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国家，年轻叛逆者的数目正在如此迅速地扩张，就像美国‘垮掉的一代’和嬉皮。他们已经有了他们自己的名称：另类。”这是2004年的《时代》周刊择选春树为封面人物时做出的评价，韩寒当时也被列入这个群体之中，并将他驾车出行的场景放在了文章开头。

他有很多“先锋之举”–在徐静蕾的电子杂志《开啦》上面开设性专栏；在和唱片公司签约时，定下“苛刻”条款：不必四处搞推广不必配合搞宣传；除了从报刊了解资讯外，基本不再看别人的作品，“我不看文学史，我就是文学史啊”。典型的韩氏回答。

但韩寒坚持认为，其实自己一点都不叛逆，“只不过别人说什么的时候，习惯性的去想，不一定，为什么。”他的朋友路金波也曾经评价他，韩寒从17岁就扛着“叛逆”这个标签，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标准的好青年–基本不抽烟喝酒，从来不去娱乐场所，逢人就说“好的呀”。

“另类、叛逆，那只是一种表面的假装与众不同。至少我会在30岁前结婚，并宁愿受其管束，现世安稳，这已够传统。”韩寒说。

这种传统还体现在，如今韩寒留给陌生人的主要接触通道，是公布在博客上的一个邮政信箱。他发现那些给他写信的人，是真的明白他在说什么的。

以赛车这种极速运动为职业的韩寒，却过着一种远离都市的慢节奏生活。在他和陈丹青的一次交谈中，提到家乡老屋可能面临的拆迁命运时，甚至表现出一种诗意的沉溺。

他家的房子在上海金山亭林镇，过去一到假期，他最热衷的事就是到河边钓龙虾。如今没有比赛的时候，他大部分的时间也会待在老家。有一次，他在路边摆摊卖自己钓上的龙虾，一对父子来买，临走时父亲对儿子说，要是不好好学习，以后只能干这个。多少为了赌气，韩寒特意开上好车追了回去，让那位父亲看看，不读大学也能有出息。

“写文章如同赛车”

这两年，文坛倒是不寂寞的。当然，就连“文坛”这个字，在韩寒眼中也是不恰当的称谓。“什么坛到最后也都是祭坛，什么圈最后也都是花圈”，韩寒再次语出惊人。

一些人不得不承认韩寒在文字上有所造诣，却看不惯他身上的狷狂之气。一些老派作家甚至担心，不合常规的成长路径，对作协体制的攻击批评，会影响到这个后生晚辈的前程。

两年前的韩白之争，剑拔弩张，气势汹汹。陆天明、陆川、高晓松，很多人都被有意无意的卷入其中，人们第一次感受到网络的喧嚣与锋利。

关于这场针锋相对的论战，韩寒认为不过是一场“乌龙事件”，“不是我在骂别人，而是别人在骂我”。只是到后来，事情的发展越来越超过他的控制，他被鼓噪的媒体和盲动的网民捧着架着，连连回应。

这种盲动表现为，一些人没有耐心和兴致去关注谈论的内容，而只是一心捍卫偶像。陆天明最终深感惋惜地停了博客，声明虽然自己在其中受到伤害，但将这一事件当作公共表达的一次演习。韩寒也承认，“现在看来，可能很多话是没必要加的”。

与此同时，韩寒也开始了与作协的连番对垒–从2007年底提出“作协是可笑的存在”，继而讥诮河南作协副主席郑彦英的作品《从呼吸到呻吟》是“标题党”，而一句“如果当作协主席，下一秒就解散作协”，更招致了同为作协副主席的谈歌针锋相对的发言–“如果我是韩寒父亲，下一秒把他掐死”。

事实上，韩寒和作协的辩争，也并非孤身作战。文坛中对作协的不满可谓比比皆是，曾经有作家说，举凡取得些成就的作家，大抵是远离作协体制或者在其中处于边缘的；一旦当官了，基本上就等于文学自杀。在一定程度上，韩寒似乎有点像《皇帝的新装》中那个小孩，直指痛处给人去看。

2008年，韩寒以一篇《驯化与孵化》为这件事情做了总结陈词。梁文道曾经分析说，从半年前提出“应当解散作协”到这篇文章中结尾写道，“在这个时代，作协不起什么作用，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这种论调的变化，实际上是一种“不抱太大指望”的妥协。香港岭南大学的沈双教授也认为，这篇文章绵里藏针，有理有利有节，“比起两年前的发论，韩寒要成熟许多”。

这一年，韩寒开始突破文坛的边界，以博客为载体，对公共事务的诸多领域“说三道四”，词语讥诮，话锋犀利。比如针对“抵制家乐福”事件，他说“抵制家乐福其实挺没有出息的，这种行为像是赶集”；最近又发表“必须抵制法国货”，认为抵制毫无意义；而他为莎朗斯通的“开脱”，更招致了潮水般的骂声。

这些观点之所以受到如此多的回应，正因为这个社会在一些基本价值判断上缺乏共识。这需要更多的交流、对话、融合。所以，无论赞扬还是批评，甚至谩骂，韩寒坚持从来不删除留言。

这个时候，他认为自己的身份是“公民韩寒”。（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