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说：1 、1952年发行的新中国第一套体育邮票《广播体操》，票面就是第一套广播体操的分解图。2、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体育宣传画。3 、第五套广播体操唱片）

从1951年新中国第一套成人广播体操颁布开始，中国已经先后颁布了8套成人广播体操。广播体操的历史是中国群众体育运动的缩影，更蕴含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青春记忆。回首广播体操50多年来走过的足迹，或许更能帮助我们理解体育的根本宗旨：让更多的人在运动中强健身体。

**“杨烈报告”

1950年年底，一份手写的报告递交到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委会，内容是建议新中国创编一套全民健身操。打报告的人叫杨烈，当时是体总筹委会的秘书。

这个主意并非心血来潮，而是杨烈在出国访问中受到的启发。那一年8月，体总筹委会向苏联派出了第一支体育代表团，杨烈是12名成员中唯一的女性。

那个时候，新中国的体育事业刚刚起步。全国体育总会还没有正式成立，只有一个筹委会在代行职责，由团中央直接管理，工作人员也只有几名。

放眼当时新中国的体育事业，更没有任何基础可言。一无场地，二无器械。而体育管理经验和人才的缺乏则更为关键和紧迫。为此，体总筹委会借苏联部长会议体育委员会邀请之机，向苏联派出了新中国第一支出国访问的体育代表团，希望学习并效仿当时苏联的体育制度。

中国体育代表团详细了解了苏联开展各种体育活动的经验，并总结出20多种考察材料。苏联的“劳卫制”给了中国体育代表团成员很大启发。“劳卫制”是个简称，全名叫“准备劳动与保卫祖国体育制度”。即通过运动项目的等级测试，促进国民特别是青少年积极参加各项体育运动，以提高身体的体力、耐力、速度、灵巧等素质，按年龄组别制定达标标准。这其中，便包括一套劳卫制体操。这种独特、而且便于大范围推广的运动形式让杨烈深受启发。

杨烈的报告提交到体总筹委会，建议创编一套全民健身操，以此来动员人们参加体育锻炼，以提高全民族的身体素质。她的这个建议，恰好与新中国成立之初，把发展群众体育运动放在首位的思路不谋而合。所以，杨烈的报告很快便得到了批准。

**“辣椒操”和刘以珍

创编一套全民健身操，这在中国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杨烈想起了同在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委会的同事刘以珍。刘以珍是北师大体育系科班出身，曾学过日本的体操，刘以珍欣然应允。

今年已经86岁高龄的刘以珍老人回忆说，要说起自己做体操的历史，可有些年头了。早在上大学期间，刘以珍就开始做一种“辣椒操”了，还曾经在全校做过推广。刘以珍所说的辣椒操，是一种从日本引进的，有音乐伴奏的徒手操。

1928年，日本人颁布了日本第一套全民健身操，这套操是通过广播电台播放的音乐指挥大家一起做的。因为广播电台覆盖面非常大，所以全国各地的人都可以在同一时间、不同地点收听广播音乐做体操。日本人因此亲切地把这种体操叫做“广播体操”。

随着来华日本人的增多，“广播体操”被带到了中国。日语广播的发音，非常类似汉语的“辣椒”，因此中国人就把这种体操称作“辣椒操”。为新中国创编一套全民健身操，何不借鉴日本的“辣椒操”呢！刘以珍琢磨了起来。

“全民健身操运动的目的，是让人们在清晨起床之后，简单地活动一下身体，好神清气爽地投入到一天的工作当中去。对学生来说呢，上午上了两节课，中间休息一下。”本着这个宗旨，全民健身操的时间不能太长，动作不能太难，还得全身都活动到。刘以珍根据日本的广播体操，很快确定下了新中国第一套广播体操的基本框架。

刘以珍创编这套广播体操动作顺序的思路，成了以后编操者共同遵守的原则：先由离心脏较远、负荷量较小的上肢或下肢运动开始；中间由胸部、体侧、体转和腹背运动组成，逐步加大动作的幅度和负荷量；然后转入较剧烈的、负荷量最大的全身运动和跳跃运动；最后以整理运动或放松运动结束。

对于学体育、教体育出身的刘以珍而言，编几个动作本来就轻而易举。再加上有日本体操作为参考，就更简单了。其实难题还在后面。

**推广的难题

正当刘以珍为编完动作而欣喜的时候，她忽然意识到真正的麻烦还在后头呢！编广播操不是上体育课，做做示范，口头讲解一下就行了，这是要通过出版发行以文字和挂图的形式与全国人民见面的，所以必须要有配套的文字说明。如何把这10节动作以文字的形式，科学地表述出来呢？

