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2：中国外交人员与英国警察棍棒相向；图3：中方外交人员被打伤抬走；图4、被打伤的中方外交人员)

核心提示：“火烧英国代办处”后，部分英国民众到中国驻伦敦代办处外抗议。中方人员与民众起冲突，认为警察偏袒示威人士，遂挥舞大棒等物与英警互殴，各有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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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中国的外交工作和其他各方面工作一样，受到严重的干扰和冲击。中国驻外大使、参赞几乎全部奉调回国参加政治运动，许多人受到批斗，驻外使馆的工作不能正常进行。中国对外交流和合作基本中断，首脑级的互访急剧减少；派出的留学人员全部被召回国，也停止接受外国留学生。

更严重的是，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同已建交或半建交的40多个国家中的近30个国家发生了外交纠纷，其中不少是由于中方外交方面处理不当而引起的。驻若干国家的大使馆受到冲击，同一些国家的外交关系甚至恶化到降级或断交的严重地步。

1967年夏天，极左思潮对外交工作的冲击达到顶点，中共中央一度失去对外交大权的控制。这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在对外宣传方面，不顾内外有别的原则，把“宣传毛泽东思想”作为对外活动的主要任务，屡屡发生唯我独革、强加于人的错误。在对外交往中，多次发生不顾国际交往的常规，行动粗暴过火的错误。

特别是1967年夏天，北京连续发生所谓“三砸一烧”的严重涉外事件，造成中国与各国关系紧张的局面，使中国的国际形象受到极大的损害，外事工作陷入困境。

在外交部被夺权的混乱时期，发生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涉外事件――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8月20日，外交部就“香港抗暴斗争”向英国驻华代办处发出照会：“最强烈抗议港英疯狂迫害香港爱国新闻事业。港英当局必须在48小时内撤销对香港《夜报》、《田丰报》、《新午报》的停刊令，无罪释放19名香港爱国新闻工作者和三家报纸的34名工作人员。”当天，由谢富治主持在工人体育场召开了数万人参加的声援声讨大会。

“反帝反修联络站”决定在英国代办处门前召开“声讨大会”。周恩来闻讯后，紧急召见“反帝反修联络站”负责人，劝说他们不要这样做，双方一直争执到深夜，周恩来在得到保证不进入代办处的允诺后才离去。

8月22日晚，“反帝反修联络站”组织数万群众在英国代办处门前召开“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愤怒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会后以英方逾期不答复最后通牒为由，大批造反派和群众不顾警卫战士的阻拦，冲进英国代办处，放火烧毁了办公楼和汽车。

北京外语学院红卫兵率先突入西墙。22时40分，大批群众组织冲击代办处正门；10分钟后，一些高校红卫兵又越过北墙。不多时，从三面进入英代办处院内的群众已达数百人。

造反派突入代办处东、西两院后即开始点火，顷刻间，烈焰升腾，东院的门窗、地板、汽车房、油库及7辆汽车均被大火资桑晃髟郝ツ3个卧室、档案室及2辆汽车也都被烧毁。北京卫戍区的战士们奋力扑救，同时将代办处的十余名官员从烈火中救出，其中包括英国驻华临时代办唐纳德・霍布森。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记者克莱尔・霍林沃思报道：“代办处外，中国军队站成一排，仿佛要阻止街上那些高呼着侮辱性口号的人，以保护里面的外交人员。示威者在树上架起了高音喇叭，还举着强烈排外的标语。天色渐晚，一个红卫兵组织架起了探照灯。另一个组织领着人群唱起了革命歌曲。大约晚上10点半左右，红卫兵拥进了代办处――战士们让开了道。他们先烧着了停靠在游泳池附近的汽车，然后冲入大楼，砸坏窗户，捣毁室内设备，并用自带的汽油在代办处内放火。”“英国临时代办唐纳德-霍布森和工作人员一起躲进了保险库，这是入口处左边大楼里用来存放档案和密码的一间地下室。但他们又被红卫兵从迎风口灌进的烟熏了出来。”

