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生活专稿/作者：宇雁）上个周末，闲聊中太太无意中提到十号是我的四十岁的生日，问我要不要请几个朋友过来给我热闹一下。在感谢太太关心的同时，这个提议竟触动了我的某根神经，我突然间萌发了想写篇文章，作为自己的四十岁–不惑之年的一个纪念。如果按照理想的人平均寿命80岁，40岁意味着我即将走过生命的一半旅程。最近看到国内的“网易”推出的“中国制造”系列，讲述中国60年来发生的重大往事；我想我的文章何不以自己的每10年为一个时间之窗，记录下我人生的的转折点和重要事件，既是对自己四十年来亲身经历的记述，同时也能间接反映中国大陆近40年来的一些变化。

2009年

记得有人曾在网络文学中写过一首诗，描写关于他自己的四十岁–“四十岁的男人一半是成熟 一半是衰老。四十岁的男人一路是收获一路是风尘”。当时读到这首诗时，自己离四十岁相距尚远，觉得这种感觉未免有点苍桑和凄凉。如今，轮到自己四十岁的时候，却恍如从梦中惊醒般，不得不慨叹岁月的无情。说来也不奇怪，看着女儿亭亭玉立地站在我面前，与太太一般的高矮，心里就既有一种隐约的自豪感，同时又有着时光飞逝如电的感叹–昨天的小甜心，今天已经渐渐走向羽翼丰满、随时准备起飞，不知道谁曾经说过–儿女长大成人之时，就是父母日渐衰老之日。

2009年，对于我和我们家是有着重要意义的一年。4月20日，是我们一家三口登陆加拿大六周年的纪念日，我们一家三口当时还曾外出就餐以示庆贺。无独有偶，有报道说今年国内是建国60周年大庆，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包括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阅兵典礼，以展示中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今年对于我们家还有一件大事中的大事，就是我们将在白色的圣诞节告别住了三年的公寓，搬到我们刚刚购买的新房，我们打算以乔迁新居的形式来庆祝这个我们来加六年来最闪亮的圣诞节。届时，我打算把自己今年的年假全部用掉，除了用于打包、搬家和整理、布置，也打算邀约三五好友过来分享快乐，当然最重要的是能和自己家人一起在我们的新家度过一个快乐的圣诞节。

1969年和1979年

1969年，中国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苏联4次侵入黑龙江省的珍宝岛地区，中苏关系从对峙进入了实质性的对抗；二是中国共产党九大召开，宣布林彪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林彪、江青一伙的主要成员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的阶段。在这样一个国内外的紧张形势下，在四川乐山的一个相对偏远而宁静的小城–犍为县，我的母亲竟然在县人民医院顺利产下了家中的第三个儿子–我。有趣的是，我和二哥均出生在同一天–9月10日，只是相隔三岁；更为有趣的是，没想到到了1985年，中国正式确立了9月10日作为全国的第一个“教师节”并且沿用至今，标志着教师在中国受到全社会的尊敬，这对于出身于教师家庭的我们兄弟俩每年在过生日的同时又增添了节日的气氛。

因为父亲是中学英语教师、母亲是小学语文教师的原因，我从小在学校的教师宿舍里长大，对学校和老师也有了一份特殊的感情。我从小学到中学，多次获得“三好学生”，屡次担任少先队小队长、中队长、学生课代表、班干部等，在学校比较受老师喜欢，在家里也因为学校表现好而经常得到父母的表扬。相比之下，二哥虽然和我出生在一天，却没有我的同样的运气：他从小成绩不好，因为上课时调皮捣蛋，不按时交作业，有时甚至干脆逃课去游泳、上树掏鸟蛋等，没有少被任课老师和班主任“关照”，有时候直接被罚站在教室外。但是他的动手能力和领导能力之强也一直让我羡慕和佩服。比如：他敢一个人爬到十多米高的树上去给家里拾柴（就是折断一些干枯的树枝扔到地上）；他自己学做的竹蜻蜓可以飞到令我吃惊的高度并能持续飞行到令我瞠目的时间。关于捉知了，我幼时的最爱是在地上找洞捉知了的幼虫带回家，可是二哥用自制的捕捉器（用收集的蜘蛛网或者自制的面筋放在一根很细的竹竿的顶端）可以一次轻巧地捕捉到十只以上的蜻蜓或者知了。其实按照国外的教育观点，二哥是属于那种非常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人，可惜那时候的中国教育体制一直很禁锢儿童的自由创造，因而很难让他有发挥的机会。即使今天他人到中年了，听说他夏天暑假的时候仍然兴致勃勃地带着一众小字辈上山去捉知了，凭此就可见他性格活跃的缩影。