刘以珍只好又搬来了师大体育系的日本体操术语词典，做起翻译来。在日本体操术语词典的帮助下，刘以珍总算为第一套广播体操配上了文字说明。动作和文字说明完成之后，还要为这套体操动作配上音乐。有人向刘以珍推荐了著名作曲家何士德，何士德曾经谱写过雄壮的《新四军军歌》，请他来谱曲自然合适不过。

事隔多年，给第一套广播体操配乐的过程，我们今天已经无法了解。但让音乐和体操动作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的体操专家陆奂奂老人曾这样向记者解释，一首好的音乐作品有自己的节奏，而且要非常连贯，但是广播体操动作是分节的，一节和一节之间要有停顿，从配乐的角度讲必须有区别，做操的人才能听得明白。给广播体操配乐的时候，编操的人要求动作做到几分几秒完成，音乐到了几分几秒也必须有一个停顿。

“我们音乐要表达的话还没说完呢，你不能让我们硬停啊！”作曲家们经常发出这样的抗议，但是，没有办法，只能迁就动作。所以，让体操动作和音乐完全合拍，始终是录制工作中最大的难题。

中央乐团的音乐家们在给第5套广播体操录音时，乐团和工作人员七八十人，愣是录了三四个通宵才完成。而第5套操问世已经是在上世纪70年代，时间倒退回50年代，技术设备条件更差，录音难度当然也更大。可惜，第1套广播体操的音乐今天已经难觅踪影。

第一套广播体操挂图上的模特，是中国著名的体育教育家马约翰的儿子马启伟（上世纪80年代当过北京体育学院的院长）。小伙子从小就喜欢参加体育锻炼，身体发育得很好，身材健美，做广播体操图解上的模特正合适。

**“广播体操现在开始”

1951年11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套广播体操正式颁布了。此时距离杨烈第一次提出创编全民健身操的建议正好1年。

这一天，由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委员会、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卫生部、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等九家单位联合发出了《关于推行广播体操活动的通知》。

12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一次播出了《广播体操》的音乐。

广播体操一经推出，便受到了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现在有了一套可以强身健体、又新鲜有趣的广播体操，从上到下都很乐于推行。由于广播体操在当时必须借助广播的形式，所以中央和各地的人民广播电台就成了推行的“旗手”。他们纷纷邀请当地教育、卫生、工会、青年和妇女组织共同商讨，组织了“广播体操推行委员会”。一大批“广播体操骨干分子训练班”、“广播体操传授站”、“广播体操推行小组”一下子从各地冒了出来。

1952年，全国各地已经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及北京、天津、上海等40座人民广播电台播送广播体操节目。这些节目每天占用52个波长，总计1205分钟。同时，人民广播器材厂也加班加点，为解决收听不便或收听设备不够完善的地区的需要，先后供应了3800张“广播体操”唱片。

据北京、上海、广州、重庆等13座城市的不完全统计，参加广播体操的人数达到104.8万人；其中以各学校学生参加者最为踊跃，仅北京市统计就有23万学生参加，上海各学校学生80%以上每天做广播体操。

**推陈出新不间断

第一套广播体操的推广一直持续了两年半。但到了1954年夏天，新的情况出现了。

据当时《人民日报》的报道，出操人数开始呈现下降趋势。除了继续督促之外，有关方面也认为，通过两年半的推广，许多人坚持做操，体质已经明显增强。第一套广播体操的各小节运动的运动量已经不能适应这些人锻炼的需要，热情自然会减退。

于是，从1954年3月开始，已经成立的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和文化教育委员会约请了卫生部、教育部、总政治部、总工会等一批工作人员开始着手第二套广播体操的编制。

新的广播体操的动作编排，刘以珍并没有参与，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创作实力更为雄厚的编操小组。只不过，参加编操的人多了，主意也多了，他们之间的协调工作也比以前复杂了。

据北京体育大学老师刘西玉的回忆，编操小组的工作方式是典型的“民主集中”：大家先分头回去自己编一套动作，然后再集中起来讨论，哪个动作好就用哪个，最后整合成一套体操动作。

