猜测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未来，已成为一件时髦的事情。随着美元汇率过去6个月平均下跌10%，分析师已倾向于青睐以下两个结论之一：一些人提出，由于你无法用无替代有，因此美元的全球地位可以得到保证。其他人则认为，目前美国的中期前景与美元的这一地位不符。

由于存在许多后危机问题，现实情况更为复杂。这不仅是因为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元将陷入两个极端之间某个不确定的位置，而且还在于美元是一个更大问题的一部分，与美国作为一系列全球公共产品唯一供应商的作用日益增强有关。在全球体系需要此类支柱之际，这种不确定性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政策问题。

几十年前，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指出了5种支持增长导向型全球经济的公共产品：(1)作为最后的消费者；(2)协调宏观经济政策；(3)支持稳定的汇率体系； (4)作为最后的贷款者；(5)提供反周期的长期贷款。金德尔伯格如今以《狂热、恐慌和崩溃》(Manias, Panics and Crashes)一书的作者而闻名。

在如今全球化的金融界，我们应该再增加两种产品：提供零风险（真正的AAA级）资产，成为其它工具和活动的基准；提供深入且可预期的金融市场，其它国家能够利用这些市场改善其金融中介流程。

在此次危机前夕，美国是所有这些公共产品毋庸置疑的供应商。但由于此次危机发源于全球体系的核心而非边缘，几乎每样产品都变得更为无力。因此，有两个政策问题需要解决：首先，哪些公共产品可以恢复，哪些可以合作提供以及那些需要取代；第二，这一切如何实现。

关于哪些产品可以恢复的问题，重建美国金融市场的可信性和可预期性，需要规划合理的金融监督改革，同时需要启动一个可靠的中期计划，以控制预算赤字，限制美国政府债务的增长。

关于哪些公共产品可以合作提供的问题，20国集团(G20)扩大后的新角色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改革议程，突显了全球宏观经济政策管理多么希望变得更具包容性。这是积极的。然而目前尚不确定，这些论坛是否足以化解政策分歧，说服政府承担共同责任。

我们还应预料到，未来几年会出现更多关于新型储备资产的讨论。尽管这场讨论将包括超国家工具（例如特别提款权的作用扩大），但更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是人民币等货币的更广泛应用。这些选项不会取代美元的中心作用，而会添不美元的空白。

有一种公共产品需要取代：即美元作为全球增长引擎的关键角色。这种角色现在受到美国家庭债务的拖累。可持续的全球经济需要其它重要的内部需求来源，尤其是来自历来注重出口驱动型增长的中国等经济体。

这些改革的实现方式至关重要。一个风险在于，关键参与者会抵制这些长期变革，试图重新构建一个不再适合后危机现实的过时体系。另一方面，大国可能会自行其是，摒弃有效的政策协调，转而青睐更具国家主义色彩的举措，例如激进的汇率管理或贸易和金融保护主义。

防范这些风险的最强大武器，是提早发现和协调行动。主要经济大国必须根据全球经济的变化，形成自己的预期和政策战略。它们还必须以扩大全球公共产品供应的方式，积极管理国内和多边层面的政策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