关于二哥幼时顽皮、不听话、桀骜不驯的故事实在是太多了，教过他的老师常常拿他和我大哥和老实听话的我相比，都说我们根本不像是一家人。二哥的老师有时候在被激怒的时候，也会直接告状到同为老师的父母处， 结果当然是父母的责骂、怒斥，甚至于体罚就在所难免了。二哥在家里得不到赏识的情况下，有时候难免会迁怒于我，于是对我搞点小动作或者恶作剧就不稀奇了。可是奇怪的是，到了后来长大了就完全改变了，特别是二哥从进入高中、大学、参加工作，直到现在，平心而论，二哥是四个兄妹中最关心和疼爱我的。他不仅给了我很多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帮助，同时也是和我交流最多的人，他常常和我谈起他的人生经历的成功和挫折、经验和感悟，我每一次和他聊天总是感觉像是给我的人生上了一课。

1979年，中国也发生了两件大事：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标志着大陆对台方针政策由解放台湾向和平统一的重大转变；8月，继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对外开放的决策后，中央决定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四个经济特区；经济特区处在中国对外开放战略格局中的前沿阵地，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试验场，并为国内的进一步改革和开放、扩大对外经济交流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1989年

时间之窗向前划过了10年，转眼进入了1989年，我已经在南京华东工学院上大学一年级了。那一年，中国发生了自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全国范围内的学潮。作为刚进校不久的一年级新生，我虽然也在学潮时参加了罢课和上街游行，但是现在想来从头至尾只是一个看客而已。 记得学校的招贴告示栏，从5月起就贴满了各类小道消息和大小字报，男生宿舍上到处悬挂着“打倒官倒、惩治腐败”、“要民主、要自由”等当时最流行的标语，那是一种在普通白布上用毛笔写就的歪歪扭扭的自制标语； 到后来，北京高校学生的静坐和绝食活动逐步升级，“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简称高自联）的高音喇叭干脆直接安装到了男生宿舍旁边，成天翻来覆去的播放“美国之音”中文广播，记得因为短波信号不好的原因，中间还夹扎着明显的电流干扰杂音。当时我们二系全体教师和系领导还曾联合签名并声援南京学生的游行示威活动。

5月18日，年级四个班的大部分同学，包括管理我们的年级主任都一起自发参加了从我们学校南京孝陵卫步行到江苏省省政府，然后在省政府大院静坐示威的活动。游行显得还算有秩序，沿途也有很多因好奇而围观的市民。游行队伍中时而会有人组织大家高呼口号，同时每个班都有一个人捧着一个“募捐箱”，积极鼓励和煽动市民捐款，好像当时也的确有一些市民来给游行队伍送水和募捐。

游行队伍到达省政府后，每个高校都有派出代表，前去省政府递交草拟的“学生请愿书”，并提出与省政府谈判，但是省政府好像有人收了请愿书，却无人出来应答谈判事宜。队伍是中午12点半出发的，到达后静坐到下午四五点钟，最后也没有什么具体结果；反而省政府看着我们这些所谓的天之骄子都个个已经累得人仰马翻的，加上也不希望学生继续占据省府大院并静坐下去，于是赶紧抽调了很多公交汽车，分批运送学生回各自的学校。