由于当事人多已过世，所以第二套广播体操的编制细节我们无从得知。但是从当时的动作图解上，我们可以看出，第二套操的运动量比第一套大一些，并适量增加了下肢的运动量，动作难度也有所增加。“呼吸运动”和“整理运动”被取消了，原因是大家觉得每节动作的操练中，都必然要进行呼吸。

1954年7月份，第二套广播体操正式公布了。此后，每隔三四年推出一套新的广播体操就作为一种规定固定下来。

1957年，第三套广播体操正式公布。50年代来访的苏联诗人吉洪诺夫在一首诗中写道：“……当北京人出来做广播体操，把最后一个梦魇赶出睡乡，城里整齐的小巷大街，一下子变成了运动场。”

**中学老师自创动作

在推广广播体操的过程中，体总一方面帮助各地方培养了大量的领操员，同时，各种广播体操评比检查也起到了有力的督促作用。但是能够激发做操者主动性的，还是要靠不断提高动作设计水平。

前三套广播体操的原则以简单好学为主，到第四套时候便开始趋于成熟。除了运动量在前三套基础上继续增加之外，动作也开始强调新颖和优美。

曾经参加第四套广播体操创编工作的陆恩淳想起了当年编操过程中的一个小插曲：他们在征求意见的过程中，还采纳了一套来自东北的中学体育老师王辉泽创造的动作。

在陆恩淳老先生的帮助下，记者找到了王辉泽。提起编操的故事，老人哈哈大笑，神秘地说：“我当时不是编操小组的，是国家体操队的。”当时王辉泽正随国家体操队在体育大学训练，体大的毛学信老师正在领人编广播体操呢，编得差不多了，近水楼台，先请国家体操队提提意见吧！中学老师出身的王辉泽看了整套动作以后，觉得不解渴。

“当了这么多年体育老师我知道，学生不喜欢简单的动作，喜欢变变花样。”王辉泽琢磨了一下说：“大家看看我这套动作行不行？”说着，就给编操的老师们做了自创的一套动作。

陆恩淳说：“当时大家一看，都觉得怪怪的！”

根据王辉泽的回忆，记者在第四套广播体操第二节“四肢运动”中发现了相似的动作：“左臂斜前上举，右臂斜后下举”是创新点所在。因为这个动作打破了“横平竖直”的惯例，才让大家觉得新奇。在鼓励创新的指导思想下，这个动作被采纳了。毛学信老师在撰写创编经验的文章中，特意提到了这件事。“中学老师们最爱提这样的建议。他们整天跟学生打交道，了解学生的心理。动作编的难一点儿，新颖一点儿，学生们就爱做，热情持续的时间就长。”

第四套广播体操于1963年4月15日正式公布。

即使是到了“文革”期间，广播体操也没有停止创编。而且因为受到样板戏的影响，第五套广播体操把“精益求精”当作最高指导原则。

吴树德老人当年是国家体操队的教练，也是第五套广播体操编操组的成员。体操动作初步确定之后，他专门负责到怀柔、顺义农村进行试推广，听取群众意见，再做调整。

第五套广播体操也是编编停停，从1969年开始，一直持续了两年多时间。直到1971年。这一年的7月，全国体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总理在会上做了专门发言，充分肯定了“文革”前17年的体育工作的成绩，体育事业有了复苏的转机。1971年9月1日，第五套广播体操正式颁布。

这一次，北京厂桥小学有一名小学生，因为做广播体操姿态标准优美，所以被选为全校的领操员，还上了当时相当稀罕的新闻纪录片。正是这次露脸，让什刹海体校的老师发现了这个很有运动天赋的孩子，他被选拔进了什刹海体校，专门练习武术。

这个孩子名字叫李连杰。

**繁华后的落寞

“文革”结束后，广播体操再一次迎来热潮。

1979年前后，法国、埃及、伊朗三个国家的代表团专门来中国考察工人做广播体操的情况，他们在上海玉石雕刻厂看到70多岁的老艺人坚持做了20多年的广播体操，看到成千上万的人步调一致地做广播体操，他们被感动了，称广播体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体育。”

1981年9月1日，第六套广播体操正式与公众见面。它是在分析、综合前面5套广播体操的基础之上，以身体全面发展、中等运动量、适当提高动作难度等原则编制的，其动作新颖、舒展，并首次配制了两支富有民族风格的乐曲，可以交替使用，以此来增加人们做操的兴趣。

