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中共中央在为钱学森举行的颁奖仪式接近尾声时，钱老忽然话题一转，谈到了他的夫人蒋英：“我们结婚44年的生活是很幸福的。在1950年到1955年美国政府对我迫害期间，她管家，为此付出了巨大牺牲；蒋英是女高音歌唱家，她与我的专业相差很远，但，正是由于她为我介绍了音乐艺术，使我丰富了对世界的深刻认识，学会了广阔的思维方法……”钱老对夫人一往情深的这一番话，得到在场人的热烈掌声。

过继的妹妹，曾改名钱学英

钱学森的父亲和蒋英的父亲蒋百里都是前清秀才，又同是留日学生，回国后都在北京供职，因此两家来往甚密。只有一个独生子的钱均夫提出要蒋家三女儿、5岁的蒋英到钱家做闺女。蒋英从蒋家过继到钱家是非常正式的，蒋钱两家宴请了亲朋好友，蒋英的名字也改为钱学英。但不久，蒋英父母舍不得，又要了回去，钱家提“条件”–“现在是我干女儿，将来得给我当儿媳妇。”

蒋英颇有音乐天赋，1935年随父到欧洲考察，1937年考进柏林音乐大学声乐系。钱学森1935年赴美留学，和导师冯-卡门共同开创了举世瞩目的“卡门–钱学森公式”，从此钱学森的名字传遍世界。

十余年未见，回国喜结连理

一个在美国苦攻航空机械理论，一个在欧洲畅游于声乐艺术的海洋之中，10多个年头，钱学森与蒋英彼此没有来往。1947年，钱学森和蒋英不约而同回到祖国。年已36岁的钱学森开始了对蒋英的追求。

1947年夏天，钱学森与蒋英在上海喜结良缘。当年9月26日，钱学森与蒋英赴美国波士顿。

蒋英来到美国的头几年，钱学森去美国各地讲学或参观的机会比较多，每次外出他总忘不了买一些妻子喜欢的礼品，特别是各种新的音乐唱片。在他们家中，各种豪华版经典的钢琴独奏曲、协奏曲，应有尽有。多年之后，当蒋英忆及往事，依然回味无穷地说：“那个时候，我们都喜欢哲理性强的音乐作品。学森还喜欢美术，水彩画也画得相当出色。因此，我们常常一起去听音乐，看美展。我们的业余生活始终充满着艺术气息。不知为什么，我喜欢的他也喜欢……”

五年软禁中相濡以沫

在美国工作的10多年间，钱学森为美国航空和火箭技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950年8月，得知钱学森要回国，美国当局将其软禁，特务时时监视。整整5年失去自由的生活并没有消磨掉钱学森和蒋英夫妇返回祖国的坚强意志。而蒋英则像一名忠诚的卫士，和联邦调查局的特务进行无畏的斗争，全力保护钱学森，让他有个研究科学的小天地。

整整五年的软禁生活，并没有减损钱学森和蒋英夫妇回国的决心。在这段阴暗的日子里，钱学森常常吹一支竹笛，蒋英则弹一把吉他，共同演奏17世纪的古典室内音乐，以排解寂寞与烦闷。虽说竹笛和吉他所产生的音响并不和谐，但这是钱学森夫妇情感的共鸣。为了能随时回国，当然也为躲避美国特务的监视与捣乱，他们租住的房子都只签一年合同，五年之中竟搬了五次家。蒋英回忆那段生活时说：“为了不使钱学森和孩子们发生意外，也不敢雇用保姆。一切家庭事务，包括照料孩子、买菜烧饭，都由我自己动手。那时候，完全没有条件考虑自己在音乐方面的钻研了，只是为了不致荒废所学，仍然在家里坚持声乐方面的锻炼而已。”

在蒋英和亲朋好友的关怀劝慰下，含冤忍怒的钱学森很快用意志战胜了自己，他安下心来，开始埋头著述。一册《工程控制论》和一册《物理力学讲义》，便是蒋英与钱学森贫贱不弃，生死相依的笃爱深情的结晶。