记得当天的游行活动，由于规模较大、参与人数众多，美国之音在新闻报道中还居然提到了华东工学院的名字。回到学校，年级主任经过对各个班级清点人数，发现竟然少了我班一位个子瘦小的女同学。这在当时情况下可是非同小可，年级主任担心她的人生安全，立即召集并发动各班干部和部分热心的同学，分别沿不同路线骑自行车或者坐公共汽车马上出发去寻人。记得当时我作为班干部也参加了搜寻，我们各路人马先后历经3个多小时最后带回来同样的消息–没有找到。到了晚上10点钟熄灯的时候，仍然没有她的消息，于是大家只好暂时就寝休息，特别是我们班的很多同学都度过了一个忐忑不安的夜晚。第二天早上还不到九点钟，大家正在宿舍里讨论新的寻人计划的时候，结果从女生宿舍传来消息，人已经回来了。而女同学和“大部队”失散的原因却让大家又好气、又好笑–她碰到了南京大学的高中同学，然后在那位同学的怂恿下，离开了省政府去参加阻断南京长江大桥的“英勇行动”，并且在那里一直待到次日凌晨返校。

接下来的情况，想必大家从报纸、电视上都已经知道了，“519”北京戒严后，从单纯的学潮开始逐渐一发不可收拾，最后形成了所谓的“六四事件”。这次事件显然造成了一些严重后果，其中至少我确认的有两件事：校内一位自发去北京声援学运的教师的儿子在“六四事件”中丧生；当年毕业的85级以及第二年毕业的86级，其中很多参与发起或者组织“高自联”的学生在毕业分配时都受到了“特殊处理”，很多人都被分去了在偏远山沟里面的三线兵工厂。

1999年

时间指向1999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后在自己向往的一个大型国营企业已经呆了7年了：92年毕业进厂，92年底开始谈恋爱，95年3月结婚，96年10月年有了女儿思宇。婚后，我还幸运地分到了两居室的住房；虽然房子窄小、破旧，但毕竟有了自己的一个家。想当初大学毕业的时候，一门心思想去企业、决心把自己的理论知识应用到实践中去，而拒绝了两个可能的分配去向：一是教研室老师提出的留校作实验室助手，今后再逐步实施考研、甚至考博的道路一；二是分配到重庆工学院（如今为重庆理工大学）的助教职位的道路二。7年以后来评价当时的选择，朋友们经常调侃于我，说我选的第三条道路显然是下下之选，如果留在学校，不仅很快收入上大增 （大学的创收渠道在毕业后的几年得到了快速提升）；同时如果想出国留学，那么去大学无论在提升学历的便利上，还是在出国的信息和渠道上都远远大于去企业。但是人生就是这样常常作弄于你，当你面临选择的时候，你往往很难做出最佳的选择；但是我这个人从来不愿对于自己作出的选择后悔，决定一旦作出，我就不再左顾右盼，剩下的就只有一往无前了。

虽然，在国营企业的工作和生活渐趋安定，可是并未消除在国营企业遇到的种种不愉快的经历–国企人际关系的盘根错节、干部选拔的任人唯亲；各级干部的欺上瞒下、利欲熏心、权钱交易、生活作风糜烂；同事之间为了利益争夺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各种手段无不用其极，甚至于谩骂或者大打出手也在所不惜。

