗袍。传统重回流行舞台，旗袍正作为中国传统服装的代表被重新热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