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4月17日中国的博鳌亚洲论坛2009年年会上，中国地产界某牛人这么说：同30年来的工资上涨水平相比，中国的房子等于没有涨价。具体解释如下：1978年中国GDP大约3000多亿元，现在增长到30多万亿元，增加了100多倍。1978年全国职工月平均工资28.6元，现在也增加了100倍。1978年大白菜2分钱一颗，现在要卖到2块钱，也增加了100倍。而30年间的房价只增加了16.6倍，和工资收入相比，房子等于没有涨价。

看到这个新闻，让我立即想到了英文有个词叫MISLEADING，中文叫误导，不过我更喜欢用一个成语 “指鹿为马”。在我的故乡，中国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上海、南京、杭州传统上地段、质量比较好的房子，现在房价大概要每平米按20000元起价，还是高楼公寓，给我的感觉是比加拿大多伦多还贵。遵照这个算法， 1978年的这些地方房价应该是20000/16.6=1205元/平方米，可能吗？另外，最基本的常识是：中国在1978年那个时候都是福利分（租）房，何来的房价？何来的16.6倍啊？这不仅仅是“语出惊人”，是地地道道的“误导”或者是“指鹿为马”。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如果不是无知，那可以说是一种基本道德缺失。

在金融服务领域中，也存在着形形色色的“误导”，关键是看客户们如何去识别了。托宾（James Tobin，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为《新珀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撰写的“金融”词条里说：一张借据，仅当它进入流通领域时，即被债权人拿来当做“信用”转让给第三方时，才具有“金融”的意义。也就是说，金融是信用为本。而一旦把说实话，讲信用变成“误导”或道德缺失的时候，麻烦就会来了。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谁也没有想到次贷会引起这么大的金融风暴，华尔街没想到，金融学家没想到，经济学家没想到，监管部门没想到，大家知道风险的存在，只是没想到会带来这么大的危害。

其实，华尔街的CEO和某些“精英”们是有预感到，在他们给这些次贷进行打包，分割，再打包，再分割使之转变成债券上市时，他们的贪婪以及利益的驱使战胜了应有的职业道德和良知，把自身的风险转移给了金融资本市场。整个过程看起来很高深，其实就好比是“皇帝的新衣”，理论并不算复杂，在我学习和研究PORTFOLIO MANAGEMENT投资组合管理课程的时候就发现这种前提假设是有漏洞的，次贷的具体各层经办人更不可能不知道巨大风险的存在，事实是所谓的“金融创新”并不能解决人的道德缺失。职业道德，行业规范在贪婪和利益面前就显得有点乏力了。

同时，这些CEO和某些“精英”们为了使自己的利益得到最大的保证，证券机构在购买，保险业在购买，商业银行在购买，大批的政府投资机构也在购买，民间，政府都加入了进来，因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灾难链。其实金融过程所依赖的，不再是几乎每一个能够生存下来的社会的道德传统中都具备的人与人之间的“私人信任关系”（即建立在上述私人联系基础上 的信任关系），而是必须依赖於“非个人”的、“超越私人联系” 的，被 称作“抽象规则”（Abstract Rules） 的那种制度。你如果违背和伤害了金融资本市场自然规律，那么你就会受到惩罚，伤之愈狠，痛之愈深。

常年累月过度的风险投资交易和隐藏的金融投机行为长期以来为美国金融埋下了危机的种子。因为不管是过度的风险投资交易也好，还是隐藏的金融投机行为，表面上虽然都有着合理合法的外衣，但其真实目的都是妄图通过不劳而获来攫取巨额的资本财富，其不可避免的一个后果就是将金融行业暗藏的风险无限的扩大。简单的说，就是有一部分人为了钱而千方百计的投机取巧，而且是不计后果。

既然谈到了道德，就必定离不开与人性相关的问题。人性有贪婪自私的一面，在贪得无厌和企图不劳而获的投机者眼中，每一个细微的漏洞如果可能带来的巨大的收益，他们都会看在眼里，记在心头，朝思暮想，夜不能寐！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就是一个典型事例。当一群人的财富聚拢在一起，大到可以与一个新兴的市场进行抗衡的时候，市场本身的缺陷就给了存心作乱的投机者一个机会，其本质目的就是要攫取巨大收益，其本性就是惟利是图，其结果就是害人害己的金融风暴。

再比如，在美国政府动用天文数字来解救频临破产的美国国际集团（AIG）之后，他们最初居然不思反省，还执意向其高管支付巨额奖金。此事一出，全球哗然。美国总统奥巴马不仅叱其“贪婪”， 而且认为，此事关系到美国的“基本价值”。AIG奖金事件不是件简单的履约发奖金的问题。奥巴马如此愤怒，是有道理的。因为华尔街闹出的这场金融灾难，不仅重创了全球经济，而且也暴露出更为严重的商业伦理与道德危机。

同样，在金融危机直接影响下，通用与克莱斯勒已经快破产奄奄一息了，工会的头头们就是不愿降低自己“贵族工人”的工资，不说美国，就说加拿大的分公司，让政府拿钱救他们，实际是让“也许平均每小时工资20多的人去救平均每小时工资接近80多的人”，从某种意义来说，是否有些荒唐可“悲”呢？也许，救他们有一定的短期意义。

金融在促进社会资本流通的同时，给投资者也带来了巨大的收益，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任何巨大的收益几乎都伴随着巨大的风险。当道德不能约束人性的时候，总会有人憋不住的，想一试牛刀。一场国际金融危机，把曾经施放在那些金融巨头身上的光环剥离殆尽。贪欲的极度、手段的极致，以及道德的缺失、商业伦理的寡薄，不仅是少数贪婪者的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

在我1997年读MBA研究生时，“现代营销之父” 菲利普.科特勒（Philip Kotler）关于社会营销性理论曾使我至今记忆非常深刻。这位大师对社会性营销的定义是：企业在从事营销活动时要关注其营销活动的社会影响，要在满足顾客需要的同时，关注营销活动的社会效益。他将营销的疆界从商界扩大到了一个新的责任领域，此时的营销超越了非盈利市场和社会营销，他把这种营销称为社会性营销。

很多人认为商业的最高价值是为其股票持有者创造最高的回报；菲利普.科特勒则认为商业的最高价值是在创造最高利润的同时，带来良好的社会效益。我赞同菲利普的观点。从人类经济学的历史看，经济问题从来就和社会伦理有密切关系。只有从公平正义，从社会道德与商业伦理这个层面查问题，才能找到化解这场危机的金钥匙。而作为金融业从业人士必备条件来看，也许天赋，完备的专业才能与良好的道德品质，三者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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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谢亭恺William Xie，国际认证特许金融规划师 CFP,财富金融管理师FMA, 南京大学MBA ,电话：416-806-7768， Email:[email protected] ，博客http://blog.51.ca/u-88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