现任北京体操队领队张仲霖为第六套广播体操录制了口令。

当时的录音技术还不很发达，一套操8节要求一气呵成，还得抑扬顿挫松弛有度。喊完一套口令，比做一套操还要累得多。

第六套广播体操创编人员刘西玉记得，开始大家以为懂音乐的人比较适合喊口令，结果发现他们喊出来的口令像数数一样，完全不能带动做操人的情绪。

找来找去，就找到了当时北京体操队队员张仲霖。小张平时爱给体育比赛做解说，声音比较洪亮，还很有激情，大家就让他试一试。

“我一听到音乐，就有一种很振奋的感觉，就像是一声口号，千军万马都在面前随之而动，给人一种感染和震撼的效果，让你不由自主地投入进去。”张仲霖回忆说，录制口令必须一次完成，中间只要有停顿和差错就要重来。“喊口令比做操还累。每次录口令我都全力以赴、声嘶力竭地坚持，幸好当时比较年轻，有这样的体力。”

这一时期，广播体操工作的严肃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

1990年5月8日，体委又继续推出了第七套广播体操。还特意请来当时最著名的体操运动员李宁做模特，制作挂图。

但根据后来的调查，人们普遍反映第七套的动作难度较大。因为在10节的运动中，有8节采用了八拍一循环的动作结构，动作数量多，而且上肢运动多，下肢运动少，音乐也不太理想，不便于学习和掌握。

第七套广播体操为何删简就繁？这与当时的社会变化密不可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社会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外来的迪斯科、健美操，传统的太极拳、气功、武术都蓬蓬勃勃地开展，人民群众健身活动的可选择性日益丰富。到了80年代中期，包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内的各广播电台悄悄地停播了广播体操节目。

正是为了拯救式微的广播体操，国家体委便决定编一套“难、新、美、全”的新操。就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第七套广播体操出炉了。

**终点又回到起点

想用新的广播体操来打败其他体育活动的想法，在后来的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看来，是最糟糕的。“把广播体操的责任压得太重了，运动量也要考虑到，心率也要考虑到。结果动作太难了，做起来手忙脚乱，而且原来学过的人，一不做就忘记了。”

到了创编第八套广播体操的时候，伍绍祖提出了一百八十度转弯的思路。“广播体操不是唯一的健身方式……应该是比较好学的，谁都能学会的。”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第八套广播体操的创编工作开始了。

专家们却还一时转不过弯来。在他们看来，气势恢宏、动作繁复的团体操才能反映出编操的最高水平。

在这种思想压力下，第八套成人广播体操创编组的组长程再宽犹豫了。把操编得太简单了怕同行耻笑，编难了领导又不同意！为此，编操小组向国家体委领导做了三次专题汇报。伍绍祖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越简单越难编，越花里胡哨越好编。

经过繁复的研究、设计，再讨论、修改、完善，折腾了半年，1997年第八套广播体操推出了。同行见到程再宽都向他竖起大拇指：“你真不得了，敢把操编得这么简单！”

第八套广播体操推出以后，程再宽经常被邀请去做评委，参加各单位组织的广播体操比赛。在下面的所见所闻，却让他这个编操人，都感到惊讶。

程再宽不无惋惜地说，“广播体操做出来应该是比较流畅、柔和的，结果下面的比赛，都超级整齐，像木偶一样，味道变了。”

广播体操的初衷，是发动群众参加体育锻炼，如果还是走入体育竞技化的道路，为比赛而练习，也许是编操者最不愿意看到的。

随着人们可以选择的健身方式越来越多，第八套之后，国家体育总局再也没有组织创编过全国性的广播体操。

2003年元旦，在停播了20年之后，广播体操的音乐又开始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该台的体育节目负责人姚刚说，北京台与全国许多地方以及中央级广播电台一样，都曾经悄无声息地撤除了广播体操。然而，尽管现在人们锻炼身体可选择的方式越来越多，但广播体操仍然是群众喜闻乐见的一项运动。于是在听众的强烈要求下，电台又恢复了广播体操节目。

广播体操并未被彻底遗忘。它已经深深地植入了几代中国人的记忆。

如今在公园里，在广场上，在居民楼的阳台上，看到晨起锻炼的人们站在那里，伸伸胳膊扭扭腰的动作，都依稀可见各套广播体操动作的原型。

对于学习、工作任务繁重无暇坚持健身运动的人来说，每天抽出10分钟时间，做做广播体操，在今天，仍然不失为一种良好的习惯。健身不在于花哨的形式，而在于每天五分钟、十分钟的坚持。

体育谓之身体的教育，它应该是全民的，也应该是终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