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围城》所讲述的故事，是1905年10月15日孙中山先生前往香港，清政府派遣众多杀手伏击，香港几十个来自各行各业的志士则群起保护中山先生。

这样一个故事若从历史的具体事实来看，是不真实的。但从中山先生一生革命实践所遭遇的艰难险阻、颠沛流离，则又有其真实性在。

说不真实，是因为孙先生此行，是从日本横滨出发，经上海、香港，目的地是越南。经过香港时，行程相当隐秘，同盟会的骨干分子登船晋谒，孙先生为他们主持了同盟会宣誓仪式。随后就开船去西贡了。并未发生电影渲染的惊险追杀等场面。

说电影是真实的，则是因为中山先生的革命实践，所遭遇的惊险场面，较之电影，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

中国新闻网引述首都师范大学历史教师迟云飞针对《十月围城》的评述，他说：“历史上的晚清朝廷没有系统组织过针对孙中山的刺杀活动，相反，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对不少清朝重臣进行过系列刺杀。”

这个评说太不严谨。事实是，清廷以下愚之智而司国家政治，一有异动，辄开杀戒，法律条款，徒具文尔。慈禧太后不但斩杀了力图变法的谭嗣同等六君子，对康有为、梁启超的通缉追杀直至她寿终正寝，都从未取消过。

对孙中山先生则早有暗杀之心，早在1898年10月13日，掌广西道监察御史杨崇伊即奏请清政府暗杀先生。在奏折中，他把康、梁也归为孙中山羽翼，认为“孙文尚在，祸机未已。”“康梁避迹，必依孙文，此人不除，中华无安枕之日。”以康有为、梁启超，而归诸孙中山羽翼，实判断大误，但其心之惶悚可见一斑。该奏折呈西太后密收，指出暗杀机会并杀手人员，自荐指挥一切，其秘密程度，“即军机大臣亦勿宣示”（《孙中山年谱长编》165页，中华书局）。进入民国，政权为袁世凯所把持，1914年3月下旬，袁世凯又密令两名刺客前往日本，企图暗杀孙先生，亦未得逞。直至1924年，中山先生北上北京，经停上海时，还险遭敌人暗杀。当时有袁世凯的残余势力，准备在码头行刺，情报被民智书局工作人员探悉，向先生卫队长马湘密报，马湘即率卫士多人，在先生步出轮船时持枪左右前后护卫，登车后也同样环绕警戒，同时淞沪护军使卢永祥亦派有大队军警在码头一带布防拱卫，终令刺客阴谋破产。

同盟会从初期的酝酿阶段，直到辛亥革命，中间不知经过多少次的困难，多少悲观，多少次的失败，如黄冈之役、钦廉之役、河口之役、镇南关之役、惠州之役，尤其当1911年黄花岗起义失败后，黄克强（黄兴）先生急切为死难党人报仇，欲躬行暗杀，黄兴致巴达维亚华侨书报社同人：“自三月事败，弟愤同事诸人之畏缩，以致徒伤英锐之同志，故愿专事暗杀一方面。”（《黄兴年谱长编》，205页）所以，前面引述迟先生所说：“相反，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对不少清朝重臣进行过系列刺杀。”这是一种对清廷大开杀戒的硬性反弹。辛亥志士诗云“满腔热血浸黄土，化作杜鹃唤国魂。”这是他们的出发点，与清朝廷的镇压具有性质上的根本不同。

中山先生以他的学养、识见、修为、口才、敏悟、大气、坚忍、勇毅、平和，综合造成一种极富魅力的人格形象内涵。在世界各地奔走革命期间，影响吸引各阶层人士，所在多有。1909年在美国巴蒙演讲足足演说三个多小时，听者多感动泪下。宴会上，当地侨领及致公党首领簇拥着中山先生，推他坐首座；当时，有一位青年，跑到他跟前，恭敬叩头说“我要跟随先生，替先生挽皮包！”中山先生说，革命是要杀头的，你有这个胆量？青年答曰：“杀头！我不怕！”这个青年就是现代国术家、技击家马湘先生，他是加拿大华侨领袖的子弟，1915年回国讨袁时，正式跟随中山先生，先后担任卫士、卫士长、副官等职，至孙先生在北京病逝为止。

明年就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了，如果要想拍摄动作电影，又与史实不相违背，不妨从中山先生各时期的多名忠诚卫士入手，除马湘外，还有郑卓、黄惠龙、卫立煌、雷彪、姚观顺、丘堪、周振强……更早的还有自然门巨擘杜心武和大刀王五……这群时代的健儿，不但武功了得，有的堪称武功盖世，属海内顶尖国术大师，且于军事学深有心得，有的通晓英文、法文，亦会开汽车和轮船，更与江湖社会深相结纳，说他们是那个时代的“007”毫不为过。从他们的生涯和毕生的事功出发，必有许多惊险的情节、感人的故事，可以作为影视艺术的丰富原料，等着电影人去发掘、去开拓。（伍立杨）