后来唐纳德・霍布森在给他夫人的信中说：“我打开门先走出来，其他人随我之后，院子里大约有5000人。我立刻遭到一顿毒打，任何可以触及我的人都用他们手中不同的武器打我。妇女们发疯似的扑过来，想用棍棒将我打倒。他们抓住我的头发拖我，揪住我的领带勒我。”“我的头上遭到重击的地方鲜血直流，被打得昏昏沉沉。……”

克莱尔・霍林沃思还写道：“代办处的几位女士想到对面阿尔巴尼亚大使馆避难，但遭到拒绝，被关在铁门外。阿尔巴尼亚人还用嘲笑的目光看着她们受凌辱。然而，有两位姑娘在芬兰大使馆受到保护。全体代办处工作人员不仅遭唾挨踢，还被迫向毛主席像鞠躬。更令人发指的是，一位外交官告诉我，暴徒中竟然还有英国人。其中一个领头的还穿着精制翻毛皮鞋在女王像上乱踏。”

美国友好人士韩丁(William Hinton),在周恩来的支持下，于1971年夏天访问了清华大学，他亲自访问了清华大学的许多干部、教师、学生，根据大量的访问记录，写成了一部纪实性的著作：《百日战争――清华大学的文化革命》。其中有亲身参与了“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的一些造反派的回忆。

8月23日，在洗劫英国代办处中扮演主角的是“414”而不是“团派”，因为这个事件中主要负责的群众组织外交部的“反帝反修联络站”不是“天派”而是“地派”的，清华“414”也是“地派”的。“反帝反修联络站”的成员都是一些紧跟王力的左倾干部，并且得到外语学院几千名学生造反派的支持。他们坚决反对陈毅，主张让从雅加达回国的代办姚登山主管外事工作。姚登山向英国代办处发了一份最后通牒，要求港英当局在48小时之内释放被捕的中国新闻工作者，否则就必须对一切后果负责。

在通牒规定的限期要达到的那一天，清华“414”接到电话，要他们动员起来，到英国代办处前去示威。广播喇叭一喊，全体“414”的拥护者集合开会，一个“反帝反修联络站”的干部对他们说：“今天我们要去向英国人显示我们的力量，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我们造反派不是好惹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英国人非法窃取了许多情报。如果他们不按时答复，我们就要全力予以报复。带上改椎、钳子，我们到那儿要打开他们的档案柜。大家要穿深色的衣服，他们可能会向我们射击，不要给他们明显的目标。所有能说英语的人到前边来。带上电筒。”

发言者随后打开一张地图，指出代办处的位置，以及电源闸盒、水管、水箱的位置。

“我们都很兴奋，”高衡庆(音)说：“我们出动了一个庞大的队伍进城，后来还觉得不够，又派出了一些人。我们的队伍帮助包围了英国代办处。开始是守纪律的，我们整齐地一排排坐下，遵照总理规定的五条，他说，我们可以写抗议书、集会等，但绝对不许冲击代办处。”

“我们的抗议大会于晚上9点开始，通过高音喇叭，我们愤怒地谴责英国人在香港的暴行。‘你们将何去何从？’我们一遍又一遍地问。10点钟，通牒限期到了，该怎么办呢？我们只知道要向他们显示力量！那时，解放军围绕着代办处。总理曾经说过我们不能冲击，我去问该怎么办，我得到的答复是：虽然总理是那么说了，但是群众要采取革命行动，谁能阻挡得了？”

“实际上，那些妄图打倒总理的人，早就策划了这次冲击，‘反帝反修联络站’的活跃分子拿着喇叭跑上来，有些人跳起来向代办处大楼的墙上扔墨水瓶，这是佯攻。当前面飞舞墨水瓶时，其他的人从后面设法进入了代办处大楼，他们开始把椅子、沙发从窗户里向外扔，我们身后的喇叭鼓动我们行动起来。我们冲向解放军的防线，喊着：‘闪开，让我们进去！’解放军的防线由八层士兵组成，有几个小伙子想从他们头上爬过去，但他们摔下来了。士兵的防线终于被冲开了一个缺口，我们冲过去爬栅栏，士兵们把一些人拉下来，但其他人却过去了。”