科学与艺术相辅相成

在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下，1955年10月8日，钱学森和蒋英带着他们六岁的儿子永刚、五岁的女儿永真，回到了日夜思念的祖国。回国后，蒋英的艺术才华又焕发出来了，她最初在中央实验歌剧院担任艺术指导和独唱演员，后来到中央音乐学院任歌剧系主任、教授。

蒋英非常热爱自己的事业，非常热心音乐教育工作。20世纪50年代初磁带式录音机还未问世，蒋英和钱学森从美国带回来的惟一的奢侈品就是一台钢丝录音机。蒋英便把它拿去用于教学工作，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整个70年代，我国每次发射导弹、核导弹和人造卫星等，钱学森都要亲临第一线，在基地一蹲就是十天半月，甚至一个月。当时保密要求十分严格，钱学森出差在哪里，干什么，从来不对家人讲。有一次蒋英在家里一个多月都得不到丈夫的音讯，她不得不找到国防部五院询问：“钱学森干什么去了，这么长时间渺无声息，他还要不要这个家了？”五院的同志和颜悦色地告诉她：“钱院长在外地出差，他平安无恙，只是工作太忙，暂时还回不来，请您放心。”蒋英听了心里有数了，具体事情也不再多问了。

有人曾请教过这样一个问题：你俩一个在科学上、一个在艺术上都达到高峰，共同生活了五十多年，这科学和艺术是怎样相互影响的呢？钱学森对这个问题作了明确的阐述：“蒋英是女高音歌唱家，而且是专门唱最深刻的德国古典艺术歌曲的。正是她给我介绍了这些音乐艺术，这些艺术里所包含的诗情画意和对于人生的深刻理解，使我丰富了对世界的认识，学会了艺术的广阔思维方法。或者说，正因为我受到这些艺术方面的熏陶，所以我才能够避免死心眼，避免机械唯物论，想问题能够更宽一点、活一点，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也要感谢我的爱人蒋英同志。”

共同的艺术情趣是蒋英和钱学森相互关怀、相互爱恋的沃土。即使在20世纪50年代遭受美国政府软禁的艰难岁月，夜晚，当孩子们入睡以后，有时他们也要悄悄地欣赏贝多芬、海顿、莫扎特的交响曲，感受那与命运顽强抗争呼唤，乐观地面对人生，这也许就是贝多芬所要证明的：“音乐是比一切智慧和哲学更高的启示”。

在回国以后的四十多年里，每当蒋英登台演出，或指挥学生毕业演出时，她总喜欢请钱学森去听、去看、去评论。他也竭力把所认识的科技人员请来欣赏，大家同乐。有时钱学森工作忙，蒋英就亲自录制下来，放给他听。如果有好的交响乐队演奏会，蒋英也总是拉钱学森一起去听，把这位科学家、“火箭迷”带到音乐艺术的海洋里。钱学森对文学艺术也有着浓厚的兴趣，他所著的《科学的艺术与艺术的科学》出版时，正是蒋英给该书定了英译名。

蒋英教授对科技事业、科学工作者的艰辛十分关心和理解，她曾以巨大的热情，不顾连续几个月的劳累，参与组织、指导一台大型音乐会–《星光灿烂》，歌唱航天人，献给航天人。

蒋英和钱学森的日常生活也充满了艺术情趣，他们努力把科学和艺术结合起来。每逢星期天，如果天气好，他们总是带着孩子一起去郊外野游，到公园散步。香山、碧云寺、樱桃沟、颐和园、景山、北海，以及故宫、天坛、长城、十三陵，都留下他们的足迹和身影。

1999年7月，中央音乐学院在北京隆重举办“艺术与科学–纪念蒋英教授执教40周年学术研讨会”，以及由蒋英的学生参加演出的音乐会等，88岁的钱学森因身体原因不能出席，他特意送来花篮，写来书面发言，让女儿代为宣读，以表达他对蒋英的深深的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