我一直在探寻能够让自己彻底摆脱自己感觉有些失败、有些懊悔的现状的道路，当我听说一位朋友的朋友，单身多年最终下苦功考了托福和GRE准备出国了，我好像在漫长的、漆黑的隧道里前行，突然看到了远处的一盏明灯。于是，我约他好好长谈了一番，并了解了他出国之路的种种步骤。我马上买来了托福的种种教材和录音带，参加托福培训班，梦想着留学美国之路。我参加了托福考试，申请了美国三所学校，可是托福成绩却不够理想。同时我也了解到没有奖学金，就需要经济担保人，可是上哪里去找经济担保人呢？眼看留学之路即将搁浅，1999年8月的一天，我忽然在本地的报上看到一则移民中介的广告，大意是说本科毕业生可以专业技术人员的身份移民加拿大，并且移民成功后可以继续在加拿大学习深造。我刚开始和妻子商量移民一事时，她坚决反对；好在我表达了我决心趁自己还算年轻、打算去国外拼搏一番的想法后，我的父母以及岳母都表示支持。于是，我在瞒着妻子的情况下和移民中介签订了委托办理移民的协议，并在我父母的资助下付出了第一笔签约的费用。值得一提的是，那时候在内陆城市的重庆，和沿海城市相比，打算出国的人几乎寥寥无几。幸运的是，我早在1996年左右，成为了当时朋友圈内几乎是第一个上网的人，虽然那时候还是拨号上网，但是互联网成为了我联络外界、了解各类信息、特别是移民信息的的重要工具。我1999年成为多伦多“华枫论坛”的注册用户，通过和网友在线交流和浏览网上帖子等了解了很多关于技术移民的进程以及新移民在加拿大艰难创业的点点滴滴。

几个月以后，妻子看到了我办理移民加拿大的坚决态度之后，终于伸出了援助之手。虽然申请时，移民中介承诺一年内就会让我拿到面试通知，可是我的移民之路却远非想象的那么顺利，我从1999年９月递交申请，到最后在2003年春节拿到移民签证，耗费了将近四年之久，中间经历了移民新法实施，移民申请积压严重、审批时间旷日持久的考验，911事件对移民审批的影响，个人事业和家庭生活因为遥遥无期的移民申请而不可避免的备受煎熬。好在自己的不轻言放弃和家人朋友的大力支持，最终在2003年4月20日，就在中国大陆非典疫情的警告持续升温的时候，我们一家三口终于如愿以偿拿到的移民签证并且义无反顾地登上了通往枫叶之国的航班。

像所有的新移民家庭一样，刚开始我们都曾经经历了种种难以想象的艰难，在落地温哥华的第一个月，我就经过朋友介绍去了一个华人餐馆洗碗和帮厨，后来又去建筑工地做零工，以及去西人食品厂打工等，一年多后终于去了向往已久的大学读了两年书拿到了硕士文凭，毕业后才找到了一份专业工作。面对困难，我们始终坚持许三多式的“不放弃、不抛弃”，渐渐地感觉眼前的道路越走越宽，并且开始喜欢并享受着加拿大的民主和自由的气氛、清新的空气以及清洁的环境。

后记

记得一位不知名的诗人这样描述40岁：“如果把人生比作一坛酒，那么四十岁是最好的一个年份；四十岁是个中转站，青年和中年在这里筹备交接仪式；四十岁是最绚烂的阳光，经历了艰难的爬升，终于可以俯瞰大地；四十岁是预赛之后的决赛，第二轮起跑的枪声将响，已经积蓄了足够经验和教训的我们，除了跑出自己的最高水准，再也用不着动别的念头……”

再过几天，就是我的四十岁了，说实话内心感慨良多。抚今揽昔，我这四十年中也经历了人生的许多坎坎坷坷和种种意想不到的事情，但我从来没有轻言放弃自己的追求和肩上的责任–以自己的勤奋工作来改善家庭的生活，同时认真尽到作为丈夫、父亲、子女等多重身份的职责。人到四十，时间终究是有点紧迫了，意味着不能再随意挥霍时间，人生再也经不起大的折腾。一个成熟的男人最终应该要彻底摆脱一切不切实际的幻想，踏踏实实地过好自己的每一天，要学会用成熟的眼光和一颗感恩的心看待工作和生活，对家人、朋友和他人要更多一些宽容和忍让，要懂得珍惜所拥有的亲情、爱情和友情。

最后，我很想借此感谢我的爸爸妈妈和两个哥哥、一个妹妹，感谢他们这么多年来一如既往的关心和爱护；同时更要感谢我的太太，是她自和我结婚以来表现出的忍辱负重、 相濡以沫、互敬互爱一直感动着我、激励着我，陪我度过了人生的一个又一个的低点和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