“11点，我们看见起火了，最初是从代办处的车库里的一筒汽油开始燃烧的，后来大门开了，人们冲进来，汽车也开始燃烧，三辆汽车着了火。消防车来了，但人们不让他们进来，他们只得回去了。火势越来越大，消防车又回来了，许多消防员冲过拥挤的人群，接近了大楼。就在火起之时，周总理和江青下了命令，要我们全部停止进攻。但这个指示没有广播，我们一直到后来才知道，但我们一知道，马上就撤离了那个地方。但已经太晚了，我们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解放军的防线让开路，让英国人跑进地下室并把他们自己锁在那里，但人们破门而入将他们揪了出来。警察过来干予，他们把英国人带到街对面的阿尔巴尼亚大使馆，但在穿过街道时，我们的一些人还过去撕他们的衣服。”

“实际上，我们多数人都认为这种举动不大好，为什么在我们国家要采取这种暴力？接到总理的指示后，我们都撤离了，都感到是做错了什么事。大楼是怎么烧起来的？我们414由始至终参加了这一著名的反革命事件。从那以后，许多人反对我们，批判我们，给我们施加了许多压力，我们检讨了很多次，而团派没有卷入这一事件，他们便利用我们的这一错误拼命整我们。”

23日凌晨，当周恩来得悉造反派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后，接见外事口各造反派组织代表，对此事及夺外交部大权提出严厉批评。周恩来在讲话中断然否定了外交部的夺权方案并命令北外“红旗造反团”撤离外交部。周恩来表示，对这件事，还要做进一步调查处理，同时向毛泽东报告。

8月23日的《人民日报》报道：“首都红卫兵和革命群众一万多人昨晚涌到英国驻华代办处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在门前举行了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并激于义愤，对英国驻华代办处采取了强烈的行动。”

周恩来凭着丰富的政治经验，早已觉察到在造反派的背后有坏人在操纵群众运动，在他们最猖狂的时候，也就是他们暴露得最充分的时候。在外交工作中制造严重混乱，是毛泽东决不允许的。周恩来抓住时机，果断地进行反击。

8月25日凌晨，周恩来单独约见才从上海毛泽东处回京的杨成武，向他谈了对近来一系列事件的看法，特别提到王力的“八七”讲话，指出，这个讲话煽动造反派夺外交部的权，并连锁反应到外贸部和国务院其他部。周恩来将一份王力“八七”讲话交给杨成武，要他转送给毛泽东看。26日，毛泽东即对杨成武发出指示：“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可先解决王、关，戚暂时不动，以观后效。”随后，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第二年1月，对戚本禹也作了同样处理。

8月31日，周恩来同外交部的一些负责人谈话，他对姚登山说：“你在外面的几个报告煽动性很大，在外贸部的讲话修改了中央的精神。你是个刚回国的代办，客观上在对抗中央的精神。”姚登山辩解说：“我是根据王力讲话精神讲的。”他哪里知道，王力、关锋这时已经被隔离审查了。

几天后，在伦敦的中国驻英国代办处遭到英国人的报复，在冲突中，一些中国外交官被打得头破血流。

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极大地损坏了中国的国际声誉，在对外关系上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恶劣影响，迫使中国政府付出重大代价以善其后。

1971年2月，中国外交部出资为英国代办处修复房屋工程峻工。24日，英代办处为修复迁居举办了招待会。中方出席人员没有在这一场合说明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情况并庆贺英国代办处修复。周恩来针对此事批评外交部领导说：火烧英国代办处大楼是当时一小撮坏人干的，中国党和政府都不赞成。对这件事应公开向英方作出解释，当着其他外国大使的面也可以讲嘛!外交部给英国代办处修房子是送我批的，可是修复迁居时你们却不报告我。

3月2日，周恩来在接见英国新任驻华代办谭森时，向他解释了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问题。周恩来说：那天晚上，以我为首的几个人联名广播劝包围英代办处的人不要冲、烧，但是那些坏人不听。你们的代办后来由解放军保护起来了。我们祝贺你们搬回新居，修复费用应由中国方面负担。

“火烧英国代办处”后，部分英国民众到中国驻伦敦代办处外抗议。中方人员与民众起冲突，认为警察偏袒示威人士，遂挥舞大棒等物与英警互殴，各有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